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模式研究

公众安全感和政府信任是政府与公民关系中的重要变量，准确把握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关联关系，是深刻理解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辩证关系的枢纽，也是厚植党的执政基础、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关键环节。为系统把握公众安全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本书探索建构了测度当代中国公众安全感和政府信任的指标体系，以抽样调查获取一手数据资料，借助统计计量的相关性分析、因果机制分析和过程机制分析，在实证意义上揭示公众安全

目标无处不在，组织和个人都会设立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目标。中国各级政府重视目标责任考核，并建立了目标治国体制。目标治国体制既令各级政府铆足了劲发展经济，也导致数据注水、短期主义和本末倒置等负面行为。不理解目标治国的过程与特征，就无法理解中国政府的行为逻辑和治理绩效。本书通过历史追溯、国际比较、案例研究和定量分析，系统研究了目标治国的起源、特征、过程与影响，刻画和解释了目标治国的前因后果。

本书从政府先沿海后内陆的经济发展战略、公共财政投入偏差、社会矛盾的优先解决顺序、人口流动、农民的个体劳动关系特征、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初次收入分配差距等多视角分析社会保障经济公平非均衡发展的影响因素，并引入地理因素的空间相关分析。同时借鉴美国、德国和日本3个国家社会保障从非均衡到均衡演变的发展历程，总结规律。

精准治理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方法论、实践论意义。本书以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街道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经验为个案，超越了以往仅把镇街域视作市县域社会治理研究的附属问题的做法，率先把镇街域社会治理作为研究对象。镇街域社会治理是精准治理方略的真正落脚点。镇街是国家治理研究的活化石，每个镇街都经历了承包制、单位制、项目制、科层制，以及网格制等的历史变革。网格制在基层社会治理变革中具有一

本书以基层政府治理实践为内容，着力探讨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问题。研究发现，当前基层治理存在“弱治理”和“强治理”的两极分化状态。“弱治理”主要是指涉及民众日常生活小事的治理，由于这方面的治理不能显示政绩，因此不被县乡党政领导重视，而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又常因科层制的惰性而无法企及，使得这些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小事得不到治理。“强治理”是指涉及政绩和上级问责的治理事务，如专项整治、争资跑项、城镇建设等，由于

本书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大背景出发，结合典型地区和典型工程调研，分析水库移民问题症结所在；结合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及城乡互动关系变化，在城乡关系相互交融的情况下，分析移民对土地、就业、财产的认知和需求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现行政策的影响；从政策适应和需求的角度，提出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相适应的水库移民政策创新框架以及实施步骤、措施，为政府水库移民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本书基于乡村立场、乡村价值和乡村利益，依据数字治理理论、精明增长理论、内生发展理论、敏捷治理理论、系统治理理论，从技术维度、发展维度、人本维度、效能维度、边界维度来构建数字乡村治理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本书重点剖析数字乡村治理与经济提质增效、数字乡村治理与政治秩序重构、数字乡村治理与文化传承发展、数字乡村治理与生态环境美化、数字乡村治理与社会权益保障等内容，探析数字乡村战略落地中的不同作用方式、

本书聚焦居委会行政化议题，从居委会的历时变迁、结构运作与现时互动所编织的“真实网”出发，追踪和辨析基层社区场域中的力量，以及在此影响下居委会的角色扮演、行为选择和互动策略。本书发现，居委会行政化是历史积淀、现实情势和制度建构的非预期后果，存在“三重面相”：缺乏政治、文化、历史等诸多社会因素的捭阖互动与历史性流变，居委会的产生将是不可想象的；居委会在发展中存在行政权力在基层社区的生产与再生产，即居委

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通过对广西一个乡村社会的定性研究发现，多元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良性互动，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有机融合，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复合叠加形成的“复合治理”，为乡村社会实现有效治理提供了可能。这种集科层治理和简约治理的优点为一体的“复合治理”，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