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早年生活(2)
（《诗集》卷一）
“南国”“红豆”“西风”“碧纱”，思妻之情，跃然纸上。曾公天性笃厚，远离家园之后，自然思念故土亲人，所以作诗云：
莽莽寒山匝四围，眼穿望不到庭闱。
絮飘江浦无人管，草绿湖南有梦归。
乡思怕听残漏转，逸情欲逐乱云飞。
敬从九烈神君诉，游子于今要换衣。（同上）
南望白云，思念故土之心切；轻抚绿树，怀念旧友之情深。所以，曾公又有思念友人之诗：
旧雨曾遗尺鲤鱼，经年不报意何如？
自从三益睽违久，学得五君世态疏。
碧树那知离别恨？青镫偏照故人书。
殷勤护惜金炉鸭，香火因缘付与渠。（同上）
人生如梦，能有几多欢愉？及时行乐，实为情非得已。所以，曾公又作闲游之诗：
韶华弹指总悠悠，我到人间廿五秋。
自愧望洋迷学海，更无清福住糟邱。
尊前瓦注曾千局，脚底红尘即九州。
自笑此身何处著？笙歌丛里合闲游。（同上）
曾公虽然情感细腻，但对待任何事，亦乐观豁达，颇有淡泊超然之风：
纷纷节候尽平常，西舍东家底事忙？
十二万年都小劫，七千余岁亦中殇。
蜉蝣身世知何极？蝴蝶梦魂又一场。
少昊笑侬情太寡，故堆锦绣富春光。（同上）
对于世间之事，曾公虽不计得失，但依旧未能完全消除功利之心：
为臧为否两蹉跎，搔首乾坤《踏踏歌》。
万事拚同骈拇视，浮生无奈茧丝多。
频年踪迹随波谲，大半光阴被墨磨。
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余何日斫蛟鼍？（同上）
嗜好
曾公由于对人生得失并未完全淡漠，所以有种种嗜好。道光十五年，“尤好昌黎韩氏之文”，即为其一。道光十六年离京，“从易公（作梅）贷百金，过金陵，尽以购书，不足则质衣裘以益之”（见《年谱》卷一）。竟如此喜爱买书，则其求知欲之强烈可想而知。
习惯
曾公虽然对学习孜孜不倦，但早年时，除学生时期外，其学习习惯似乎并未养成。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曾公致其弟信中云：“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家书》卷二）
所谓“有恒”，即每日均有一定的功课，从不间断。“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同上）简而言之，即做学问时要有一个好习惯。曾公早年做学问时不能持之以恒，所以并未养成一定的学习习惯。自道光十八年进入翰林院任职之后，方才对此不足之处略有改正。
黎庶昌云：“公少时器宇卓荦，不随流俗。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读书自为课程，编摩记注，分为五门：曰茶余偶谈，曰过隙影，曰馈贫粮，曰诗文钞，曰诗文草。”（《年谱》卷一）
确立如此学习计划之后，生活便由无规律变为有规律。久而久之自成习惯，而非一曝十寒。
至于曾公早年的不良习惯，最严重者即是吸潮烟。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曾公在《日记》中写道：“自戒潮烟以来，心神彷徨，凡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早年习惯，已经养成，若要改掉，确实不易。当时吸潮烟之风，似乎十分普遍，不仅曾公染上此不良习惯，其弟澄侯亦是如此。曾公于咸丰二年正月初九日致信于澄侯曰：“澄弟戒烟，正与阿兄同年。余以壬寅年戒烟，三十二也。澄弟去年亦三十二也。”（《家书》卷四）
经济状况
前文提到，曾公为买书而借钱、典当衣物，可见当时自身经济状况十分窘迫。但正是因为经济困难，所以求学之志更加坚定。道光十六年会试落榜之后，曾公溯江返家，《年谱》中曾有如下记载：“公久寓京师，窘甚。从易公贷百金，过金陵，尽以购书，不足，则质衣裘以益之。比归里，陈所购《廿三史》。竹亭公问所自来，且喜且诫之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公闻而悚息，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庭户者几一年。”（《年谱》卷一）
因“借钱买书”，遂致“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庭户者几一年”，其经济之拮据值得同情，其学习之勤奋更值得敬佩。究其原因，当时读书人，若欲出人头地，唯有挤科举的独木桥；若欲逃出经济困境，唯有努力求学，以期早得功名。
