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认知维度、问题分析和思考路径

陈明

摘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标准，同时也应立足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起点和现实差距。对于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本文认为首先需要从体系、功能、范围和特征四个维度理清基本认知；其次需要深入分析和严肃面对包括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大学治理结构、学科布局和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层次和培养质量、科研创新能力与科研水平、国际化建设等诸多问题；最后需要遵循“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总体要求，在借鉴国际经验、遵从大学发展的基本逻辑、强化大学的建设主体责任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 认知维度 内部治理

 

自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以来，对于如何落实这一国家战略，加快“双一流”建设，学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201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国际经验表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大体上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差异性建设思路，即集中资源选择性地推进少数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转型；另一种是系统性建设思路，即把一国高等教育系统作为整体加以建设，形成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系统。从建设主体来看，上述每一种思路都涉及政府行为和大学主体责任问题。本文不讨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政府的角色和功能问题，主要从大学主体层面来分析如何理解“世界一流大学”、思考“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面临的问题及路径。

一 理解“世界一流大学”的四个维度

“世界一流大学”不是广告用语、公关宣示，而应该有实质内涵、评判标准。我

 

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样的大学才算“世界一流大学”，知道怎么判定我们的大学是否到达这个高度。归结起来看，可以从体系、功能、范围和特征四个维度来理解。

（一）“世界一流大学”是全球高等教育体系分层的结果

高等教育体系分层是许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所谓分层是指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由于核心竞争力、办学水平、学术质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声誉存有差异而获得不同地位和等级，进而形成一个带有明显层次性的金字塔式的高等教育体系。因此，世界银行高等教育专家萨米（Jamil Salmi）指出，“世界一流大学”是用来描述高等教育等级结构中那些处于高峰位置的大学（the pinnacle of the tertiary education hierarchy）的，主要是研究型大学的概念[1]。高等教育体系分层的原因很多，包括高等教育大众化、政府的政策推动、市场竞争和大学自身的努力等。而被引用较多的是美国学者马丁·特罗（Martin Trow）的观点。特罗以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著称，也对高等教育分层问题进行过深入分析。特罗认为高等院校分层有两个原则：一是市场竞争原则，是指各个大学通过市场竞争获得有助于提高学术声誉的条件来提高等级地位，如学术影响、教员质量、研究经费、捐赠规模等；二是政府分配原则，即政府通过政策措施在大学之间分配不同权力、职能、特权与资源从而导致大学有不同的发展资源条件和保障水平。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罗立祝同样认为，影响高等教育分层的因素可被归纳为历史名望与地理位置、院校从国家政策与法律中获得的特权、教育经费的保障、优质的生源和优秀的教师、科研人员、学科建设、图书馆和实验室的规模等几个方面。现实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一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总有一些大学是办得最好的，另一些则是办得较好的和相对一般的，这显示出可以识别的层次性差异或结构性差异，其实质是高等教育机构在总量基础上的结构分化。如果用金字塔作比，一些大学在塔尖，一些大学在中间，一些大学则位于底部。办得最好的、位于塔尖部分的就是一国的“一流大学”甚至“世界一流大学”。因此，所有大学都可以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和愿景，但不可能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它们需要在一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找准自身的定位。它们先要做“好的（good）大学”，然后才能做“伟大的（great）大学”。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世界一流大学”居于一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顶端，而这个系统中的其余部分同样重要。我们需要“世界一流大学”，也需要一个“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

（二）“世界一流大学”是大学功能分化的表现

高等教育体系分层的本质应该是大学功能分化的逻辑结果。大学功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大学是西方中世纪的产物。从1088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创立至1810年德国洪堡（A. V. Humboldt）创立柏林大学的700多年间，教学和知识的传承是大学的主要功能。纽曼（John H. Newman）在1852年出版的《大学的理念》一书中对这种大学进行了经典的分析，这种模式的大学也就被称为“纽曼的大学”。而1810年柏林大学的创立，标志着世界上一种新型大学的产生，洪堡明确将教学和研究的统一作为办学理想，由此将科学研究功能加入大学功能之中。这类大学被称为“洪堡的大学”。进入20世纪30年代，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校长范海斯（C. R. VanHise）提出了著名的“威斯康辛思想”，强调“州的边界就是大学校园的边界”，这标志着高等教育社会服务功能的确立，由此大学与社会实际生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现代大学通常是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的叠加复合构造。根据大学功能的现实构造可以观察到，“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有更高的定位，更强调学生的研究体验和国际化体验，教员面向全球招聘；强化学术标准和研究绩效，有更多的研究平台和研究机构，学科结构通常以“硬”学科为主体，拥有更好的实验室和图书馆等。即在研究与教学的关系上，“一流大学”的研究功能更为优先、更为强大，通常用竞争性研究经费来体现；在人才培养上，研究生比重更大、质量更高，通常用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表示。所以，当一所大学在有更强大的研究能力，更多的科研产出，更高的人才培养质量，特别是更大和更高的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规模和水平时，它通常更有可能成为一国或世界“一流大学”。因此，“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功能是知识生产（研究功能）和研究生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功能），其与普通院校相比有自身特定的、可以观察到并可以区分的功能构造。

