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顺江而下(3)

其他人的描述就没那么英雄气概了。我最中意的一篇是一个叫理查德的学生写的，名为“为什么美国人如此随意”：

我是个中国人。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民族。所以，我们许多人的思想都比较保守。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

我们的外语老师——彼得和亚当——这学期开始给我们上课。这是一个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好机会。依我看，他们比我们中国人还要随便。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呢？请看以下事实。

例如，海斯勒先生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可以十分随意地在身上抓来抓去，而毫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他穿得极随便，常常是半截皮带吊着，一晃一晃的。但是，说实话，这在中国就是不好的行为，尤其在老年人眼中特别如此。而在我看，这十分自然。

上周，汤普森小姐（一个来涪陵拜访我们的志愿队员）给我们作“美国的选举”报告的时候，她脱下羊毛衫，系在了腰间。在中国人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一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怎么可以那样做呢！谢天谢地，我们是学英语专业的，对美国有所了解，所以对此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如果让其他人看见了，恐怕他们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一个容易犯错的地方，我们的确也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当地人都富于宽容之心——通常他们会向我们暗示什么是正确的做法。第一周上课的时候，亚当让他的学生做自我介绍，一个叫凯勒的女生站了起来。她说出了她家乡的名称，解释她之所以选择这个英文名字，是为了纪念海伦·凯勒。一般都是这样，他们根据自己崇敬的人来取英文名字，所以就有了芭芭拉（取自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阿姆斯特朗（取自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二年级学生甚至取名为马克思。有些学生把他们的中文名字直接翻译过来，如毫斯[3]、耶洛[4]、诺斯[5]等。有个男生，他的英文名字是莱希[6]。“我名叫莱希，”上第一次课的时候，他就这样介绍，“我很懒，我不喜欢篮球、足球。很多事情我都不喜欢，我的爱好就是睡觉。”

其他一些名字则没有多大意义。有叫苏迪、桑里和凯尔的。有的纯属不幸：一个小个子男生被叫作盆[7]，一个十分漂亮的女生取名叫可可那特[8]。另一个男生取名黛茜，这让傅主任感觉到十分惊愕。系主任傅先生英俊潇洒，蓄一头乌发，我们和英语系联系也主要是找他——这个职位的责任感常常使他生活在肃穆的氛围中。他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谈论黛茜这个名字的时候，尤其显得愁眉不展。

“那是个女孩的名字，对吧？”傅主任问我。

“对，”我回答说，“只是在美国，现在就连女生都不喜欢用这个名字了。”

“我记得《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这个名字，”傅主任十分忧郁地笑着说。当学生的时候，他的专业是美国文学，因此他差不多熟悉20世纪所有伟大的小说家。他叹了口气，摇摇头。

“上学期这个学生取的是个男生的名字，”傅主任说，“但在暑假里他把名字改了，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从未和黛茜谈过这个问题。他是个不善交流的人，我对他唯一的了解，是人民解放军曾因其视力不好而将他拒之门外，这打碎了他毕生都想从军的人生目标。这次失败打开了黛茜存在于世的秘密；他是高个、沉默寡言的男孩，满脸忧伤，每天都穿一身迷彩服来到课堂。这是一种安慰，还是一种自我惩罚，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喜欢有一个穿着迷彩服、名叫黛茜的高个子男生坐在教室的后排听我上课，我也从来没有叫他把名字或者衣服换一换。当然，我没把这个告诉傅主任。

不过凯勒这个名字十分直截了当。海伦·凯勒是学生心目中共同的英雄人物——甚至有些男生也将她列为楷模，部分是因为她同情共产主义。那天，凯勒作了自我介绍，又解释了取这个名字的原因，然后她笑了笑。

“谢谢，”亚当说，“你的雀斑真好看，凯勒。”

教室里突然变得一片沉寂。凯勒马上低下头，坐回到座位上。在那阵难堪的沉寂中，亚当手忙脚乱，过了一阵他才急急忙忙地解释说，雀斑在美国被看作是很有魅力的标志。事实证明，在中国，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就好像在说“你的胎记很好看”一类的恭维话。但是，除了继续上课，别无他法。所以，几分钟后，难堪就烟消云散了。

