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走进草原：田野与方法

我的田野是一个没有“围墙”的草原，这是我进入田野之初最直接的感触。我在田野中不断地移动，自由穿梭于草原的各个角落，倾听哈萨克族老人的故事。在草原上，我也成了一个游牧者，跟随牧民和畜群不断移动。每天都在经历着一种时空转换：白天在游牧的世界里穿行，晚上面对笔记本时又把我拉回现实世界。

在与哈萨克牧民长时间的相处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他们对待水草的珍爱态度和行为。我曾经多次参加牧民的婚礼、割礼、走路礼、各种生产生活及宗教节日等活动，他们纯朴善良、热情奔放的性格以及对待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深深地感染着我。至今，那些田野中的画面经常在我脑海中一次次浮现：在毡房里倾听老人们弹奏着冬不拉、在草地上观看年轻人跳着黑骏马舞及天鹅舞（舞蹈）、在婚礼上倾听美少女吹奏的“胡布斯”（口弦琴）……

很多次我与他们一起大块吃肉，大口喝酒，体验和经历着他们的生活。由于长时间不用筷子，我逐渐也习惯于用手吃饭、用刀剔肉。牧区饮食单一，早晚都是奶茶和馕，晚饭偶尔会煮羊肉。很少能吃到蔬菜，我的手开始蜕皮，即使吃维生素也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看到后，会笑我适应力太差。

在田野中，我住过毡房、阔斯（转场途中临时搭建的简易小毡房）、定居点的平房、自己的帐篷，也在县城的哈萨克族朋友家住过，其中我尤其喜欢睡在毡房里。由于疲惫，每次我都是最后一个起床。女主人一般挤完牛奶，烧好了奶茶后才会叫醒我。牧区夜晚非常寂静，我每天都是深度睡眠，回到广州后再也找不到那种香甜的感觉。

随着时间的持续，我越发能理解牲畜移动和毡房之间要保持距离的重要性。草原上水草长势的优劣、地貌与气候的多样性，决定了游牧生产与生活的流动性。流动是为了后代子孙能够永续利用草原，而距离是为了减少彼此间因争夺牧草而发生的纠纷。我还感受到老人在哈萨克族社会里的权威和影响力，因为老人身上累积了太多的游牧知识和实践经验。我还体察到哈萨克人一套复杂的符号语言，如帽子、头巾、马鞍子及身上的饰物等，在不同时空环境下的象征意义，以及毡房里绚丽多彩的手工装饰以衬托色调单一的戈壁荒漠。在他们的诗歌、谚语、音乐、舞蹈、禁忌、宗教、民间故事里，都渗透着对水草、森林、牲畜、野生动物、土地等大自然中各种元素的珍爱和歌颂，也反映着他们对待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

一 我的田野：阿勒泰富蕴

富蕴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管辖的六县之一（见图1-1），位于准噶尔盆地东北部，阿尔泰山中段南麓，东界青海县，西邻福海县，南面伸入准噶尔盆地与昌吉回族自治州毗邻，北部以阿尔泰山与蒙古国为界，边境线长约205千米，境内南北最长处约413千米（这也是牧民冬、夏牧场移动的直线距离），东西最宽处约180千米，总面积为3.24万平方千米。

自2006年开始，富蕴一直是我持续调查的田野点，其中2006年至2009年期间在那里居住的时间总计有近两年。早在2000年7月，我大学本科刚毕业时就曾跟随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冯刚去过富蕴境内的准噶尔盆地。我没想到，当时我们一起拍摄蒙古野驴的卡拉麦里荒漠草原竟成了我后来的田野点。那次经历使我对荒漠、戈壁、草原产生了很深的情感。6年后，我来到富蕴开始第一次人类学田野调查。读博士期间，在2008年8月又一次来到了富蕴。此后，我在富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延续至今。

每次下田野，我只能从乌鲁木齐乘快客沿着216国道北上，经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缘，横穿准噶尔盆地荒漠草原之后，跨过乌伦古河的恰库尔图大桥进入阿克达拉戈壁，最后到达坐落于阿尔泰山脚下额尔齐斯河河畔的富蕴县城。快客上午从乌鲁木齐出发，行驶7个多小时，行程约490千米，于晚上到达县城。此时去往各乡镇的末班车已经没有了，只有在县城休息一晚，等第二天早晨再乘坐小中巴或私人面的前往各乡镇。最远的杜热乡距县城136千米，最近的吐尔洪乡距县城也有24千米。从乡政府到各个牧民定居点一般没有固定的班车，只有搭乘各种便车或步行到达。牧民定居点大都远离乡政府所在地，如从铁买克乡政府到其所辖最远的牧业村需要转两次车，距离约200千米。

