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瓦尔特·拉克尔在论战的早期就曾写道,阿伦特被攻击的原因,与其说是她说话的内容,倒不如说是她说话的方式。当她指出备受敬仰的犹太大拉比、柏林犹太委员会主席莱奥·贝克是“犹太元首”(她在第二版中用到了这个说法)时,语气之无礼已经到了不可原谅的程度。她的笔法总是咄咄逼人、狂妄不羁,语气充满学究范儿,盛气凌人。她特别爱说似是而非的话,她的讽刺挖苦与讨论大屠杀显得格格不入。有个很好的例子:她说艾希曼弃暗投明去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问题解决方案,这显然是一种讽刺;可是,这个说法却被广泛误解、被错误阐释。
她的讥讽往往弄巧成拙。阿伦特传记的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慧眼看出,阿伦特提出了真正的道德问题,却用不必要的讽刺(也许还有肆无忌惮)而令问题变得晦涩难懂。她一而再地说,自己掌握“客观”与真相,而且不只是真相,还是“全部真相”,比如“全部真相本来是”、“全部真相在于”。她称自己比别人更“理解”艾希曼,她随意向控辩双方以及三位她尊敬的法官提建议。艾希曼的法官都是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移民至此的,在她的书里形象非常正面。
现在,透过她的私人书信,我们知道她是带着一些关于以色列及其政治制度、政府、对阿拉伯人政策等的先入之见来到耶路撒冷的。看到本—古里安试图利用这场审判在大批意志消沉的新近移民中间制造一种民族团结感,她着实吃了一惊。她还打算依靠非正式的证据得出绝对的结论。她写信告诉雅斯贝尔斯,以色列警方“让我毛骨悚然,他们只讲希伯来语,却分明长着阿拉伯人的样子。其中还有些人是彻头彻尾的野蛮人。什么命令他们都敢执行”。假如她真的这样想,也就难怪她会认为本—古里安执导这场庭审秀只是为了向德国政府索要更多赔偿金。她确信,本—古里安同阿登纳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不让汉斯·格洛布克的名字出现在庭审过程中。格洛布克是阿登纳政府的高官,在纳粹时代,他曾为纽伦堡种族法案编制过官方的法律解释。不过,格洛布克的名字还是在庭审中冒出来过几次。
法院之外,她谴责“东方暴民”,说自己如同置身伊斯坦布尔或半亚洲国家。看到“留着长鬓角、身着卡夫兰长袍的犹太人”,即正统东欧犹太人,真把她吓了一跳,“他们令这里所有理性的人都无法生活”。在阿伦特看来,理性的以色列人是说德语的德国和奥地利移民,包括她自己的来自弗赖堡、海德堡、柏林的亲戚朋友。很幸运,她对雅斯贝尔斯说,审判艾希曼的三位法官都出身德国,的确是“最好的德国犹太人”。雅斯贝尔斯以同样的口吻回复:“让我们期待这三位德裔犹太人能控制住局面。”
她对吉德翁·豪斯纳主控官廉价的爱国主义反应十分激烈,因为他要用这场审判力挺本—古里安对犹太历史的决定性看法。在一封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她把豪斯纳描述成“典型的加利西亚犹太人,非常不讨人喜欢,很烦人,时常出错。也许属于根本不懂其他语言的那类人”。后来,戈尔达·迈尔和梅纳赫姆·贝京执政下的以色列政府把大屠杀神话植入一种新的国民宗教之中,又将其开发成以色列拒绝撤出占领地区的依据,她对此的看法一定会很有意思。她批评以色列过分民族主义地、过分急促地宣扬一种特殊道德价值,当然十分在理。不过,她说得有点过头。
后来的几年里,阿伦特也承认她的一些表述有误或过于夸张。最大的错误就是这本书最著名的或曰败坏名誉的副标题。“平庸的恶”这个短语进入了流行语词典以及熟语大全。经过反思,她对使用这个令她遭遇围攻的短语感到抱歉。1971年,她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若是在今天,她决计不会用那个说法。她说这番话的时候,轩然大波已归于风平浪静,但仍然有人指责她为屠杀犯辩白,冒犯对死者的怀念。
她对犹太委员会的评论只占了全书中的十来页,对全书主旨并无本质影响。这些似乎是她在重读劳尔·希尔伯格的书后,又增加了些思考才补充进去的内容。她为豪斯纳使用诸如“你为什么不反抗?”之类的问题,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呵责某些证人而义愤填膺。犹太委员会的悲剧角色在审判中几乎从未被提起,至少检控官没提过,这令人生疑。她争论的对手不是被杀害的犹太人,而是他们的一些领袖以及以色列的检方,她怀疑后者在袒护这些领袖。她的怀疑将得到证实。这场庭审秀的目标不是给艾希曼定罪或检视犹太委员会。审判过去二十年后,副检控官加布里尔·巴赫(后来成为最高法院法官)告诉一位采访者,如果所有证人都出庭讲述犹太委员会的故事,“那么将不会有人记得艾希曼”!
