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全国革命胜利后党所处的执政地位，既为更好地服务人民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能否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直接关系到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及其性质，是一个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就已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他预言：“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并且告诫全党，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在这里，毛泽东高度警惕共产党自身的问题，清醒地认识到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这是自然界的兴衰规律。毛泽东的这个预见和警告是及时的和深刻的，这实际上指明了党将长期面临执政的考验。

党取得执政地位后，能否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是毛泽东思考和忧虑的一个重大问题。当革命胜利的曙光初露端倪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要吸取“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历史教训，他语重心长地说：“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包括我们党的经验时，总是把失败同骄傲联系起来，这是因为，骄傲就必然突出个人的作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取得政权以后如果骄傲了，就会追求享乐腐化，骄奢淫逸。这样的话，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历史上，腐败与政权兴替如影随形，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王朝。民间有一个说法，“李闯王打天下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要求全党牢记李自成失败和我们党自身的历史教训，不要重犯胜利就骄傲的错误。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会见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等，黄炎培提出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支配的问题，毛泽东依据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成功经验，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后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规定了六条：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

但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的防止腐化变质的警示，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即不幸而被言中。进城之后，由于党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在部分党员干部中迅速滋长了居功自傲、贪图享受的思想，有的甚至走上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犯罪道路。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深刻忧虑，认为这是一场早已料到的、不可避免的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决心通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有力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对党和人民政权的腐蚀。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是基于对“三反”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他要求全党要严重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他认定这“实是全党一件大事”，“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这场反腐蚀、反腐败的伟大斗争，是在毛泽东亲自倡议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

上述表明，在执政条件下坚持党的根本宗旨，依然取决于能否继续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这是反腐蚀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两党较量的实质，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争取人心的较量。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实质及其反人民的作为，起到了为渊驱鱼的作用，这正是其最终失败的深刻原因所在。我们要学会敬畏历史。敬畏历史，就是敬畏人民。国共两党的斗争，最终发生强弱易位，说到底就是人心较量的结果。人民最后就是用手推车来表决，碾碎了蒋家王朝，推出了一个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毫无私利的政党，因而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同心同德，共同奋斗。如果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会失去一切。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下，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社会的公仆。这是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提出的一个著名思想。这一思想已成为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工作人员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同任何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的一个显著区别。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对如何实践和发展巴黎公社原则进行了认真严肃的思考。他毕生为彻底实现和捍卫人民主权而奋斗，反复强调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引用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勉励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者，要以鲁迅为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再要求党的干部要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他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才是一种高级趣味。他对那种倚仗权势、高高在上、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等官僚主义的恶习深恶痛绝，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要敢于挺身而出反对官僚主义。他不断对“摆老爷架子”“摆官僚架子”和不顾群众死活的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他要求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指出，“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他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极力反对并要求切实改变干群之间不平等的“猫鼠关系”。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指出了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在于脱离群众，要永远保持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他提出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下去。这些都深刻地说明，只有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官僚主义作风对党的队伍的侵袭。

1956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立之后，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企业管理人员和职工群众之间建立了互相合作的同志式关系。但是，这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作保证，否则，就有可能被损害和破坏，严重的甚至还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实际上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关系。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他说：“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这就是说，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只有劳动者的管理权得到保证，即能够以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才能使一切国家机关、部队、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从而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的人民主权得到实现。

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的实质是一种特权思想和作风。这种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看作是个人的专利、专权的思想，不但会表现在漠视群众疾苦甚至欺压百姓的工作作风上，而且也会表现于以这种特权来谋取个人的私利。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有着深厚的官僚主义的传统和土壤。这种所谓“官国”传统，就是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思想，有官就有权，当官就可以作威作福，鱼肉百姓，以至于官比法大，以权谋私。如果这种作风侵入我们党内，就会从根本上违背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党性原则，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毛泽东极端憎恶这种反人民的现象，他始终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彻底同“官国”传统决裂，为全党树立了人民公仆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