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李斯上书

李斯很害怕，又看重爵位俸禄，不知如何是好，就迎合秦二世的意旨，想求得宽容，就上书给二世说：“所谓贤明的君主，一定能建立一整套法规，运用督察责罚的方法。督察责罚，那么臣属便不敢不尽其所能顺从人主。由此则臣属与君主间名分确定，上下职责界限分明。那么，天下的人，无论贤明的，还是不贤明的，没有敢不竭尽全力为君王效命。这样君主便能独自控制天下而不受任何限制，能享尽极端的快乐。贤明的君主，难道能不明察这些吗？”

所以申子说‘拥有天下而不为所欲为，就叫做把天下作为束缚自己的镣铐’，这种人没有其他过失，只是不能运用督察责罚的方法，反而自身去为天下的百姓操劳，像尧、禹那样，所以说他们把天下看作束缚自己的镣铐。因此，若不能驾驭申韩高明的统治之术，运用督察责罚的方法，专门以统治天下为自己的乐事，那么就只能苦其身体，劳其身心，为百姓献身。这是奴隶所服的苦役，绝非统治天下的人所干的事，即使做天子，又有什么尊贵可言呢？让众人顺从自己，则自己独尊而他人卑贱；让自己顺从他人，则自己卑贱而他人尊贵。因此，自古以来所以要尊重贤能的人，是因为其地位尊贵；所以要讨厌不贤能的人，是因为其地位卑贱。像唐尧、夏禹那样使自己效命于天下百姓的人，因循旧习而尊崇他们，也就失去了尊贤的用意。这真可以说荒谬绝伦！说这些人把天下当作束缚镣铐，不也很合适吗？他们犯了不能督察责罚的过失。

所以韩非子说‘慈爱的母亲会养出败家子，而严厉的主人却没有桀骜不驯的奴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对犯错误奴仆）一定要加重处罚的缘故。故而商鞅修订的法律，对那些倒灰在路上的人按刑法论处。倒灰，本是很轻的罪，却被处以刑法，加重惩处。那就是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对罪很轻的人严厉督察责罚。罪很轻尚且重重责罚，更何况犯重罪呢？这样百姓就不敢犯罪了。所以韩非子说‘小块布帛，贫贱的人争夺它也不肯放手，而一百斤黄金正在熔化，即使盗跖也不敢抓取’，这并非贫贱之人太贪婪，一小块布帛的价值高，而盗跖的贪欲淡薄；也不能认为盗跖不去抓取金子，在于轻视黄金百镒的贵重。抓取，一定会立即烫伤手，盗跖所以不敢抓取百镒黄金。如果惩罚不一定施行，那么贫贱的人连一小块布帛也不肯放弃。因此，城墙尽管只五丈高，像楼季这样善于攀援的人也不敢轻率地攀越；泰山高达百仞，瘸腿的母羊却能在上边吃草。难道楼季难以越过五丈高的障碍，而瘸腿的母羊却容易爬上百仞的高度吗？其原因在于陡直与平缓的地势有所不同罢了。贤能君主、圣明的帝王所以能长期占据尊位，长期掌握很大的权力而独自据有天下的利益，并非有特殊的方法，只不过由于他独断专行而能严厉地督察责罚。只有坚决实行严厉的惩罚，天下臣民才不敢轻举妄动。现今陛下不尽力深究臣民不犯法的原因，却做像慈母因溺爱而使儿子变成败家子那样的事，这也是没有明察圣人主张的原因。如果不能实行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除了为天下人所役使之外，还有什么事可做呢？这难道可悲吗？

“再说，那些节俭仁义的人任职于朝，那么纵情无限的享乐就只好作罢；直谏说理的大臣站在你身边，那么放荡不羁的心志就行不通；节烈刚直的行为显扬于世，那纵情肆意的娱乐就只好放弃。所以明智的君主能把以上三者排除在外，个人独揽国君的权术，以控制那些服从的大臣，同时修正严明的法律，这样地位才尊贵，权势才威重。大凡贤明的君主，必定能改变习俗，使从己意，废除他所讨厌的，扶植他所喜欢的，这样生前才有尊贵的地位、威重的权势，死后才能得到贤明的谥号。由此看来，贤明的君主独断专行，大权才不会旁落臣手。这样才能堵塞仁义的道路，封住劝谏游说的嘴。限制住节烈行为的影响，塞住两耳，蒙住双眼，不受外界影响，内心自作主张。这样，在外，不致被心仁节烈之士的举动所左右，内心不因为规劝与激烈争辩的言辞而改变。由此才能特立独行，唯我所愿，独自而为，而没人敢对此持异议。像这样，才可以说是弄清了申子、韩非子的法术，精通了商鞅的变法主张。法术完善严明而天下生乱这种情况，从没听说过。所以说‘治国之法简单，且容易掌握’。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这样做。这样，才能说是真正做到了督察责罚，才能使臣属无邪念；臣属无邪念，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上威严尊贵；主上威严尊贵，则必定要督察责罚，必定督察责罚，则所求必得；所求的得到了，则国家富足；国家富足，则主上的生活逸乐丰裕。所以只有运用督察责罚的方法，主上所欲求的一切才能得到。群臣百姓，整天思考弥补自己的过失还来不及，哪里敢试图谋反。这样，帝王的治国之道才算完备，也才能说是精通了君主驾驭臣属的权术了。即使申子、韩非子再生，他们也不能超过陛下。”

李斯上书后，秦二世很高兴，于是更严厉地运用督察责罚的方法，向人民征收重税的被视为贤明的官吏。路上的行人有一半为受过刑的人，死人的尸体每天都堆积在街上，杀了很多人的被视为忠臣。秦二世说：“这样，就算得上是施行督察责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