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百货公司的争鸣(3)

此前马应彪已经于1912年在广州建成一座5层高的百货大楼，耗资40万港币。这一次进军上海，他专门拨款60万港币。后来为与永安竞争，大楼越建越高，所需资金也越来越多。不断在香港招股集资，最后建成竟然耗去200万港币之巨，整整是广州先施5倍。

郭氏兄弟也盯上了这个地段。

1915年7月，郭泉与四弟郭葵拍马赶到上海，行至南京路日升楼地段，同样认为这里最具开发潜力，但他们弄不清路南、路北那一侧人流多，郭泉想出一个办法，命两人一早开始分守南北两侧，过一个路人便取一粒豌豆放入口袋中，到晚上再统计数目，一连数日，最后统计发现路南人流大，于是选定南京路南侧开店。对面就是热火朝天的先施工地。

郭泉选定的这块地皮当时属于犹太籍地产商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的资产。哈同人称“地皮大王”，精明强干，看到郭氏兄弟对这块地皮情有独钟，哈同便有恃无恐，提出了异常苛刻的条件，比如两年内以十五万两白银建造房屋、并需在哈同指定的外国建筑师监督管理下建造、建成后向哈同认可的保险公司缴纳水火保险，租约期满后土地与其上房屋建筑一并收回等等【转引自《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一期（P42-P61）摘录的王有枚、缪林生所著《上海永安公司史料》一书】。

按照哈同的报价，这片地皮每年的租金高达5万两白银，比先施高出近一倍。但永安公司显然也看中了这里的发展潜力，不希望先施百货一家独占。为了占据地利之便，郭泉大笔一挥，签订了30年的租约，从1916年4月1日算起，到1946年4月1日终止【转引自《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一期（P42-P61）摘录的王有枚、缪林生所著《上海永安公司史料》一书。据该书介绍，1946年3月租期满后，永安支付给哈同120.5万美元，出资买下这块土地和其上建筑。而据《上海经济史话》第一辑（1963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P42，赵懿翔所撰《哈同与哈同花园》一文记录，哈同于1900年买进这块地皮时，仅花了1.8万英镑】。

先施从1914年开始在南京路修建百货大楼，1915年听闻永安跟了过来，连忙派人打探消息，探知永安准备建造一栋6层的商业大厦，于是临时改变规划，从5层增建到7层。得知此事，郭氏兄弟遂决定加盖一层塔楼，比先施高出丈许，取名“绮云阁”。先施方面收到情报，又在楼顶紧急增建一层塔楼，命名“摩星楼”。由于无法继续加盖，这场高楼竞赛便以先施获胜告终。

1917年10月20日，先施百货大楼竣工，一举成为南京路上第一高楼，时称“中华百货第一楼”。

先施之前，上海已有四家英国人开办的百货公司——惠罗、福利、泰兴、汇司，不过它们都是面向洋人和富有华人，商品价格奇高，普通市民根本不敢问津。先施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百货公司，面向全体市民，“经营高、中档洋货”，共计万余种商品，此外还提供酒店、餐饮、娱乐等多样化服务，不仅“华人惊为此前未有之大观，即西人亦叹为观止”【引自先施公司官网所刊载的先施公司编撰《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民国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印刷工厂承印】。

当日，先施开业典礼上，沪上名流士绅济济一堂，马应彪迎来送往、春风满面。郭氏兄弟作为同乡也受邀前来，亲眼目睹了上万民众对百货公司的热情。最后，他们的目光掠过汹涌的人流、流光溢彩的珠宝首饰、琳琅满目的商品百货，穿过玻璃橱窗，投向对面在建的永安大楼……

“先施马、永安郭”

先施开业在先，刚好给永安提供了参考借鉴的样本。一年多来，永安公司每天都在观察、分析对面的先施，从商品品种、陈列、定价等各个方面借鉴对方的长处，吸取对方的不足，先施有的商品，永安一定要有，先施没有的商品，永安也一定要有。总而言之，要做到棋高一着。