但事情并没有被人遗忘。一周后，两个学生在日记中提到了这件事，他们试图用中国人的方式，委婉地、间接地传达一种信息：

我曾听说过，许多美国妇女的脸上长有雀斑。在中国，女人，尤其是年轻姑娘，如果脸上长了雀斑，是不喜欢别人来提起的。这种做法不太好。我想知道，长雀斑的美国妇女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有些外籍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应该肯定他们的成就。但有时候，由于他们对中国的习俗缺乏了解，也把一些学生弄得很难堪。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忌讳。对别人的长相，我们从不轻浮地加以评论。有一次，在课堂上，其中一个美国教师犯忌了。不过，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们对中国的日常生活常识的了解增多，这种尴尬也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当然，我们都很单纯——我们信奉良好的意愿和努力的工作，我们想，过不了多久，我们要融入这个城市的生活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但是涪陵，也像中国的大多数地方一样，有着极其复杂的过去。不管我看过多少有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书，我对这段历史都缺乏真正的了解。

具体而言，我不知道有美国人前来中国居住对当地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我得知这里的许多工业企业是从上海搬迁过来的，这是五六十年代美国核威胁的直接后果，毛泽东把中国的兵工厂分散转移到了大西南偏僻的崇山峻岭中。很显然，在当地人怎样看待我们这个问题上，这段历史对他们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也许我们知道的越多，日子会越难过。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女生，名叫安妮，住在我们那一栋楼的底层。她父亲是数学教授，是学校职称最高的教员，所以有幸在我们那栋鹤立鸡群的楼房中得到了栖身之所。在“文革”中，他也“有幸”在四川省一个十分偏远的煤矿干了八年。像许多有才华的中国人一样，他被打成了“臭老九”——下层中的下层，只有通过最底层、最辛苦的工作才能挽救的那一类人。

那些岁月在梁教授身上留下的影响似乎不深——他是个乐呵呵的人，对在政治上获得平反绝对地高兴。即便被下放到煤矿的时候，他也把“地利”用到了极致，他教当地人如何做账，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不过，我想这段经历也许对他女儿的影响更多一些，尽管她并没体会过他那种经历。她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之一，也是有点不合群的那种。她的一些想法与众不同——喜欢独处，喜欢自己拿主意，能够远离大多数学生都在老调重弹着的政治套话。在我所有的学生中，我希望她能对我这个外国人最为开诚布公。毕业后，她写了一封信，坦诚地向我解释她最初时的看法：

你给我们上课之后不久，我读到一篇新闻评论，说克林顿当上了美国总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人为什么选他做总统）是他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那些日子里，我讨厌见到你和梅耶先生。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尽管偶尔有迹象表明，我的学生仍然带着一丝怀疑来看待外面的世界，但我从未估计到这种情感会如此强烈。这种时候，我总把它们当成一个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待——我会十分温和地作出回应，然后尽量不再想它。一天，一个叫凯瑟琳的女生写到了东西方女性的区别：

西方人喜欢优雅的女孩，还是性感的女孩？我经常听到的观点是东方女孩以优雅著称，而西方女孩以性感出名。

中国的女孩大都优雅、清纯而善良。她们做事遵循一定的规则，这是中国传统。

西方女孩则十分开放。她们可以和任何人结婚，随时都可以离婚。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她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考虑对错。她们的生活自由散漫。

我想，我还是喜欢东方女孩的形象和美德。她们优雅而清纯。

凯瑟琳是个可爱的女孩，文静的学生，有一双渴盼的眼睛和友善的微笑，我对她严厉不起来。在她的日记下面，我只是写上了我在美国有三个姐妹——仅此而已。在涪陵，这样的交流就足够了；第二天，她便向我道了歉。

