西方文论史

德·曼，米勒、哈特曼与布鲁姆四位美国解构批评家，常被称为“耶鲁学派”，其学术理路既相通，又不乏差异和个性。他们关于文类、文学、批评、理论、修辞、叙事、阅读、文学史、意义、伦理、政治等重大问题皆有独到思考，对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本书深入探究了解构批评家们这些极富洞见的理论观点与批评实践。

《小说新报》（1915—1923）是民初市民作家（即所谓的旧派作家或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一个大本营，是持续时间较久（9年），发行期数较多（共94期），发行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大型通俗文学刊物，具有代表性。本书摈弃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冲击——反应模式”，采用“自感——反应模式”，突出“内源性”而非“外源性”。全书包括《小说新报》与民初长篇小说的正统性及其变革、《小说新报》与民初短篇小说

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是中国诗歌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本书试图对这一时期的叙事诗进行系统的梳理。全书确定叙事诗的内涵，分析叙事诗产生的原因以及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等不同阶段的叙事诗的基本情况。围绕不同时期叙事诗发展的内在理路，就热点与焦点问题展开研究，描述与把握这一阶段叙事诗的演进轨迹。并借鉴西方的叙事理论，从叙事模式上总结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

本书以部分具有音乐性的中国现代小说为考察对象，从隐性音乐性与显性音乐性层面，试图以跨艺术的视点来敞开小说与音乐之间的微妙关系，理解这两种艺术互为创造和批评的参照时彼此之间的重叠与落差，从而在这些重叠与落差的缝隙背后，介入人性、文化与艺术的深层解读。书中小说的音乐性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是一种把握和理解作品、乃至世界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任何有机生命形式的内在深层结构。

本书由两部分构成，上篇是《诗经》通论，首先，从学术史、文化史、文学史的角度，考辨《诗经》的作者、时代、地域、结集、流传等基本问题，研读《诗经》的主要内容，审视《诗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论述《诗经》的文化精神和艺术成就，梳理了先秦至近代《诗经》研究的内容、特点和价值，重点分析了《诗经》的公案、谜案、悬案。其次，从地域文化和文学地理的视野，探讨了《诗经》“二南”与汉水流域文化的关系，以及《诗经》跨学科

在古代文明世界中，印度和中国一样，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国。它产生了印欧语系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宏伟的两大史诗，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精美的抒情诗、叙事诗、戏剧和小说，以及独树一帜的文学理论体系。本书概述自公元前十五世纪至公元十二世纪的印度古代文学，即吠陀时期、史诗时期和古典梵语文学时期的文学。其中，梵语文学是主流，也包括巴利语和俗语文学。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理论的系统总结之作，说理透彻，文笔精妙，身为中国的读书人，不可不细读之。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源流，经过，和它的意义，据周作人所知道所见到的，加以说明。“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

清人叶昌炽发凡起例，创作《藏书纪事诗》，专为古代藏书家立传，开创“纪事诗体藏书家传”这一书体。该书流行百年来，续作不断，主要有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周退密和宋路霞《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以及蔡贵华《近代扬州藏书纪事诗》等。本书以上述各书为研究对象，内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文献篇，分别论述各书的创作经过和特色。下编为研究篇

本书以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为方法，进入马华社会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星洲日报》文艺副刊（1988-2009年）空间，从传媒与文学的关系角度探讨二十年间马华文学思潮在主体性建构焦虑中由“马华文学”向“文学马华”的审美嬗变。在这种审美形态的转换中，文艺副刊始终作为马华文学权力场域隐形的结构性力量介入和干预其中。而由于“小文学”的马华文学主要栖身在以文化为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