为了不输给先施，永安制定了堪称严苛的经营方针：“凡是上流社会所需的商品，公司应有尽有，顾客只要叫得出商品名称，公司总设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为此，永安不仅派遣专员到英、美、日等国采购，还到全国各地四处搜罗地方特产，采购、储存商品达上万种。

开业前数月，永安就开始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制造声势。在畅销沪上的《申报》连续刊登两周“开幕预告”，开业当天更是推出大幅广告，开业后连续半个月刊登“鸣谢来宾”启事，此后广告如常，宣传力度有增无减。据《上海永安公司史料》一书统计，上海永安百货开业前后短短四个月内，仅广告支出一项，累计花费竟高达8000多元（银元）。

永安大楼分三期，一期耗资110余万港元，二期、三期1924年才全部竣工，共耗资227余万。上海永安公司原定股本50万港元，一期建成后运营状况高于预期，当时西方强国忙于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放松了中国经济的压迫，大陆工商业获得空间发现，永安股东决定趁机扩大经营，最终追加股本到200万港币。其中香港永安投资40万，占股20%，为第一大股东，郭氏家族占股5.6%，其余为外来投资者。上海永安管理层由香港总部抽调得力人手担任，包括郭乐、郭泉在内的8名董事全部来自香港永安，当中有两名和郭氏是亲家，因此可以说郭氏实质上掌控永安董事会。此外还聘请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为荣誉董事，为的是在地面上行走方便。

1918年9月5日，永安百货一期工程竣工开业。由于事前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永安取得开门红，第一天营业额便突破1万银元，按照当时的购买力和商品市价计算，足可购买1500石（约合11吨）中等白梗米【据2004年7月14日卢锋、彭凯翔论文《我国长期米价研究（1644-2000）》（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出版，编号NO.C2004009）一文所载：1917年创刊的《银行周报》记载：1918年下半年上海中等粳米批发价为每石6.06-6.95银元，一石约等于150市斤】。永安以齐全的商品抢了先施风头，时人都说，“只要你有钞票，跑进永安公司吃、穿、用、玩、生活需要样样都有，供你一生、用不着再出门”。【2002年第2期《上海商业》P70，所载《话说百年南京路：“绮云”“摩星”争高低》一文，作者陈春舫】

百货商场开业后，为了增加客流，永安、先施争奇斗艳、寸步不让。老上海有句话叫做“先施马、永安郭”，就是形容南京路上这场百货大战。先施大楼里建有东亚饭店，拥有141间客房，永安推出大东旅社，客房142间；先施在楼顶设有先施乐园，乘坐电梯直达楼顶，花2角即可尽情观赏上海风景，永安则建造永安剧场，上演粤剧，并在楼顶开辟大东茶室；永安创办上海第一家舞厅——大东舞厅，第一家旱冰场—永安跑冰场、第一家娱乐场——天韵楼游乐场；先施声称“统办全球百货”，永安直接派人到欧美各国采购，紧跟世界潮流，引得上海富人争抢；先施推出优惠券，低价促销生活用品，永安不动声色地吃进，让先施吃了一个大暗亏。

有意思的是，上海永安不少管理者来自先施高层，比如掌握经营大权的“监督”职务的是香港先施创始股东郭标。郭标与郭全、郭乐是近亲，也是马应彪在澳洲创办永生果栏的合伙人与总经理，在华侨中威望甚高。先施、永安抢占上海南京路，都曾争取他投资，因与郭氏兄弟是堂兄弟，并且郭全许以监督之职，与之分享大权，所以郭标最后投资了永安。

在商人面前，利益至上，先施一马当先，永安步步紧逼，争斗又岂止百货业，又岂止上海一地？

早在1915年，先施便涉足保险业，在香港成立先施保险置业公司，专营水火保险，同一年，郭氏兄弟在港集资61万港元，创办永安水火保险公司；1923年，马应彪创建先施人寿保险公司，两年后，永安人寿保险公司注册成立；1922年，先施在香港创办国民商业储蓄银行，永安则于1931年在南京、香港两地注册永安银行；先施在上海开办家具厂、化工厂、化妆品厂，永安也跑到上海，开办印染厂、纺织厂。上海永安纺织有限公司1921年成立，通过不断兼并扩张，一度发展为仅次于无锡荣氏“申新”系统的全国第二大纺织集团。

