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欧叶妮·格朗台(1)
献给玛丽亚[01]
您的画像是本书最美的装饰；但愿您的芳名在这里就像经过祝福的黄杨枝[02]一样，虽然不知折自哪一棵树，但肯定已被宗教所圣化，被虔诚的手所更新，因而能四季葱郁，掩蔽家园。
德·巴尔扎克
在某些外省城市里，有些房子使人看了会产生凄凉之感，它们就像最阴森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最凄怆的废墟。也许这些房子兼有修道院的静谧、旷野的肃杀和废墟的破败。房子里寂然无声，没有丝毫动静，要不是街上一响起陌生的脚步声，窗口便会突然露出一张像僧侣般表情木然的脸庞，用阴森冷漠的目光向来人瞪上一眼的话，初来的外地人真可能把这些房子当作是无人居住的空屋。
索缪城里有一所住宅，它坐落在一条直通高处古堡的起伏不平的街道的尽头，这座房子的外表就具有上述的那些凄苦的成分。这条街眼下已经不常有人来往，夏天热，冬天冷，有几个地方还十分阴暗；不过它也有些特点：小石子铺成的路面始终是那么清洁和干燥，发出的回声又是那么清脆悦耳；街面狭窄而曲折，两旁紧贴城墙脚下的属于老城区的房子都很幽静。
有些屋子已经有了三百年的历史，虽然是木结构，但仍很坚实，而且式样各异，各有特色，使得索缪城的这一地区，特别得到文物工作者和艺术家的刮目相看。凡是在这些房子面前经过的人，都不能不赞叹那些两头雕着古怪图案的粗大的梁木，它们覆盖在大多数房屋的底层顶部，构成一长条黑色的浮雕。
这一家屋子的横木上盖着青石板，在不太结实的墙上勾勒出蓝色的线条，木板屋顶因年代久远已经弯曲；屋顶的橡木也因日晒雨淋而腐烂变形。那一家破旧黝黑的窗槛腐朽不堪，上面原先的精美雕刻模糊不清，似乎已经承载不了贫穷的女工放在上面的那个种着石竹或者月季的棕色花盆。再往前去，有几家的门上镶着粗大的钉头，我们天才的祖先在上面镌刻着代代相传的象形文字，其含义是永远也没法弄清楚了；或者是一个新教徒表示其信仰的符号，或者是一个旧教徒诅咒亨利四世[1]的咒语；也有某个市民，因为先人曾经掌握过当地的行政权而刻下的贵族标记。整整一部法兰西的历史都在这里了。一幢外墙粉得很粗糙的岌岌可危的房子，当年很可能是一位能工巧匠的得意之作；紧邻是一座贵族的宅邸，在石砌的拱形门框上面留有家族徽号，虽然受过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风暴的损伤，痕迹还隐约可见。
这条街上的房屋，底层全是做买卖的，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欢中世纪文物的人，会在这里发现这里的一切就像我们祖辈时代的妇女习艺工场那样简朴。低矮的店堂既无门面，也无货架和橱窗，里面很深，黑糊糊的，内外都没有装饰。大门分上下两块，草草地钉着铁皮；上面一块向里开着，下面一块装着带弹簧的门铃，不断地被人推开关上。门旁半人高的墙上嵌着厚实的窗板，白天卸下，晚间装上，再加上铁栓锁住。空气和阳光就从上半扇门，或者屋顶与窗框之间的空隙，进入这间潮湿得像地窖一样的屋子。这堵矮墙是用来陈列商品的，但绝没有刻意招徕顾客的东西。陈列品的种类按照铺子的经营范围而定：有的是两三桶盐或者鳕鱼，有的是几捆帆布和缆绳；有的楼板的横梁上挂着一些黄铜丝，墙边放着一些桶箍；或者是在架子上放着几匹布。
要是你走进去，便会看到一个年轻漂亮、系着白头巾、穿得干干净净、双臂红润的姑娘；她马上会放下手中的织物，呼唤她的父亲或者母亲出来接待你，可能是一笔两个铜子的小生意，也可能是一笔两万法郎的大买卖；店主的态度有的冷淡，有的热情，有的傲慢，全因各自的脾性而异。
你也会看到一个做酒桶木板生意的商人，绕动着双手的大拇指坐在门口和某位邻居闲聊；他的店门口只有一些质量低劣的酒桶板和两三捆木板，但是在他码头上的仓库里却堆满了木料，足够安茹地区全部箍桶匠的需要。他知道，如果葡萄收成好，他可以卖掉多少块做酒桶的木板，计算误差最多是一两块。一天的阳光可以使他发财，连绵的阴雨可以使他赔本。半天之内，酒桶的价格就可以升到十一法郎，或者跌到六法郎。这个地区和都兰一样，气候的变幻决定了经济的盛衰。种葡萄的、有田地的、木材商、箍桶匠、客店老板和船老大，人人都在盼望出太阳。晚上睡觉时惟恐次日清晨听说夜里下了霜。他们怕雨、怕风、怕旱，巴不得能随心所欲地呼风唤雨，主宰冷暖。上天和人世间的利害冲突是无止无休的。晴雨表能够使人时而闷闷不乐，时而面露喜色，时而心花怒放。