起初,阿伦特不理解为什么她对犹太委员会的评论会引发如此的盛怒;后来她认定,那是因为她无意中拽出了一段尚未尘封的历史。她变得有些偏执,尤其是看到德高望重的前犹太委员会成员如今在以色列政府身居高位,她就更加确信自己是对的。不过,她能引证的唯一一个名字是个职位不高的新闻官,在以色列一个小部门当差。
美国媒体的评论似乎证实了她最坏的怀疑。《纽约时报》挑选了以色列首席检控官的一位助手来评论这本书。在左翼的《党派评论》(这份杂志一直很器重阿伦特,多年来没少发表她的文章)上,莱昂内尔·阿贝尔写道,她让艾希曼成了“招人喜欢的人,而让受害者成了令人恶心的人”。他声称,书中的艾希曼比其受害者的形象更加正面。
加拿大犹太人人权同盟寄出一封信,敦促全美拉比在犹太重大节日上公开声讨阿伦特。后来,他们还对罗尔夫·霍赫胡特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因为他把纳粹的罪责转嫁到了教皇头上。霍赫胡特当然没有做过这样的事,阿伦特也从未对艾希曼的滔天罪责进行开脱。只是,她认为他应当受的惩罚不仅仅是死刑。犹太委员会方便了纳粹行动,但纳粹终究是自己动手对犹太人实施了杀戮。
这场丑闻很快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索尔·贝娄在《赛穆勒先生的行星》一书中严厉斥责阿伦特利用犹太大屠杀的悲剧历史推销魏玛时代知识分子的愚蠢思想。平庸是一种过继来的托词,实际含义是强烈要求抛弃良知。
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在美国拉开了大幕,目的是要让她在学术界名誉扫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反应之剧烈程度远远超出初始目的。一群演讲者从以色列和英国蜂拥而至;他们走遍美国,斥责阿伦特是一个“自我憎恨的犹太人”、“虚无的罗莎·卢森堡”。四个犹太组织各自雇用学者对阿伦特的文字进行地毯式阅读,找出错误,令其贬值。不过其中大多数错误都微不足道,比如错误的日期、拼错的名字。《山间犹太新闻报》上的一篇书评标题为“自我憎恨的犹太女人制造的亲艾希曼之书”。另有一些评论者批评她不该称艾希曼审判为“庭审秀”。不过,本—古里安从一开始安排逮捕或绑架艾希曼到以色列的意图,到后来在公开场合的讲话,都不言自明地证实了这的确是一场庭审秀。用本—古里安的话说,其目的在于“教育年轻人”和整个世界,并向犹太人民宣告,要跟他们的刽子手算一笔陈年旧账。法国《新闻观察家周报》刊登了书中一些节选并且发问道:“她是个纳粹吗?”