历史上，富蕴汉代为匈奴地，隋唐属西突厥，元代为蒙古诸王封地。清代民间曾统称此地为后营，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当时也没有正式行政组织，各游牧民归其部落头目管辖。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阿尔泰与科布多分治后直属中央，设阿尔泰办事大臣，富蕴归属办事大臣管辖。1919年阿尔泰划归新疆，设立阿山道，富蕴属布伦托海县佐（现福海县）管辖。1941年富蕴县正式设立，政府设在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可可托海，县以下无区乡划分，仍以部落头目分管各部落。1950年，富蕴县人民政府在可可托海成立，但基层政权仍以部落形式维持原状。

富蕴下辖6乡3镇，73个行政村，此外还有1个国营铜矿，1个国营林场。2008年全县总人口9.24万，由哈萨克族、汉族、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24个民族组成，其中哈萨克族6.7万人，占总人口的72.51%，汉族2.08万人，占总人口的22.51%；农牧业人口5.45万，占总人口的58.98%, 其中，牧民总户数为4485户，牧民总人数23038人。富蕴是阿勒泰地区的畜牧大县，从事牧业或农牧兼营的哈萨克人占绝大多数，同时也是一个少数民族边境县。虽然我的调查点以县为范围，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吐尔洪乡（原吐尔洪国营牧场）。吐尔洪乡有5个牧业村：克孜勒塔斯村（牧业1队）、喀拉吉拉村（牧业2队）、阔协萨伊村（牧业3队）、乔山拜村（牧业4队）、阔斯阿热勒村（牧业5队），总共有1277户牧民，人口为5633人，平均每户4.4人。由于特殊的地理气候及土壤条件，县域内农业可开垦的面积非常有限，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产量也普遍不高。农业在富蕴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富蕴是传统放牧区域，牧业一直是哈萨克族农牧民主要的生计模式和经济生活来源。

牧区虽然有政府支持建立的定居点，但绝大多数牧民仍然携带家眷，驮着毡房和生活用品，随畜群四季游牧。定居点主要留守的是学龄儿童及老人。在农区，由于干旱区气候多变及生态脆弱性的特点，农业收入往往无法得到稳定保证。农区也仍然要依靠畜牧业才得以维持生计。因此，农牧区的关系极为密切，牧民为农民放牧牲畜，并收取一定的代牧费或以实物（粮食或饲草料）来交换。同时，农区每年的麦秆、玉米秆及苜蓿，基本上都卖给牧民或顶替代牧的费用。大部分情况下，牧民用自己的牛羊交换农民的饲草。物物交换方式在农牧民之间仍然存在。

农牧区的哈萨克人在生活方式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饮食结构仍旧单一，基本还是以肉食、奶茶、馕、酥油、酸奶疙瘩等为主。做饭用的燃料主要是牛粪和柴薪，部分家庭以煤炭为主。各种大型宴请活动时间也基本一致，如婚礼、割礼、走路礼等，大都集中在秋季。此时，牧民大都从夏牧场来到秋季牧场。这是一年中牧民比较集中的一段时期，同时农民也刚刚收割完毕。

从居住模式上，对牧民来说有定居、半定居、纯游牧三种形式。完全定居的牧民很少，大多是冬季在定居点，其他季节还是逐水草而居。纯游牧的牧户没有固定的房子，全年住在毡房里随畜群移动。定居点除了政府修建抗震安居和定居工程的房子是砖木结构外，大部分牧民的房子还是土木结构（见图1-2）。那些纯游牧的牧户居住的还是传统的自制毡房。冬牧场只有部分牧户居住在政府资助修建的小砖房子里。定居牧民在河谷地带都有少量的耕地和天然草场。

牧民与外界的商业活动主要通过个体牲畜贩子。每年初秋，当牧民驱赶着牲畜从夏牧场向秋牧场转移时，很多来自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甚至南疆喀什地区的维吾尔族和回族大小商贩们，开着装有双层铁架的大卡车，跟随转场畜群收购各类牲畜。有些急等用钱的牧民会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卖掉大量牲畜以获取现金。这些现金大量用在婚礼、割礼、看病及子女上大学等方面。还有一些商贩，春季骑着摩托车或开着小型皮卡车收购羊绒、羊毛、羊皮及其他一些牧区副产品。每年春季也是牧民最艰苦和最难熬的时间。有些已经和牧民建立信任关系的商贩会赊账或借钱给牧民，等到秋天用羊羔来顶债。

