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辑第8卷序言

自1966年费正清（1907—1991）和本人开始为《剑桥中国史》拟订计划以来，已经过了30年。前面的总编辑序是在20年前写的，不久，第一批的几卷在1978年和1979年问世。随着本卷的出版，现在有11卷印成。

在其间的若干年中变化很多。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和中国的学术界正在进入最凄凉的一段时期。历史专业与一切门类的知性活动一样遭到了破坏。在正常时期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这一事业中寻求参与的中国同行被压制而默不作声并遭受羞辱。我们不可能与他们交流，否则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当我们在1976年写作时，其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的人类苦难和已经造成的可怕的破坏是一清二楚的。有些杰出的历史学家去世，有些自尽。其他的许多人被强制放逐，在日益恶化的条件下生活了10年多，不得继续工作。大的学术机构已经瘫痪。能幸存的学术生活被完全政治化了。1967—1972年期间，严肃的历史学刊物和专著的出版已经停止。少数能出版的历史作品都是陈腐的政治宣传。即使在1976年，严肃的出版物仍如涓涓细流，而且大部分完成于“文化大革命”前较愉快的环境之中。中国的大学仍没有正规的研究生水平的教学，以造就一批亟须的年轻一代学者。

1978—1979年《剑桥中国史》第1卷问世之际，情况开始变化。一批中国历史学家已获准去西方旅行，开始时大部分是谨慎地参加会议和研讨会的资深学者。1979年和1980年，编写两卷论述明代的《剑桥中国史》（本卷为下卷）的最初筹划工作在普林斯顿举行的两次国际研讨会上进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参加这类国际会议的开始。不久，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学生开始在西方大学中深造。

16年以后，本卷已在改变了的氛围中完成。探讨历史学不同方面的大型国际会议每年举行多次。大量中国研究生来到西方，他们受训的水平不断提高。西方的历史学者不必非与几十年来已被蓄意禁止接触世界学术的同时代的中国人打交道。大部分西方的中国史学者的著作已被译成中文。中国的历史学术范围比起我们西方所熟悉的范围也许仍较受到限制，但现在中国的历史学家能相对自由地接触到西方的知识天地。许多人在欧洲和北美已经接受部分的训练，有着国外朋友的网络，并且具有共同的使命感，试图从所有的方向去了解过去。

幸运的是，在人民共和国工作的中国历史学家遭受的苦难并未波及所有的华人史学家。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几个大学中一直有较小的学者团体，他们把西方的和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颇有成果。这些团体继续在茁壮成长。

但更为重要的是台湾的学术界，许多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中国重要学者已在那里重新定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们及其后继者已经在那里系统地建立了一个具有丰富资源的学术社团，它在国际上对历史研究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台湾的学者保持着研究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最高学术成就；除了进行大量的研究，台湾对许多西方人来说还是一个重要的培训地。比起在大陆工作的同时代人，台湾的历史学家享有与西方学术界更长期、更密切的交往。他们之中许多人在北美享有学术地位。他们的著作，大陆的历史学家现在能够获得，并被广泛阅读，这大大地有助于赋予历史专业一种体现共同目标的感情。

[20世纪]的最后25年还出现了其他变化。在吸引严肃的学术兴趣的方方面面的课题方面，西方研究中国的学术范围也已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学术成就的总的质量已大大地提高了。西方的历史学家现在可以自由地接触到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一切档案材料，这在25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西方和中国的图书馆互相合作，编制全球性的书目。不但有一群年轻的中国学者得以去国外从事历史研究，而且许多年轻的西方研究生和学者也已能够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认真学习，还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严禁外国人进入的中国的一些地方自由旅行。

这种情况的一个明显的后果就是出现了新的一代有早期中国史专长的年轻的西方学者；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这个领域在西方已被严重地忽视，但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特别是由于在1950年以后的新的发掘，这个领域有了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大量考古新发现的成果开始出版，我们于是作出决定：虽然早期的中国史这一领域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仍处于难下定论的状态，所以试图在《剑桥中国史》中收入一项恰当的全面看法尚为时过早，因此我们只能无奈地放弃。在这个阶段，专家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热切地利用这种新材料。许多年轻的历史学者、考古学者、社会人类学者、碑铭学者和语言学者开始出版顶尖水平的著作，并且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专家群体。这一研究早期中国的学术成就新浪潮近来使剑桥大学出版社得以委托我们撰写一部单独的《剑桥中国古代史》，以填补这一十分重要的空缺。

自[撰写《剑桥中国史》]这项事业开始以来，另一个鲜明的变化就是我们潜在的西方读者群的急剧变化。在1966年，中国对西方的普通读者来说，甚至对许多专业的历史学家来说，仍是一个处在西方人目光边缘的国家，它之所以引起公众的兴趣，主要是由于它近期的革命，以及它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它的历史仍是专家们涉足的领地。在西方国家，开阔教育的眼界，包括对非西方文化作出一定程度的报道的运动还刚刚开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其势头愈来愈猛，现在我们可以设想，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们至少会肤浅地多少接触到中国的文化和历史。40年前盛行的对世界的目光短浅的观点因中国自己有意识地排斥外国人和敌视西方的一切事物而被夸大了，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随着亚洲的形象在我们共同的经济前景中开始比以往呈现得更为强大，以及更多的西方人以旅游者和商人的身份开始访问这个国家，这个观点已经土崩瓦解。电视在树立这种新的意识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每个拥有电视机的西方人已经感受到了大量中国面貌的生动形象，如从如画的风景和过去的纪念碑，直至工业城市中发展迅猛的污染状况。电视对某些事件的报道产生了政治制度的视觉印象，其影响遍及全世界，远比用文字印刷的最佳的报刊文章更令人难忘。

封闭的结束不但增强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和兴趣。新的开放也被强加给中国的统治者。他们再也不可能使民众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事件和情况一无所知。通过电视机，中国人开始看到世界其他地方面貌的生动形象。后来，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旅行看到了外部世界，或者能够与生活在国外的亲戚、同事和商业伙伴建立联系。电脑和传真机的出现使人们能与外部世界建立永久性的双向联系，这种联系再也不能中断了。

我们在本卷提到的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史学家，不论是他还是她，是华人还是西方人，不管他用何种文字写作，都是这一新的国际化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是由信息技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建立起来的。在许多方式方法方面，在我们发现的至关重要的课题方面，在我们对过去事件社会背景的总的观念方面，在从过去寻求教训方面，我们仍持不同意见。但是我们都了解，不管我们对待过去的态度变化有多快，也不管我们对过去的解释会发生多大变化，过去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永恒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各种灾难源自一种被误导的和徒劳的信念，即人可以完全被塑造一新，可以断绝他们过去的文化经历。

过去不是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独有的。所有我们的历史都是人类过去经历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20年前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历史属于世界”，随着我们要生活在一个中国无疑将重新取得历史性重要地位的未来世界之中，这就更使人非信不可了。我们希望，这部当前在北京和台北正在被译成中文的历史著作将会对这种相互理解有所贡献。

崔瑞德

1996年

（杨品泉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