香港、上海，有先施必有永安，有永安必有先施，几乎成为一种惯例，等到后来，已经分不清谁先谁后。久而久之，马、郭两家形成一个奇怪的共识：唯有两家汇聚一处，才能共同繁荣。至于生意场上的竞争，也是生存所需，虽然激烈，却不至于水火不容，有时下级人员擅自促销杀价，但总体而言，两家都比较规矩，适可而止，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否则两败俱伤，岂不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正是这种节制、理性的竞争关系，牵引着先施、永安度尽劫波。后来，郭乐、郭泉的侄子郭棣活赢娶马应彪之女马锦超为妻，两家关系更上一层了。

还有后来者：“新新”与“大新”

20世纪初叶，先施、永安的商业成功如一盏灯塔，给浑浑噩噩的中国商人们指出一条明路。意识到百货公司是一门赚钱生意，人们如过江之鲫般投身这项事业，在这些后来者当中有两家公司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与先施、永安并驾齐驱的“百货巨子”，它们就是“大新”和“新新”。

大新百货几乎可以视为永安百货的翻版。

先施公司的12名创始股东中有一个名叫蔡兴的澳洲华侨，也是香山农家子弟，少年时远赴澳洲谋生。由于同乡的关系，蔡兴与马应彪有所往来，马应彪创办永生果栏时，蔡兴入股，成为合伙人。后来，蔡兴之弟蔡昌去悉尼投奔他，就被安排在永生果栏做帮工。

蔡昌善于观察，又肯吃苦，他发现金矿华工没时间进城采购，于是低价收购每日卖剩的果蔬运往矿区出售。从中赚取了第一桶金后，蔡昌在悉尼开办了自己的泰生果栏。蔡昌虽然起步晚，又是小辈，做生意却丝毫不输他人，在他经营下，泰生果栏与永生、永安三分悉尼果蔬市场。

马应彪十分欣赏蔡昌。1900年先施成立之初缺乏人手，马应彪便委托蔡兴，把蔡昌招致麾下，委以重任。十年后，掌握百货公司经营诀窍的蔡昌从先施辞职，与兄长蔡兴联合创办大新百货，取“旭日初升，大展新猷”之意，英文名为“The Sun”，蔡昌担任总经理。

大新百货初始股金40万港元，选址先施、永安总部汇聚的德辅道中，租赁一处狭窄的铺面。虽身处先施、永安围攻之下，蔡氏兄弟吃苦耐劳、经营有术，大新百货1912年开张后发展迅速，很快在香港立稳脚跟并积极向外扩张。1916年，蔡氏兄弟步先施后尘，在广州惠爱中路建成一座5层高的百货大楼。两年后，大新又在广州西堤建成一座12层混凝土大厦，规模之大，气势之恢弘，冠绝华南，到20世纪20年代初一直是广州城最高的建筑。

1932年，蔡氏兄弟公开招股600万港币（实际募集不到500万），挥师北上，进军上海南京路。这时候，南京路上硝烟四起，开业6年之久的新新百货正与先施、永安激烈地争夺市场份额。

与大新一样，新新公司也是先施旧部创建，不过，过程却比蔡氏兄弟创业曲折得多。

先施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广州先施、上海先施都是分公司，受香港方面节制。上海先施效益大大高于香港总行，但公司财务却由总行统一计算调拨，管理层日益不满，到了1923年，上海先施开业第五个年头时，监督黄焕南、经理刘锡基决定带领一帮手下脱离先施，另起炉灶。

黄焕南、刘锡基都是百货行业的老手，但他们手中资金有限，勉强够开一家中等规模的百货商店，显然不足以与先施、永安抗衡。这件事传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简照南耳中，简照南有意支持二人开办一家大型百货公司，与先施、永安竞争，于是兴致勃勃地提出入股，不料条件尚未谈妥，简照南忽然病故，计划便搁置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