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前国内有关哈萨克族的研究，以人类学长期田野为基础的个案还比较少，尤其对其游牧知识进行系统研究的个案就更为鲜见。从“本土知识”的视角研究一个游牧族群的社会、生态、发展及他们的观念世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尚不多见，特别是在汉语言文献中，这样系统而专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人类学方法外，祥军博士还采取了以“本地人访谈本地人”的方法获取访谈资料。通过这种方法，既能更为准确了解把握本地人的真实想法，又可增强论文中材料的可信度。理论上，以哈萨克游牧社会为例，把“知识、生态、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为知识的人类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民族志个案。

全书以整个草原生态环境及其变化为背景展开论述，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哈萨克游牧知识，探讨了游牧知识与草原生态的关系。祥军博士认为，哈萨克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在与草原和牲畜的互动中，形成了一套调节三者关系的平衡机制，产生了一套放牧牲畜、利用草原、规约和管理游牧社会的知识，以及对待草原的态度与规范。正是以这种大范围有规律的移动，牧民才得以适应“脆弱的”、“多变的”和“不确定的”干旱区环境。这种适应机制是牧民基于数千年对草原环境的经验观察和积累。由此，哈萨克游牧社会以草原环境为基础形成了一整套文化知识体系，游牧民对草原生态环境有着高度的依赖性。所以，这套本土知识体系对于维持草原生态系统的平衡起着重要作用。

祥军博士还告诉我们，游牧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游荡，它有自己的一套缜密的组织管理知识。游牧的组织管理知识是以游牧民对草原和牲畜的认识为基础，并运用一套规则来进行水草资源的分配、个体劳动的分工以及组织游牧生产的全过程。整个游牧过程包括很多复杂烦琐的工作。游牧的时空变化特点又要求游牧的管理者具有灵活性处理各种事件的权力和能力。基于当地干旱区草原环境的多变性特点，为了减少来自外部各种不确定性事件的威胁，能否组织管理好游牧生产尤为重要。游牧社会组织担负了此重任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游牧知识正是通过游牧社会组织进行传承与创造，维系游牧社会发展至今。但传统游牧知识在强大外力作用下，传承机制出现了断裂，而新建立的生产组织及其背后的知识体系或文化与原有的游牧生态环境是背离的。所以这种脱离了当地草原环境、游牧生产及游牧知识等实践基础的管理理念成为如今引起草原生态和人文生态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本书还初步讨论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这种追求“开发牧草资源”的经济发展理念，引起了原有牧区社会生态系统中“人—草—畜”关系的分离，同时其在开发过程中忽视了当地自然环境特点及其与本土知识的互动关系，而且牧区社会的自然生态和本土知识体系非但没有接受这种“发展”理念的能力，更失去了制衡或约束破坏草原生态行为的力量。

本书在游牧知识研究方面已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在哈萨克游牧民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祥军博士的研究最为重要的创新之处在于能够从一种极为地方性的游牧知识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之中寻找到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为游牧社会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有待于挖掘的知识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不仅是“物”的遗存还是各种知识，人们通过掌握和实践这些知识才得以把文化代代传递下去。所以，草原生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区域文化发展的基点，游牧生计作为草原环境的最佳适应方式，需要重新挖掘其生态适应价值。在现代条件下辅以必需的技术和制度改良，建构新的草原文化—生态协调发展格局。这实际上回应了一个人类学上的基本概念，就是在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人、社会、经济、文化、自然这样一个复合体的系统里，如何来重新思考生态人类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人与环境的关系。今天的牧区社会中的人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不管用何种方式来重新协调这种关系，都要建立在本民族文化根基的基础上。

然而很多学者在描述环境变化时，常常忽略文化传统的因素。特别是对于在公有资源的利用中所出现的生态问题，如草原退化的问题，常常用“公有地悲剧”理论进行解释。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G．哈丁（G. Hardin）提出“公有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即“公用权悲剧”概念，地球资源被看作是公共财产。这里的公共拥有，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所有权，而只表现为公用权，所有社会公民都可以随意利用它。哈丁把这种公共财产比作公有草地，谁都可以在草地上放牧，每一位牧民为了从放牧中取得更多的好处，按照费用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则，总是力图增加畜群的数量，但是谁也不进行草地建设的投资。这样，随着畜群增加，草原的质量急剧下降，最后草场完全退化，不能再放牧牛羊。这就是草地公用权的悲剧。在此，每个人追求自己最大的个人利益，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所有人的利益的毁灭。这一解释事实上是纯粹的经济学中的利益最大化的观点，而忽略了不同的民族、社会、文化对公有资源的利用之不同。不过，G．哈丁提出“公有地悲剧”理论，不用说在一定的范围和时间中，是非常有效的。如即使在完全是少数民族生存的地方，由于货币经济的刺激，也带来了对资源的破坏和掠夺。特别是一些从不同生态文化区迁入的移民等，对于资源的利用与当地的社会文化传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加之一些移民对当地资源缺乏“家园”的概念，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了“公有地的悲剧”。

本书的很多研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学术意义。目前学者们从人类学视角，对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分析的还不是很多。祥军博士以中国整体发展的时空为背景，结合发展的人类学理论对游牧社会的生态环境和游牧知识体系的变化过程及原因进行个案研究。祥军博士认为，一直以来涉及生态环境和本土知识的人类学理论，主要建构在西方学者对非西方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研究的个案基础之上，而本书以一个人类学者的眼光反思“发展”，为发展的人类学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书从跨学科视角，以人类学田野实践为基础，沿着草原生态、游牧知识体系到发展的思路，对于草原生态退化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并厘清了草原生态、游牧知识体系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政策制定者分析草原生态退化原因及治理草原退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一直告诉同学们，田野调查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必须要经历的成年仪式。祥军博士的研究成果就是建立在长时间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祥军背着睡袋帐篷，骑着马与哈萨克牧民在各牧场之间迁徙。其经历一直在我头脑里萦绕。以这种科学扎实的田野精神，来从事今后的新的研究领域，一定会取得更优秀的成果。

2017年8月26日

于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