（三）“世界一流大学”是国际比较的结果

“世界一流大学”不是关门作揖、自说自话、盲目自封，要在国际高等教育体系里面选择相应的参照对象。大学既运行在国别背景下，也运行在全球背景下，但“世界一流大学”显然是从全球范围来定义的。北京大学施一公教授和饶毅教授指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依照国际标准，而不是国内标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我们不应该用国内标准来减轻我国大学的压力，而应该直面现实，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方针，确立必要的策略，奋起直追。[2]英国学者夏普（Robin Sharpe）指出，“世界一流大学”的声誉早已超越国家主权边界。所有大学的水平现在都不是简单地在一国范围内界定，而是要在全球层面上来看待。澳大利亚学者J．尼兰德总结了“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中，尼兰德特别提到的是“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际存在”（international presence）。可见，按照尼兰德的观点，是否“世界一流大学”，要从全球范围来看。而从大学战略集群和“世界一流大学”分布的实际情况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IARU）的10所成员大学、美国大学协会（AAU）的64所成员大学、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LERU）的21所成员大学、英国罗素集团（Russell Group）的24所成员大学、澳大利亚的八校联盟（G8）的8所成员大学、加拿大15校联盟（U15）的15所成员大学、德国研究型大学联盟（U15）的15所成员大学、日本学术研究恳谈会（RU11）的11所成员大学等，大多是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所以，评价大学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不是看“全运会”的结果，也不是看“亚运会”的结果，最终要看“奥运会”的结果。相应地，我们要进行“标杆分析”，在“世界一流大学”认知和建设上要加强“对标管理”（benchmarking），如清华大学对标MIT，上海财经大学对标LSE等。所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既要按照“世界一流”标准，又要扎根中国大地。

（四）“世界一流大学”具备公认的基本特质

综览相关研究文献，对“世界一流大学”基本特征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层面：背景特征和机构特征。前者主要从“世界一流大学”的地理空间分布及其所在国家的发展水平等来考察。后者则主要研究大学机构自身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的特质。就背景特征来看，有的研究文献指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分布在讲英语的国家、发达国家、欧美国家等。就机构特征来看，相关研究文献特别丰富，各种观点都有。例如，北京大学施一公教授和饶毅教授的看法简单明了，认为所有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授队伍，二是有一套支持教授队伍培养人才、进行尖端科学研究的体制及政策（即所谓的软环境）。[2]萨米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具备普通高校没有的特性，比如教师素质超群、科研成果卓著、教学水平卓越、经费投入巨大、学生素质一流、留学生比例高、大学自治明确、学术自由充分、办学设施先进等。并特别强调英才荟萃（a high concentration of talent）、资源丰富（abundant resources）和有效治理（favorable governance）三者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波士顿学院教授阿尔巴赫（P. G. Altbach）则指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特征有：卓越的研究（包括领域前沿、教授群体质量、学术环境、学者的内心倾向），学术自由与知识氛围浓郁（对教师与学生、硬科学与软科学一样），内部治理有效（涉及学术共同体的招生、课程设计、学位授予和教员聘用），充足的设施条件（创造性研究和教学的条件优良），经费保障（充裕、可持续）。[3]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强调，“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必须是研究型大学，以研究作为自己最突出的特点。研究型大学有严格的评价标准，包括教师的整体素质、学生生源、课程的广度和深度、竞争性研究经费、师生比例、硬件设施量和质、财政资源、毕业生的声望和成就、学术声望9项指标。[4]上海交通大学刘念才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没有固定标准，但可被归纳出如下基本特征：学科水平很高，门类较为齐全；学术大师汇聚，教师素质很高；科研成果卓著，学术声誉很高；科研经费充裕，研究力量雄厚；学生素质一流，生师比例不高；管理科学规范，杰出校长掌舵；办学特色鲜明，办学理念明确；国际化程度高，留学生比例高；经费投入巨大，办学设施优良。

