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第一节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趋势

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经济正迅猛发展，同时呈现二元经济结构，这些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特殊的人口老龄化现状：老年人口数量大、增长快、高龄化严重、老龄化程度地区差异大以及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等。

一 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大

据2011年4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已达到13.7亿，同年10月，世界人口约为70亿，我国人口总量约占全世界的19.6%，中国依然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相应的，我国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和比重在不断上升。2011年4月，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2.93个百分点。到2011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85亿，占总人口的13.7%，比2010年年末提高0.47个百分点；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23亿，占总人口的9.1%，比2010年年末提高0.25个百分点。

从纵向内部对比的角度，195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60岁及以上的人口总数占15—59岁的人口总数的比例）为12.93%，而此时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4.08%；到2010年，中国与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分别为18.09%和17.71%。60年间，中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已发生扭转，超越世界老年人口抚养比。

从横向外部对比的角度，1950年我国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的比重为20.39%，我国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为21.84%，我国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的比重低于我国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而2010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世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为21.91%，我国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则约为19.56%，我国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的比重已超过我国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

二 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

首先，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1957年，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我国迎来了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如今恰逢该人口队列进入老年阶段；其次，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能够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迅速增加；最后，我国人口总量增长步伐的减缓一定程度上使得老年人口比例扩大，2000—2010年的10年里，我国人口总数增长量为7390万人，而1950—2000年的50年间，平均每10年增长人数为1.2亿。

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在1990—2000年的10年间增长了3300万人，平均每年增长330万人，2000—2010年的10年间增长了4753万人，平均每年增长475.3万人，第二个10年比第一个10年的年均增长量增加了145.3万人。可见我国老年人口已进入快速增长时期，预计近几年老年人口的年均净增长量将超过700万人。

我国老年人口系数（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上升至14%用了25年，而从14%上升至21%只用了15年，比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所用时间都短，比如，法国的老年人口系数从7%上升至14%用了116年之久；甚至在发展中地区我国老年人口系数的增长速度也名列前茅，印度老年人口系数从7%上升至14%用了30年。从1999年到2011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从1.26亿增加到1.85亿，年平均增长率为3.2%，约为总人口增长率的5倍。

三 高龄化严重

通常60—69岁被划分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口，而80岁以上则为高龄老年人口。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总数为2098.9万人，占全国老龄人口比重为11.8%。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司在《2010年世界人口展望》中预测，到21世纪中叶，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总数将达到1亿左右，占我国老年人口总数的比重将达到22.5%。未来老年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老年人口增长也将是全部人口增长最快的部分，所以高龄人口的比例将进一步增长。由于高龄老年人大多生理机能衰退，患病率高，失去劳动能力，生活自理出现不同程度的困难，因此高龄老人在生活上需要照料；另外，其退出劳动力市场已久，个人储蓄所剩无几，因而他们同时需要经济上的供养。我国老年人口高龄化形势越发严峻意味着纯粹被赡养人口给我国带来的负担越来越重。

四 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大

我国人口老龄化地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城乡差异及东西部地区差异两个方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迅速完成了人口结构的转变，农村也随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另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城市的就业拉动力使得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在内因和外因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人口老龄化逐渐出现了城乡倒置的现象。

2000年我国农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系数为10.9%，而城市为9.7%，城市比农村低了1.2个百分点。至2010年，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系数是14.98%，城市老年人口系数是11.47%，城市比农村低了3.51个百分点，老龄化城乡差异进一步加剧。

虽然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在发达国家也曾普遍出现，但该现象在我国显然有其独特之处。首先，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城市，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村的2倍多，到2009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到3.3∶1。其次，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持续时间长。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仍会大量向城市迁移，这将导致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的现状无法得到改变，预测这种状况将持续到2040年，此后城市的老龄化程度才会逐渐超出农村。

与此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还表现为东西部地区的差异，这主要是东西部经济发展及医疗水平不同，气候条件也有所差异，导致东部地区人们的平均寿命相对比西部地区长。一方面，三大区域在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上存在较大差距，东部地区早在1992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比中部地区早了整整十年，而西部地区则在2004年才以老年人口系数7.02%的水平进入老龄化社会。另一方面，从绝对差距来看，三大区域老年人口系数呈阶梯分布，由东向西依次为高、中、低，从2003年开始，绝对差距有所减小；从相对差距来看，东西部地区差距最大，紧接着是东中差距，最小的是中西差距。

五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不协调

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历史经验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虽然也是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而发生的，但是前者的发展速度却远远超出了后者所能承受的力度，即当前的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协调，被称为“未富先老”。

首先，我国的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并不能代表我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是我们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特殊之处。联合国在1956年发表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和社会影响》中指出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为65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超过7%。该报告还按照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进行了划分：如果人口可以被硬性地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话，则年轻型是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系数低于4%，成年型是指这一比例为4%—7%，老年型是指这一比例超过7%。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是纯粹从人口统计学意义上对一个社会的人口状况进行的描述，其落脚点在“人口”。而“老龄化社会”则是从更广泛的视角对整个社会的类型进行描述，不仅包含了人口老龄化程度，更涵盖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程度，通常意味着在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前提下人口呈现老龄化，并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反作用，其落脚点在“社会”。换言之，如果一个社会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开始对发达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并威胁到了社会赡养能力，则可以称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任何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特定的老龄人口比重转折点，一旦老龄人口比重超出该转折点都必将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是“人口老龄化”与“老龄化社会”的内在联系，亦即人口老龄化的标准存在的意义就是为老龄化社会提供一条警戒线。当然，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不尽相同，对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承受能力亦不同，所以在相同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下不一定都会进入老龄化社会，反之，在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人口老龄化程度也不一定相同。因而，我国虽然已出现人口老龄化，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特征并不足以使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其次，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尚处于初期阶段，劳动力仍在增加，其对储蓄的积极效应部分抵消了老龄化所带来的消极效应，同时由于我国老年人传统的消费观念以及目前老年人消费和投资渠道狭窄，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在短期内会增加居民储蓄，减少社会消费。另一方面，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看，由于人口梯队效应，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减少，这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桎梏。

六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受计划生育政策、城市化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我国人口增长率逐年降低。预计到21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增长率将下降至-0.33%，占世界人口总量的比重也将下降至15%左右。即便如此，我国老龄化程度仍持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一方面，老年人口总数将迎来高峰，据预测，203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的总数将达3.43亿，2050年达4.5亿左右；另一方面，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口抚养比大幅度攀升，2030—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保持在40%—50%。

同时，我国高龄化的趋势也愈加突出，预计2030年和2050年我国80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将分别达到3959万和9962万，分别占全世界80岁以上老年人总数的20.29%和24.75%。

目前我国经济正在持续发展，社会各方面因素都有利于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的迁移，然而在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达到饱和、农村生育水平降低后，现存的由农村向城市、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现象将难以再现，预计2040年以后，年均城乡转移人口规模仅为120万—160万，同时，历史上大规模迁入城市的人口逐渐步入老年，为扭转老龄化城乡倒置的局面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