这条街从前是索缪城的主要大街，从街头到街尾，“真是黄金般的好天气啊！”这句话都代表着一笔收入；所以每个人都会回答邻居说：“是啊，天上落下金币来了。”因为他们知道，每一道阳光，或者每一场及时雨会给他们带来多少财富。每逢天气晴好的季节，星期六中午，你就别想在这些铺子里买到一文钱的东西，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和小园地，全要到乡下去忙上两天。买进，卖出，赢利，一切都要预先计算好，生意人完全可以用大部分时间来消闲取乐，高谈阔论，刺探别人的隐私。某家的主妇买了一只竹鸡，肯定会有一位邻居来问她的丈夫煮得是否恰到好处。一个少女在窗口探一下头，绝对逃不过一群群闲人的眼睛。因此，人们的内心是袒露无遗的，就像那些阴暗、寂静、难以窥探的却并无秘密可言的房子一样。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几乎都在露天，家家人都坐在门口，在那儿吃午饭，吃晚饭，甚至吵嘴。街上有行人走过，总要被他们仔细打量一番。所以从前每当有外地人来到外省城镇，总会被家家户户取笑，由此产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昂热人擅长编造市井笑料，因此被人称作“大贫嘴”。
旧城的老宅都集中在这条街的高处，原先是当地乡绅的府邸；这些房子是法国民风还比较淳朴时期的遗物，现在那种古风已经一天天地消失；我们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其中的一座凄凉的房子里。这条古色古香的街道，处处都能引起对往日的回忆，整个气氛都会使你不由自主地进入遐想。在曲曲弯弯地走了一段路以后，你会看到一个黑黝黝的凹进去的地方，中间隐藏着格朗台先生府邸的大门。如果不说说格朗台先生的身世，你就无法知晓外省人对“府邸”这个称谓给了多少分量。
格朗台先生在索缪城是颇有声望的，其中的原委是没有在外省待过的人难以了解的。格朗台先生，有些人还称他为格朗台老头，但是这样称呼他的上年纪的人已经日益稀少。一七八九年时，他已是一个相当富裕、相当能干的箍桶匠，能读能写，还会算账。共和政府在索缪地区拍卖教会财产的时候，他刚好四十岁，前不久娶了一个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他把自己手里的现款加上妻子的陪嫁，凑成两千个金路易[2]，径直去了专区政府。他把岳父给他的两百个双金路易塞给了监卖国有产业的凶狠的共和党人，便三钱不值两钱地，即使不正当但却合法地买下了当地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成制租地[3]。
索缪的市民本来就没有多少革命思想，他们把格朗台老头看作是一个大胆的共和党人，一个爱国者，一个关心新思想的人；其实这个箍桶匠只关心葡萄园。他被任命为索缪地区的行政委员会委员，因此该地的政治和商业都受到了他比较保守的影响。在政治方面，他包庇革命前的贵族，想尽办法不让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商业方面，他答应供应共和军一两千桶白葡萄酒，换回了原来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一个女修道院的几块肥沃的草地。拿破仑执政时期，老好人格朗台被委任为市长；地方上的事情办得不错，葡萄的收获更好。拿破仑称帝之后，他被免职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再加上据说他曾戴过红帽子，所以派了一个大地主、后来被晋封为男爵的乡绅来接替他。格朗台先生丢掉了市长的头衔，心里倒并无遗憾，因为他在上任时已经为了地方公益，修建了几条直达他产业的优质公路。他的房屋和地产在土地登记时占了很多便宜，只需缴纳很少的税金。他在各处的庄园，在登记上册之后，靠他不断的精心经营，都成了当地的“尖子”，“尖子”这一术语专指那些能酿出上等好酒的葡萄园。他简直有资格申请荣誉团的勋章。
免职的事发生在一八〇六年；那时候格朗台五十七岁，他的妻子三十六岁左右，他们合法爱情的结晶、独生女儿才十岁。大概是上天有意想安慰一下丢官的格朗台，这一年他先后得到了三笔遗产：先是他岳母德·拉戈迪尼埃太太的，然后是妻子的外公德·拉贝特利耶先生的，最后是格朗台自己的外婆冉蒂耶太太的。这三笔遗产大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这三位老人生前爱财如命，一辈子都在攒积金钱，为了在私下里可以观赏把玩。德·拉贝特利耶老先生把放债叫作挥霍，总觉得看着金子比放高利贷更加实惠，所以索缪人只能以看得见的收入来估计他们有多少财产。