就阿伦特评论犹太委员会一事,以色列的反应普遍比美国温和。以色列媒体最早发表的评论是令人敬佩的。著名的以色列报纸《国土报》摘选了书中大段内容,并且在前后文中做了合理的铺垫和注解。这并不奇怪。在责备犹太委员会的时候,阿伦特的口气更像一位老牌犹太复国主义者;而复国主义,毕竟是一场犹太人的自我批判运动。
数月后,刚从美国移民而来的文学评论家所罗门·格罗赞斯基在以色列半官方日报《达瓦尔》上率先发起针对阿伦特的攻击。他首先批评阿伦特允许《纽约客》把她的文章跟蒂凡尼珠宝和皮衣广告刊登在同一版。格罗赞斯基含沙射影地说,她在借此获得物质利益。他责难“阿伦特女士这等犹太人是致命毒素,是喝下自治毒药的人,而且到处散布流毒,甚至散布到奥斯维辛和耶路撒冷”。当时以色列还没有出版过该书的译本,但是早在1965年,抨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书(译自美国版)就已经出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第一个希伯来语译本(或阿伦特其他作品的译本)直到1999年才问世。
盖尔索姆·肖勒姆曾在文学杂志《交锋》上发表一封公开信,严厉指责阿伦特缺乏头脑、没心没肺,尤其责备她关于莱奥·贝克以及其他犹太委员会成员的评论。今天,许多读者会对他的看法表示认同。不过我怀疑,是否许多人也会像他一样要求阿伦特拿出更多“对以色列的爱”,即他所谓更多的爱国主义、更多的情感投入。那恰好是阿伦特认为应该避免的事。而若仔细阅读肖勒姆致阿伦特的这封公开信就会发现,在犹太委员会这个敏感话题上,他的态度是那么矛盾,事实上还对阿伦特带有些许的赞同。他写道:“那些人说犹太人是活该受此命运,说他们没有提早采取行动自卫、是懦夫,对此我无法辩驳。最近,我在阅读那位诚实的反犹太的犹太人库尔特·图霍尔斯基的一本书,读到了以上的句子。我不能否认,图霍尔斯基是对的。”不同于阿伦特的是,肖勒姆不想去判断。他写道:“我当时不在场。”阿伦特对此的回应是,拒绝表态是对历史与正义根基的腐蚀。
假如阿伦特对犹太领袖的痛苦表现出多一点的同情,假如她写“莱奥·贝克是出于盲目和天真”或者类似效果的词,肖勒姆是否还会如此严苛?说不定他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思考、判断、行动在这里环环相扣,在她的其他作品中也是如此。她的立场是,假如你对自己说“我该审判谁”,你就已经输了。她一生总是被标上记号,就跟这本书引发的争论一样。即便她已经离世多年,她依然会构成争议的主题。几年前,一本描写她在豆蔻之年同马丁·海德格尔那段天真爱恋的书在出版界引发了一场地震。这足可说明问题。作者将她刻画成一个自我憎恨的犹太人,一个被纳粹老教授、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人色诱的笨女人。这本书对她与海德格尔之间毕生的复杂关系作出了粗暴的解读,可是,一些评论者似乎对这种暴力简化的视角感到十分受用。
托尼·朱特几年前在《纽约书评》上撰文,称阿伦特犯过一些小错,她的批评者们因此永远不会原谅她;然而她在许多大事上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为此,她值得被铭记。若知道自己的书重新唤起读者的兴趣,她一定会一边欣慰一边苦笑。她曾说,最悲哀的荣誉莫过于“死后的荣誉”。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丑闻如火如荼之际,雅斯贝尔斯曾写信安慰她:总有一天,犹太人将会在以色列为你建造一座纪念碑,就像他们刚刚为斯宾诺莎所做的那样。尽管你也许活不到那一天。这个愿景至今尚未实现,不过我们总会看到那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