她所写到的“开放”，对涪陵人，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是个界线问题。人们到处都在谈论改革开放这个话题，它包括不断增加与外界的接触，以及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的市场经济模式的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的概念和俄罗斯“革新”、“公开化”的概念十分相似。但存在着一点关键性的差异：中国的这个词汇没有明确的政治成分，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无意于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实行政治制度上的开放。不过，改革开放还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包括日益增加的地区间流动，以及受外国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处事态度。多数中国人把这视作良性的发展，因为伴随着这些变革而来的是日渐提高的生活水平。不过，人们的思想中仍然潜藏着一种无声的恐惧。涪陵出现的头两个美国老师足以引发人们的这种不安。

在第一个学期，我有些无所适从，没法一一来考虑这些事情。我要学汉语、备课，还要记日记；我没有时间去考虑我们来这里所包含的政治含义。但也有让我感到震惊的时候——有一次我读到一个学生的一段日记，只有三个短句。但在打完分数之后，这三个句子仍久久回荡在我脑中：

现在的中国对外国实行了开放政策。犯罪增加了。维护公共秩序十分重要。

在头几个月，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显得不太重要。我把一些有趣的话抄在我的日记本上，然后继续做着别的事情。我想，我不能仅仅根据学生们所想的来评判他们，至少在开始阶段不能这样。他们的生活背景与我来涪陵之前所了解的相去甚远，而且，像中国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们还被笼罩在过去那一段动荡的历史气氛中。要我忘掉这个很容易——要我笑对他们那些滑稽的名字，笑对他们充满稚气的羞怯，笑对他们来自单纯无知的农村地区，这一切都很容易做到。当然，没什么比这距离事实更远的了——四川的农村并不单纯，我的学生知道许多我想都没想过的东西。即使表象具有迷惑性，但当他们写到自己的家庭时，真相还是会不自觉地透露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我的父亲是一位英雄。他曾经给我们讲述他的过去。大约十岁的时候，他的哥哥、姐姐都结婚了，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那时中国所走的道路是集体制，人们要参加集体劳动。他们不能拥有自己的私人财产。

在那之前，我的祖父母通过辛勤劳动挣了很多财产，但开始搞集体化的时候，我们家的全部财产都被“工作组”给毁了。他们说所有的东西都应归公，便拿走了一些好东西。我的祖母想阻拦他们，但不成。他们把她吊起来打，还不给她东西吃，后来就给饿死了。他们又强迫我的父亲冬天去田里除草，我父亲也不抱怨，只是拼命地劳动。

他们的祖母或外祖母大都裹过脚：也没有几个祖父或外祖父能够读书写字。他们的父母成长在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年代。这一切都对我的学生有着影响，并形成了他们一些相似的特征。但同时，他们又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受过教育，尽管有钱的不多，但也不是一贫如洗。他们买得起东西——时装、书籍、收音机。他们上了大学。他们学了七年的英语。他们看到了巨大的变化，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根据我的标准，他们也许在政治上都被洗过脑，但与过去相比，他们又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他们这一代人，如同一道分水岭，就像“开放”对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性质的问题。我能感觉到，在这一代人身上承载了很多东西——有些方面，这很像我的父辈，他们是听着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故事成长起来的一代美国人。然而，无论好坏，又是他们那一代人创造了美国的今天。说到中国未来的繁荣，这具有同样的意义。但她的过去比美国的过去要坎坷得多，这就常常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很难让我的学生去批评中国什么，这不奇怪，因为他们脑子里被不断地灌输的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偶尔，几个比较出色的学生在描述中国的时候，夹杂着冷静的准确和盲目的乐观，这让我觉得做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艰难：

我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两个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如果要我们指出这两代人对中国看法上的差异，就应该提到这两个人。

我的父辈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中国还很不富裕。人民甚至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那时的形势十分艰难。由于缺乏经验，中国的领导人没有解决好一些问题。也许，那是中国发展进程中最艰难的时期。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独立和民主这两大目标。所以，人们从心底里崇敬他。这种崇敬延伸为对中国的极大热爱。我的父母亲就是这样。然后是“文化大革命”，生活中出现了许多错误的东西。但他们认为中国是最好、最优越的国家，有显著的国际地位。在他们心目中，只有实行计划经济，中国才能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因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有关市场经济的东西都是右倾主义。我的父母是别人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考虑其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