总的来说，从机构特征来看，各种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基本特征的研究大体可以用“人才”、“资源”和“治理”三大范畴来进行概括。如果以投入产出的系统观念来看，可以从投入端（input-based）和产出端（out-based）两个主要方面来把握“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在产出端，“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是高质量的人才，创造的是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承担着重要的学术责任，而这些通常超越区域和国家层面，具有全球影响和国际声誉，实质是“世界一流大学”对国家和全人类有更大的贡献。在投入端，“世界一流大学”通常在战略规划、学科配置、教员队伍、生源、办学经费和研究经费、物质条件保障、大学制度和治理结构、大学文化和价值系统等方面更为优异、卓越，是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标杆。

总之，“世界一流大学”没有约定俗成的、精确的概念，但对其概念进行讨论仍然是必要的。它有利于我们关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大学类型，关注大学学术标准及其改进，关注大学之间的差距，关注大学在院校系统中的定位，关注大学的愿景和志向，关注大学的竞争战略，关注大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关注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思路和举措，等等。

二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2011年，世界银行发布的高等教育研究报告《通向学术卓越之路：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建议，并非所有国家都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至少在最基本的高等教育需求没有满足之前没有这种必要。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先把重心放在建设最好的全国性大学上面，将受益更多。中低收入国家在实现国民普遍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应当抵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以追逐全球声誉的诱惑，因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远比许多国家估计的复杂。

我国有自己的国情、志向、愿景和战略。虽然通过实施“985工程”、“211工程”、“99年扩招”、“2011计划”、“本科教学质量工程”、“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双一流战略”等，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我们必须正视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以及我国大学的不足、缺陷和短板，充分估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而这些困难与挑战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问题

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是中世纪大学创立以来各大学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大学自主讲的是大学决策的自主性问题，学术自由讲的是来自大学外部的强制性约束问题。目前这些方面还有很多改进空间，如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下，赋予大学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在大学的组织自主、财务自主、人员自主和学术事务自主四个维度上增加大学办学的自主决策空间；在学术事务上，给予大学、教师和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比如使学生在专业和课程上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等。

（二）大学治理结构问题

治理结构的本质是权力主体及其权力运行关系，涉及大学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从大学内部来看，治理现代化是大学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目前的现实状况是大学行政化的现象改观不大，学术权力弱化依然存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紧张关系还未得到消除，学生参与学校相关决策的机制和制度不完善，教职员工民主管理的内涵建设不足，等等。以治理结构为主体的现代大学制度也需要得到进一步完善，如增强大学章程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制度差距才是它们之间的主要差距。

（三）学科布局和学科水平问题

大学学科既是一个知识体系，也是一个培养体系，还是一种社会建制。“学科立校”“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一流大学要有一流学科”“办大学就是办学科”，应该是近些年来大学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大学学科建设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一个是学科布局和配置问题；另一个是选定学科的具体建设上档次、上水平问题。前一个方面的问题有学科布局不合理，主干学科不强，学科趋同和特色不足，学科间关联性、支撑性和融通性不够；后一个方面的问题包括学术方向不清晰、学科特点不鲜明、学科综合实力不强、学科影响力和贡献度不够等。

（四）师资队伍整体素质问题

“教师的质量就是大学的质量”“没有大师的大学很难成为一流大学”。师资队伍问题既有总量问题，也有结构问题。总量问题主要是生师比过高的问题，结构问题主要是高层次人才不足问题。同时，在师资人事制度环境，包括聘用、晋升、评价、考核和薪酬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培养和吸引顶尖学科人才的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相关制度深化改革任务依然繁重。正如北京大学施一公教授和饶毅教授指出的那样，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不断努力，我国的大学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教授队伍和科学研究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个别学科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就。但整体教授队伍的水平还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2]可以说，这些方面的差距是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最主要的差距。

（五）人才培养层次和质量问题

“世界一流大学”通常具有一个精干和高质量的本科教育体系，一个规模相对较大、水平相对较高的、以研究为导向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两者之间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并都追求卓越的教育标准。相比而言，我国大学既存在调整优化不同层次人才培养结构的问题，也存在在教育理念、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培养方式等方面深化改革，加强学生的实践体验、研究体验和国际体验，大力提升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比如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批判意识培养力度不够，教学资源和条件保障对人才培养的支撑力度不够，等等。

