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一 问题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大表现是“单位制”的解体。学者们通常认为，中国的单位组织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组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组织化”的统治形式和工具，是国家实现统治的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李汉林等人认为，“中国单位现象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社会行为通过组织功能多元化方式逐一整合到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组织即‘单位’之中，从而由这种单位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地位，左右和控制他们的行为，逐步实现人们社会行为以单位组织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现象。”整个社会呈现国家与单位组织这样的两极结构。这个时候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是通过单位实现的，通过个体对单位资源的依赖实现对社会和个体的控制。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迁，后单位社会中社区建设以及治理问题成为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焦点。单位作为一种社会整合方式，一种资源获取方式的解体一方面释放了社会空间，出现孙立平先生所说的“自由流动的空间”和“自由流动的资源”；另一方面也需要新的整合和组织方式的替代，实现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社区建设在这个历史时期成为重要的选择。目前的一个学术共识是社区治理的核心是如何改变社区行政化体制，实现社区自治，进一步就是实现社区的自组织过程。

有限的社区自组织研究大多关注的是中国独特的“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社区发育，以及新型城市社会管理层面上的体制和制度创新问题。但是面对一个长期“全能型”政府和“单位制”管理的社会结构，中国普遍缺乏一种帕特南提到的“公民参与传统”。这更多地意味着社区参与的社会基础先天不足。这种所谓的公民参与传统可以在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各种类似互助会和合作社这样的地方公民组织的数量，以及各种地方团体的数量及参与状况体现出来。帕特南认为，这些公民参与传统有助于促进“公共精神”的产生，进而促进社会横向参与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的形成。而这些公民参与的结果是社会资本的存量增加，有利于促进经济繁荣和政治制度效率提高。但是就中国而言，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社区建设中各种公民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应该在社区建设和管理中建立有效整合政府组织、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机制，但社团组织总体上一直存在许多体制上制约，受到政府的“合法性的控制”。而这种合法性的约束成为中国当前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之一。与此同时，大量城市社区的重建和住宅商品化导致社区成员因为缺乏共同生活史和集体记忆而进一步产生社会整合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区建设已经发展出一些社区的模式，比如所谓的“沈阳模式”“江汉模式”等。但是总体上表现为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感普遍不高。吴巍的调查表明，社区居民自治参与不足表现为，“参与意愿较低”“参与率不高且分布不均匀”“自治参与的程度不深、范围不广”。在该调查中，只有26的居民表示，“愿意经常性参与”社区事务和活动，而“不愿意参与”的有12; 50的居民一年也没有参与过一次社区事务，而且74的参与者是离退休的老年人。王小章等人在H市的调查也指出，在研究对象中表示“不太愿意”和“不愿意”参与的居民总计达54.2 。同样，许多其他研究也基本得出相似结论。总体上看，学者们普遍的发现比较一致，我国的社区居民参与意愿普遍不高，总的参与率不高，分布不均匀，老年人和学生远多于青年。参与程度不深，大多数情况下的社区参与局限在具体事务，而非参与社区决策和管理。同时，邻里互动关系也趋向于淡漠化。研究者发现，由于邻里内部缺乏密切的联系纽带，真正基层共同体意义上的“社区”并不常见。而商品房住宅区的邻里交往较少，“社区”色彩最淡。这种中国社区发展的“嵌入性”结构问题决定了社区自组织作为一种“自发秩序”，以及社区如何形成是无法忽视的问题。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新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人类开始进入所谓的“网络社会”，朝向一种“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时空结构对于社区结构产生巨大影响，比如，虚拟社区可以使人际关系得以解放，实现跨越时空的社区形式和社会联系。一些学者开始思考，当互联网等技术使人们以前的各种公共行动实现“在家化”，是否会导致公共行动的减少？如果社区真的超越地域的束缚，在更大范围内维持社会纽带，那么社区的含义是否就是个体网络本身？本地社区对于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意义，面对社会资本的下降趋势将面临什么样的未来？而从中国的生活事实和研究现状出发，仍然应关注在时空结构变化，以及本土缺乏公民参与传统导致的社区发展问题。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社区建设、自组织的体制和制度创新问题，而忽视社区参与的行动者层面的实践，以及信息技术作用下的社会时空结构对社区和社会关系的影响。

二 研究的意义

尽管目前来看，还没有任何一个理论专门研究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沟通过程，但是这些电子通信网络的密度和强度证明，虚拟社区也是一种社区形式。卡斯特尔甚至进一步认为，虚拟社区社会学将是新千年都市社会学的另一条发展轴线。目前国内的社区研究中，尤其缺乏对信息技术影响的关注。通常涉及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沟通技术的社区影响的时候，人们谈到的都是所谓的与“现实社区”相对的“虚拟社区”。此时，虚拟社区是指一种区别于甚至某种意义上被看作隔离于日常现实生活的交往领域。但是至少从实际的影响来看，互联网也是一种社会网络的形成渠道，扩展了社会网络的范围。同时从这种沟通技术的实践选择来看，虚拟社区不仅成为一种新的社区形式，而且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本地社区的一种社区组织工具，有潜力促进本地社区网络的形成。但是目前来看，对于这个层面影响的研究还很缺乏。而就传统意义上社区的研究，研究者更多从体制创新角度出发，容易忽视社区居民作为社区行动者对于制度和结构的实践策略和过程的分析。至少从目前的国内实证研究来看，即使在专家和行政话语上存在一些社区管理的模式，但是社区参与和社区归属感普遍不高。而随着住宅商品化的过程，商品房小区居民缺乏共同的生活史和熟悉感，这更加使社区的认同和自愿参与缺乏基础。一个缺乏参与的社区无论如何无法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如何促进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的产生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焦点。

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在缺乏公民参与传统的社会实现社区的自组织与参与，如何应对“网络社会”和转型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的社区与社会自组织问题，进而探讨社区如何在这种自组织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北京H社区提供了一种地方社区自组织如何可能的现实选择。该社区是一个从2000年以后陆续开始入住、以外来人口为主的新生居住社区。它面对一系列社区空间和城市环境的局限，以及社区重建中的制度滞后等问题。但是，通过一个居民自发组织建立的虚拟社区形成新生社区的本地社区网络联系、公民参与团体，以及潜在的集体行动能力，这个地方社区在虚拟社区的组织之下再度繁荣起来。

本研究以H社区为个案，试图关注的问题是其虚拟社区如何实现在本地社区的“再地方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使得“社区”得以生产的机制是什么？

试图研究沟通技术导致的时空框架变迁与中国的社会结构背景下的社区自组织问题，关注具有“去地方化”效应的虚拟社区，以及组织过程在突破时空结构限制的同时，如何对一个新兴的地方社区的再组织和自组织产生积极影响。

这一分析超越虚拟和现实的二元论，将虚拟社区研究推进到日常生活世界层面，关注虚拟社区如何与一个地域社区融合，如何有助于地域社区的自我维持和再生产的过程。借助于研究新的沟通技术对地域性社区的影响，介入“社区问题”的争论，进而深入探讨大规模社会变迁中社区如何可能的机制。因此对于社区认同、社区生产机制的分析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从实践层面来看，对于一种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社区自组织过程的研究，有利于探索一条借助于互联网新的社区参与路径，有力应对网络社会背景下的社区信息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