道光十七年，曾公第二次进京，经济比以往更加窘迫。对此，黎庶昌曾有记载：“十二月，公谋入都会试，无以为资，称贷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耳。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年谱》卷一）
当时曾公境况不佳，所以求取功名之心十分迫切。道光十八年会试，曾公终于如愿以偿，中进士，选入翰林院。古语云：“有志者事竟成。”确实为真理。
考试情形
曾公早年的生活主题，即是求学与考试。而求学的目的，即是应付考试；若欲在考试中金榜题名，则唯有努力求学。曾公的求学生活，前文已有讲述，那么其考试情形究竟如何呢？曾公于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致信于其弟，曰：“余生平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始售。”（《家书》卷二）
小考，亦称小试，又称童试或童子试，即入学之前所须通过的考试。第一阶段为县试，第二阶段为府试或直隶州试，最后一阶段为学政试。通过者称作生员，俗称秀才，各县均有固定名额，不能随便增减。除举行乡试的年份外，其余每年均有小试，只是各地考试日期不同而已。曾公自道光四年甲申（时年十四岁）“从竹亭公至长沙省城应童子试”（《年谱》卷一），至道光十三年癸巳（时年二十三岁）才“入县学”（同上）。其间除子、予、卯、午、酉等年举行乡试而暂停小考外，总共举行七次小考。而曾公称自己“小考七次始售”，则说明自道光四年至道光十三年，每年小考曾公均有参加。
曾公于道光十三年癸巳进入县学，第二年即参加乡试。乡试定于子、卯、午、酉等年的八月于各省省城举行，只有秀才与监生方可参加。朝廷派监考官赴各省监考。考中者称作举人。曾公“是科领乡荐，中式第三十六名举人。座主为徐公云瑞、许公乃安，房考官为张公启庚”（《年谱》卷一）。此次所考试题，包括三道《四书》题、一道诗题。（见《年谱》）
清代选拔人才，基本以科举为主。当时的科举制度，除小试、乡试外，其后还有会试、殿试。会试逢丑、辰、未、戌等年的三月于北京举行，只有举人方可参加，考中者然后参加殿试。所谓殿试，即于保和殿中接受皇帝亲自考查，于四月二十六日举行。殿试及格者当中，第一甲包括三名，依次称作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第二甲、第三甲无固定名额，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选入翰林院。曾公于道光十四年甲午参加乡试，中举，然后于当年“十一月入都”，以便于道光十五年乙未三月参加会试。
然而，此次“会试不售，京师读书”，待道光十六年丙申“会试，再报罢”。（按：丙申年举行会试，并非常例，似乎为加试。）于是，曾公“溯江而归”。道光十七年丁酉，曾公再次“谋入都会试”，道光十八年戊戌正月到京，“本科会试，钦派大总裁大学士穆彰阿公及朱公士彦、吴公文镕、廖公鸿荃，公中式第三十八名进士，房考官季公芝昌”。然后，曾公于当年四月参加殿试。“四月，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引语见《年谱》卷一）
清代，殿试之后，还有朝考，此项制度起源于雍正年间。郑鹤声先生所著《中国近世史》有云：“自雍正元、二年以将选庶吉士，于殿试后，加以御试论诏奏议诗五题，是为朝考之始。”曾公通过殿试之后，曾参加朝考，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年谱》中云：“朝考，一等第三名，进呈，宣宗拔置第二名。五月初二日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即是明证。
纵观曾公考试生涯，除小考七次才合格、会试三次才通过外，其余考试则相当顺利。曾公自称：“余生平科名，极为顺遂。”由此可见，所言不虚。
乡试题目为《四书》题与诗题，会试为同样题型。为便于各位了解当时考试情形，本人将道光十八年会试题目记录如下：
《四书》首题：言必信，行必果。
次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三题：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诗题：（赋得泉细寒声生夜壑）。