（六）科研创新能力与水平问题

“世界一流大学”通常是知识创新中心，具有强大的研究实力和大量的研究产出。我国大学这方面的问题大体有研究能力不强，先导性、前瞻性、创新性、原创性研究不够，标志性成果不多，研究成果对地区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支撑不够，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还比较弱；研究的导向、激励和评价机制还不完善；协同创新动力不足；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紧张；等等。研究经费管理也是一个问题。研究经费管理事关教师的研究积极性、队伍建设、条件保障和创新机制等，并不是简单的报账问题，涉及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和激励机制改革问题。

（七）国际化建设问题

目前，信息化和国际化是大学教育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从全球高等教育实践来看，“世界一流大学”一般也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学。国际化水平高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性指标。大学国际化包括对外国际化和对内国际化两个方面。目前，国内大学在学生和教师的对外国际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而在对内国际化方面则相对落后，学生中国际学生比例偏低，教师中国际聘用的教员很少，大学的整体国际化程度不够。

这个问题清单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比如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与水平、体制机制的稳定性和成熟度、教育财政和建设经费等宏观因素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支持和保障程度还不够；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规范化管理水平包括考核评价机制等微观因素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制约和限制。但上述足以说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面对的形势严峻，而这也是我们思考“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逻辑起点。

三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思考路径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既是一个理论课题，也是一个现实使命。对于大学管理层来说，这是一个沉重话题和现实压力。大家都在冥思苦想，甚至焦虑不安，唯恐在这样一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国家战略中掉队落伍。但是谁也没有灵丹妙药。其实，根据前面“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特征，我们知道“世界一流大学”理念反映了占世界主导地位的研究型大学，特别是欧美国家研究型大学的规范与价值，是一种基于全球视野的观念。它意味着其他的大学要与这些世界最好的院校竞争，并追求成为这样的大学，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国家或大学在置身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时，需要考虑自身的需求、资源条件和长远战略，需要一种客观现实的态度。

从国际经验层面来看，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在发布2014/2015年度“世界大学排名”时指出，最近几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要现象，许多国家都将建设有竞争力的高等教育体系作为政府政策的核心。该排名的主编巴蒂（Phil Baty）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先，你得有钱，因为充足的财务资源对于吸引顶级学者和建设相关设施都是至关重要的。其次，要为学生提供一个卓越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最后，“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是真正意义上国际化的大学，能像磁铁一般吸引全世界的学者和学生。澳洲西澳大利亚大学校长马克韦尔（Don Markwell）则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吸引、发展和保留最杰出的学者和最优秀的学生，即所谓的“人才战争”（war for talent）问题。这也是“谁是世界上这个领域最棒的人，如何得到他们”这样一个“哈佛之问”的问题。其他方面的问题还有需要更多的财力资源、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组织架构、加强全方位的学生学习体验、平等和多元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等问题。萨米在论述智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的文章中，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从国家和大学层面分析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有关问题。在大学层面，萨米认为，促进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转型的战略规划，大学内部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推进改革的举措，学术领域的聚焦战略和比较优势的培养，国际化战略特别是吸引国际知名学者的政策设计，国际学生的流入及其英语课程的范围，资源分配的程序和标准对关键性的研究和教学领域的支持等都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注意的问题。上述这些分析对于我们思考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国际经验同样表明，除了大学层面的因素外，高等教育的生态系统（higher education ecosystem）也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重要影响。根据有关分析，高等教育的生态系统一般由宏观环境，包括政治经济体制和法治水平及其对大学的经费保障和学术自由的保护；国家的教育治理能力，包括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实施大学改革的能力；高等教育的治理和规制框架，包括国家和大学层面的治理结构，保障大学自主和问责的制度安排；质量保障体系，包括评价和激励大学改进研究和教学质量的制度框架；资源和财务激励机制，包括资助分配和使用效率的评价制度等；大学基础设施，它是吸引顶级学者和优秀学生的重要条件，组成。上述因素之所以重要，在于“世界一流大学”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其外部的宏观教育制度同样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因素。

总体来看，国际经验为我们思考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但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并不存在统一的模式。基本的立场应该是立足“世情”、立足“国情”和立足“校情”。立足“世情”主要是参考国际经验，立足“国情”主要是紧贴国家战略需求，立足“校情”主要是考虑大学自身的资源条件和基础。从大学主体的层面来看，在思考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遵循“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总体要求