县域内的各类商铺主要分布在定居点及乡镇周围。定居点的小商店里，商品种类少且质量很差（近年来有所改善），主要是些砖茶、方块糖、散装的糖果、烟酒等。人口比较多的定居点，商店里的东西会丰富一些。一年中牧民去商店买东西的次数屈指可数，但随着道路的改善及摩托车的普及，年轻人购买商品的次数不断增加。他们会在秋季把牲畜卖了后，一次性购买很多日常生活用品，如面粉、砖茶、方块糖、衣服鞋帽、家电等，然后度过漫长的冬季。春季，当转场牧民到达县城后，又会一次性买够整个夏季的生活用品。牧民转场的沿途也有一些小商店，但货物又少又贵。过去这些开商店的人一般都是外地来的汉族人。直到近十年，开商店或饭馆的本地哈萨克人才多起来。但相对于汉族人的商铺，无论其规模还是盈利情况都不理想。现在由于交通的改善，对于有些比较贵重物品，有条件的哈萨克人会去200多千米外的生产建设兵团重镇北屯购买，甚至去近500千米之外的乌鲁木齐购买。当地大部分商品基本来自乌鲁木齐，由于高昂的交通费用，物价远高于乌鲁木齐。

信用社是另一个和牧民发生密切联系的场所或实体。牧民初春去信用社贷款，秋末去还款。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变的规律。牧民戏称自己是“银行流动的雇工”。他们认为，忙碌了一年，如果贷款还不了就等于给银行放牧。一年中牧民手中很少有宽裕的现金，也很少持有存折。即使有，全年四季移动，也不可能随时随地取出来。春天是牧民最难熬的日子，类似于农区青黄不接的时节。牧民急需从银行贷来的资金，给牲畜买饲草料以及准备去夏牧场的生活用品。等到秋季卖了牲畜再还贷。如果不能按期还贷，次年银行就不会再给他贷款。

田野中，交通是最令我头痛的一件事。从县城有到各乡镇的班车，但大都承包给了个体，所以无法保证每天都有。有时因司机个人私事会随时停运。各乡镇到牧民定居点根本没有固定的班车，只有一些个体小面包车。这些面包车也是季节性的，到了夏季，牧民大都去了夏牧场，几乎没什么生意，这些面包车也随即停运。从深秋开始，牧民陆续返回定居点，面包车才又忙碌起来。因此，在田野里我经常要花很多时间去找车，去和车主讨价还价。如果实在没有车，只有靠两条腿。运气好会在半路碰到一辆拖拉机或摩托车。除了车的问题外，就是花在路途上的时间比较长。从县城到各乡镇一般都是比较简易的乡村公路，道路崎岖不平。有时要翻越大阪（山口之意），有时要穿越戈壁。有一次我乘车去最远的一个乡用了5个小时。每次去一个新的牧民定居点基本都需要大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对于牧民来说，现在有了班车相对于过去来说已经快多了。

除了班车，我有时会租用一辆摩托车。现在牧区摩托车几乎取代了马，成为中青年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一般每家有几个儿子就会有几辆摩托车。但因摩托车事故而死亡的事件频频发生，因此当地哈萨克人给摩托车起了个名字叫“死得快”。在我调查期间，仅两个月内因摩托车事故而死亡的人数达5个。老人的交通工具仍然是马。每年牧民转场时，在准噶尔荒漠草原上你还会发现一道新的风景线——牧民骑着摩托车驱赶着畜群。有条件的家庭会买皮卡车或租用别人家的皮卡车搬运毡房。

当地哈萨克牧民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新中国成立前主要通过经堂学校接受教育。1870年，在阿勒泰沙尔铁勒出现了哈萨克族的第一所经文学堂。教师一般都是阿訇，主要教授伊斯兰教规及《古兰经》。辛亥革命后，又陆续建立了一些新式经文学校，除教授经文外，还有自然。1934年之后，又陆续建立了一些哈萨克族新式小学。大致每百户左右设置一所学校。实际上，经文学校一直承担着广大牧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在富蕴的经文学校里就曾经培养出一位哈萨克族历史上著名的诗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阿合特·乌鲁木吉（1868～1940年）。他自幼师从毛拉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伊斯兰经典教义。后赴麦加朝觐，回国后在富蕴的萨尔托海创办经文学校。