于是，格朗台先生得到了一个新的贵族头衔，尽管我们总是讲平等，这种荣誉也总是抹煞不了的，他成了当地最重要的纳税人。他经营着一百阿尔邦[4]的葡萄园，在收成好的年份可以酿出七八百桶酒；他还有十三块分成制租田和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为了省钱，他把修道院的门窗和彩绘玻璃的窗子全都封死，这样既可以不付捐税，又可以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此外，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草地，上面的三千棵白杨正在茁壮成长，都是他在一七九三年种下的。最后还有他住的房子也是他自置的产业。这些都是他看得见的产业。至于他的资金，只有两个人略知一二：一个是替他放债的公证人克吕絮先生，另一个是索缪城最富有的银行家德·格拉桑先生，格朗台认为合适时也私下里和他一起做一些赚钱的买卖。在外省，如果想得到别人的信任，如果想发财，一定要行事机密，守口如瓶；虽然他们两人处处小心，仍免不了在公开场合对格朗台先生彬彬有礼，让人看出这位前任市长的财力有多么雄厚。
索缪城里人人相信格朗台家有一个装满金路易的秘密宝库，说他在半夜里瞧着那成堆的金子偷着直乐。守财奴们都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他们看到格朗台的眼睛发黄，似乎已染上了金子的色彩。一个习惯于靠资金获取高额利润的人，就像色鬼、赌徒或者食客一样，目光中自有一些使人捉摸不透的东西，一种躲躲闪闪的、贪婪和神秘的表情，肯定瞒不过他的同道人。凡是对某样东西着了迷的人，这些无声的语言就像是同行之间的暗号。
格朗台先生得到大家的尊敬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从来不欠人家什么。他是个老箍桶匠，又是种葡萄的高手；为了自己的葡萄收成，应该制作一千只桶还是五百只桶，他计算的精确性就像一个天文学家；做投机买卖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次，酒桶的市价比酒还贵的时候，他总是有酒桶出售，他也会把酒藏进地窖，等酒价涨到两百法郎一桶再卖出去，而一般的小地主早在一百法郎一桶时就把酒抛光了。他一八一一年的大丰收是众所周知的，他精明地把酒囤在家里慢慢地卖，那一年他赚了二十四万法郎。在理财方面，格朗台先生就像一只猛虎，一条巨蟒。他懂得如何躺着、蹲着，把猎物瞪上半天再扑上去，张开钱袋的大口，吞进成堆的金币，接着就安安静静地躺下，就像一条吃饱了的蛇一样，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慢条斯理地消化着吃到肚子里的东西。
看见他走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感到既钦佩，又敬畏。在索缪城里，有哪一个没有曾被他的钢铁般的利爪干脆利落地抓过一下的感觉。有人要买田，通过克吕絮先生借到一笔贷款，利息要一分一。有人拿期票到德·格拉桑先生那儿去贴现，先要付出一大笔利息。不论在市场上还是在晚间街头的闲谈中，几乎没有一天不提到格朗台先生大名的。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是地方上值得夸赞的荣耀。所以有不少商人、客店老板不无得意地对外地的来客说：
“先生，我们这儿财产超过百万的有两三家；至于格朗台先生嘛，嘿！有多少财产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一八一六年时，索缪城中最擅长计算的人估计这个家伙的地产约值四百万法郎；但是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之间，以每年收入十万法郎地租推算，他手中的现金几乎和他的不动产价值差不多。因此，在人们打完一场牌或是谈了一阵葡萄、最后提到格朗台先生的时候，一些自作聪明的人就会说：“格朗台老头吗？……格朗台老头总有五六百万吧。”要是克吕絮先生或是德·格拉桑先生听到这句话，准会说：“您比我还厉害，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的总数呢！”
如果有某个巴黎客人谈起罗特希尔德或者拉斐德那样的大银行家，索缪人便会问，他们是不是和格朗台先生一样有钱。要是那个巴黎人轻蔑地笑笑，回答说是的，他们便会面面相觑，摇摇脑袋，露出满脸不相信的神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