百年以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初始阶段“学习欧美”、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俄为师”、改革开放以来强调“中国特色”这样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指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等。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习近平同志更是强调要以中国特色为统领，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因此，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照搬欧美”，也不能“回到民国”，而是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基本遵循，既要立足校情现实，体现中国特色；也要紧扣“一流”目标，体现世界水平，做到两者的有机统一。

2．把握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态势

从“十三五”时期开始，中国高等教育处在一个发展的长周期转换的新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主要解决数量、规模和大众化等问题；而今后一个时期则主要解决好质量、结构、竞争力和贡献度等问题，要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转型。为此，大学要更加注重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和社会需求导向的发展，大力提高自身的教育质量，以促进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也应在顺应这种大趋势、大格局的背景下，推进改革、谋划发展，使大学微观层面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国家宏观层面的高等教育发展总体特征和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同样不能游离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背景特征之外。

3．以“总体方案”“实施办法”为行动指南

“总体方案”“实施办法”描绘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清晰路线，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供了有力指引。它们提出了坚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四项基本原则”，列出了到2020年、2030年和21世纪中叶的“三步走”建设目标；围绕“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核心要求，从建设、改革两方面共安排了10项重点任务。“总体方案”“实施办法”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就是强化它们的引领作用，切实行动起来，将其内化为大学自身的建设举措。特别是要结合大学的“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和内部综合改革方案落实好它们。从“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来看，既要发挥其战略引领作用，也要推进年度任务分解，强化战略实施和绩效评价。从内部综合改革来看，要从培养体系、人事体系、治理体系、学术体系和公共资源配置体系等主要方面，加大和加快改革力度和创新高度，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和机制保障。

4．遵从大学的基本逻辑

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和学术共同体，是以“高深知识”为核心的组织体系，致力于“高深知识”的传承、创新和运用。按照张维迎的说法，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条件是大学的教师队伍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并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因此，大学必须有一个包括师资人事制度在内的良好治理结构。由此可见，“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就是师资队伍建设，师资质量就是大学的质量，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大学的基本逻辑。

因此，“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始终把一流师资队伍及其制度建设作为工作的核心，加快缩小我们高等教育体系与世界发达高等教育体系之间的差距，而这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所在。从当前大学师资的基本状况来看，一流的师资队伍建设主要要解决“有”和“优”两个问题。解决“有”的问题，核心是生师比，要把过高的生师比降下来，否则大学的基本教学科研功能无从说起；解决“优”的问题，核心是杰出人才问题，要把杰出人才不足的短板加快补起来，否则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会没有人才的支撑。

5．强化大学的建设主体责任

国际经验表明，研究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考虑外部和内部两个互为补充的层面。外部层面即政府层面，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作用问题；内部层面即大学层面，涉及大学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而采取的改革发展举措。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在外部层面，中央已经公布“总体方案”“实施办法”；省级政府比如广东出台了政策，计划5年投资50亿元重点建设14所高水平大学。同时，应充分认识到，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大学自身是责任主体。大学必须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激发自身的内生动力与建设活力，勇于担当，自我加压，明确目标，加强发展战略引领，提升内部的组织动员水平，增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行为自觉和建设绩效。

6．久久为功，把握节奏

大部分能称得上世界一流的大学分布在少数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丁学良也认为办大学比办企业更难，指望在较短的时间内中国的大学跟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并驾齐驱并不现实。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怎样在既定的现实条件下，尽可能使中国的大学缩短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既要有决心与信心，也要有恒心与耐心，更要有沉潜之力、积淀之功，克服急躁情绪和冒进思想，特别是要避免搞“运动”式的思维惯性。正如陈平原所言，不要天天追问中国的大学是不是“世界一流”，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干下去。南京农业大学外聘教授程宗明讲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从小事干起，大学教学楼的卫生间连擦手纸都没有，谈何“世界一流大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能停留在美丽口号和宏伟规划上，必须落地、落细和落实。

参考文献

[1] 萨米（Jamil Salmi）：《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挑战》，世界银行报告高等教育研究报告，2009。

[2] 施一公、饶毅：《靠什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光明日报》2008年4月2日。

[3] P. G．阿尔巴赫：《通向学术卓越之路：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世界银行报告高等教育研究报告，2011。

[4] 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