（《年谱》卷一）
根据史籍记载，清代“乡会试均考三场。顺治时代，定试题初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二《传》，《诗》主朱子《集传》，《书》主蔡《传》，《春秋》主胡《传》，《礼记》主陈氏《集说》。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康熙初，废制义，考试全用策论，未几，复清初之制。乾隆时改定初场止试《四书》义三篇（后增性理论一篇，后又废性理论，加入韵诗一首），二场试《五经》文四篇（会试加入韵诗一首），三场策五道。光绪末年，废制义，改用策论，三十一年废科举。”（见王凤喈所著《中国教育史大纲》）由此看来，前面所说的《四书》题及诗题，似乎仅为初场试题，另外还有第二场的经文题与第三场的策论题；但是曾公《年谱》中并未记载，而且曾公本人亦未曾提及，所以无从考究。
此时期生活的特点
通过以上关于曾公早年生活的讲述，我们可以对其早年时期的特点作如下总结：
学识方面
此时期，曾公虽然学完《五经》，并对《周礼》《义礼》熟读成诵，而且开始研习《史记》《文选》，但学问范畴终究不够广，学识造诣终究不够深。之后，虽然广泛阅读各家文章，而且专门学习韩愈之作，但知识仍是有限，充其量不过是擅长吟诗作文，足够应付考试而已。然而，若说曾公此时期毫无所得，亦不合适。总而言之，曾公深厚的学识，的确主要靠后来的发愤；而其扎实的基础，则跟早期的努力密不可分。
意志方面
曾公起初热衷于功名，之后则爱好文艺。与热衷功名相比，爱好文艺确实更上一个境界。然而，于文艺之外，人生还有许多大事，曾公此时期却只爱好文艺，可见其志向尚不够远大。究其原因，当是受环境影响的缘故。小考七次才通过，会试两次均落榜，而曾公毫不灰心。尽管追逐功名之事不值一提，但从中确实可以看出其不折不挠之精神。
情感方面
曾公情感虽然丰富，但所念念不忘者，也只不过是亲友之别离、个人之得失而已。除此之外，于其他方面，感怀极其肤浅。“笙歌丛里合闲游”“万事拼同骈拇视”，及时行乐、悠游人世之心声，未免过于狂放。然而，正当少年，往往容易感情用事，并非理智所能控制。曾公年少时亦不例外，所以不足为怪，只不过与其中年时极其理智之生活态度有极大差别。
嗜好方面
推崇韩愈的文章，喜爱购买书籍，虽然说明曾公求知欲十分旺盛，但只爱韩愈之文，未免显得文学素养过于狭隘，而狂热购置书籍，亦显得求学之心浮躁。所谓“博而能一”，曾公离此标准尚有差距，但古语云“好学近乎智”，所以曾公既能好学不倦，自然无可厚非。
习惯方面
此时期，不仅学习习惯尚未养成，而且吸烟恶习难以摒弃，所以无须多作评价。但进入翰林院后，能够为自己制定读书计划，似乎已深刻意识到往日的不足。
师友方面
师友当中，虽然值得称道之人极少，但如刘孟容、郭嵩焘、陈岱云等，均为曾公生死患难之交。世上知己难逢，而能于年少时遇上如此挚友，自然十分可贵。
行踪方面
足迹到达七八个省，虽然不能号称眼界大开，但相比于终身死守家园之人而言，自有差别。
经济状况方面
曾公当时经济状况十分窘迫，但穷且益坚，艰苦奋斗，正是其实现志向之重要途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曾言：“贫困为训练吾人之学校，能忍屈让而富于宽容，又有体察人情之力。故有希望与抱负之人，欲为国家社会尽瘁者，不可不有贫困之经验。”（见杜亚泉所译《处世哲学》）曾公早年正是因为有“贫困之经验”，所以“能忍屈让而富于宽容，又有体察人情之力”，从而日后成就斐然。
考试情形方面
二十三岁进入县学，二十四岁中举人，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真可谓平步青云、少年显达。虽然醉心于功名谈不上伟大，个人之荣华富贵不值一提，但仅就有志于功名与获取功名而言，曾公称得上“有志竟成”，由此可见其才华出众。
总而言之，曾公早年生活以学习与考试为中心，但所谓学习，乃是为考试而学习，并非为学习而学习（曾公入京以后，开始钻研古诗文，当为例外）。因此，曾公此时期的生活重心，即是“科名”二字。为何当时一心热衷于科名？原因正是当时清政府用科举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上面作此要求，下面必然照此应付，可见人物与时代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