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家外交决策

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就“一带一路”建设组织中外专家学者开展中外联合研究形成的成果，来自俄罗斯、埃及、巴基斯坦、美国、马来西亚、土耳其、新加坡、印度等22个国家30多位国外学者和30多位国内专家就“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全球新形势和新挑战、“一带一路”建设与多领域合作、推进“一带一路”的对策建议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研究，为了解“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挑战、国际合作进展和实施建设的行动概况等提

本书在分析全球安全治理的新态势的基础上，从全球网络安全治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全球卫生安全治理、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全球生态安全治理、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全球舆论安全治理和全球智能安全治理等方面展开，探索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以构建“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道路。

在菲马科斯政府时期，美菲同盟关系经过“M”型的起伏变化，两国在越战、军事基地谈判、同盟条约适用性等方面存在矛盾分歧。美国采用承诺或削减安全义务、援助奖励与援助制裁、政治渗透等同盟管理手段，迫使菲马科斯政府履行同盟义务，成功主导同盟关系。菲政府在同盟关系中更多扮演追随者和搭便车者角色，陷入“被牵连”和“被抛弃”的同盟困境。同时，菲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其采用同盟反制手段，共同推动同盟关系的发展变化。

印度与中东（西亚）是人类古代文明的两大发源地，两者山水相连，文明交往高峰迭起，经年不断。20世纪以来，印度与中东国家面临殖民压迫和统治、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等严峻挑战，努力谋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经过多年积累，21世纪的印度与中东国家关系呈现出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四角齐全”的崭新格局，全面发展双边关系成为双方有效应对当今世界格局变化和秩序重构的理性选择。印度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维度

近年来，世界主要力量纷纷与中亚建立“5+1”合作机制，这一新的多边合作模式成为中亚多元化外交的标配。五国将此作为地区博弈的重要砝码，域外力量则希望借此扩大对中亚的整体影响。西方与中亚“5+1”合作机制建立时间早、覆盖领域广，发展成熟，是各自中亚战略的主要实施工具。本书梳理了日本、韩国、欧盟、美国与中亚“5+1”合作的基本形式、主要内容、政策目标，对其战略本质和共有规律进行了总结。中国与中亚的“5+

《中外关系史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21年创办，李兴教授任主编，陈奉林教授任副主编，立足于本土资源与全球史观，以东方区域和世界视角，致力于中外关系史研究与整体推进，反映中国外交和中外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社会关系等研究的前沿与动向，探讨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打造世界史和中国史融通的学科交叉平台，培养中外东西博通的专门人才，推动中国的中外关系史、国际关系史、东方外交史、世界史和区域国

本书在国际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探讨中日关系的演进发展，既重视冷战格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又观照中日两国的现实诉求，认为中日两国蕴含着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全书对中日关系恢复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做了深入分析，尤其是对中国提出的“以民促官”和“求同存异”做了系统探讨，认为它引领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求同存异”体现了中国在对待中日双边关系重大问题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以及战略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

在民国外交史上，“英美派”外交官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本书将“英美派”外交官置于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全局视野里，考察这个群体产生的内外环境，探讨“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关系，及其在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揭示“英美派”外交官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及其与国民党高层政治之关系，进而审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为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中国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基础是中华文明中的和合文化，超越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等，既是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道义担当，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客观需要。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更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实践，文明交流互鉴则是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人文基础与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