1956年后，经文学校陆续被国家建立的新式学校所取代。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初，牧区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随畜群而不断移动的，因此被称为“马背上的学校”。20世纪80年代后，政府陆续在一些人口相对集中的农牧民聚集点建立了固定的小学。现在每个乡镇都有一所牧业寄宿学校。由于牧民定居点居住非常分散，有些学生甚至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住校。牧区的大部分学生中学毕业后回家继续放牧。少部分学生可以读完高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继续上大学。近年来，由于高昂的学费以及就业压力等问题，对牧区的冲击很大，一些牧民认为孩子读到中学就足矣。有条件的家庭会送自己的孩子去哈萨克斯坦上大学或高中，因为那里大学不交学费。这几年阿勒泰地区去哈萨克斯坦读大学的人数越来越多。

在宗教信仰方面，哈萨克人最早一直信仰萨满教。中世纪，祆教、佛教、景教也对哈萨克人产生过影响。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哈萨克草原，直到16世纪哈萨克人才普遍接受伊斯兰教。这些宗教都是先在哈萨克氏族部落的上层社会得到传播。而在民间哈萨克人对萨满教的信仰一直占据着优势。在阿勒泰地区，近年来出现了几个非常有名的萨满。每逢哈萨克大型传统活动时，这些萨满很受当地哈萨克人的欢迎。而伊斯兰教虽然占统治地位，但游牧民特有的生计模式，决定了牧民宗教信仰和宗教气氛比较淡薄。

富蕴城区内只有一座哈萨克清真寺。全县总共有18个哈萨克清真寺，且大都集中在定居较早的农业人口集中的地方。对于牧民来讲，一年中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就是肉孜节和古尔邦节。肉孜节时牧民大都在秋季草场或转场过程中，一般只进行一天。各家准备一些油炸的馓子、包尔萨克（油炸面食）等，晚上亲友们聚在一起举行宴会。古尔邦节比较隆重，一般要过七天。节日那天早上，男人们集体到氏族公共墓地去扫墓，之后去清真寺做礼拜。仪式结束后，男人们回家宰牲，准备过节。老年人一般都会去清真寺或聚集在某户人家一起举行宗教仪式。平时老人们就在自己家里做礼拜。转场过程中，在草地上铺一张毯子面向西方做礼拜。年轻人平时很少去清真寺做礼拜，只有古尔邦节会有部分年轻人去。

二 选点依据

为什么选择一个县域范围作为研究区域，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部落传统游牧区域的连续性和游牧业生产的整体性特点。

首先是遵循部落传统游牧区域的连续性特点。哈萨克克烈部落在阿勒泰地区游牧的历史已有三百多年。在富蕴游牧的主要是以克烈部落下的“哈拉哈斯”和“萨尔巴斯”两个小部落的人居多。社会主义改造前草场都归氏族部落所共有，各氏族部落都有自己的传统放牧范围和迁徙路线。之后，县域之间划分了行政边界，但地方政府仍旧承认牧民的传统习惯放牧边界。现在牧民放牧的草场仍存在两种边界：传统习惯放牧边界与行政边界。同样县域内各乡之间在地图上的行政边界也非常清楚，而现实中各乡牧民的放牧范围却纵横交错在一起。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现在，县域之间的行政边界相对稳定，但县域内各乡的行政边界却经历了多次重组或合并。从公私合营牧场、公社、国营牧场、生产大队直到乡政府建立后才稳定下来。村级的行政边界变化更大，如人民公社时期，随着农业人口增加以及外来人口的迁入，县政府陆续在一些自然村建立了农牧业生产队，后来又进一步细分为农业队和牧业队。这期间，各农牧业队的隶属关系、人口数量，甚至面积大小常有变动。所以当时对人口、土地及牲畜的统计都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乡镇行政体系的建立，各级基层组织才基本稳定。如果以村、乡为研究范围，在人口和牲畜数量、草场面积、耕地面积等方面不具有连续性，也很难对草原生态环境变化趋势进行历时性比较研究。而县域行政区域和当地两个主要部落的传统游牧范围具有比较稳定的历史连续性。基于此，我以县域为单位打破乡、村行政边界，以部落历史以来的传统放牧区域为研究范围。

其次，是基于遵循游牧业生产的整体性特点。由于传统习惯放牧范围与行政边界的交叉相错、新中国成立以来行政边界的多变性，以及自然环境的多样性等特点，当地各乡村牧道、牧场及农牧民居住格局呈现交叉或叠加情况。

从地理环境方面来看，一个牧业村就相当于一个县。即使一个牧业村，其行政区域遵循四季游牧的放牧范围而定。每个牧业村、乡的行政边界，从北部的阿尔泰山夏牧场一直到南部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冬牧场，并依据畜群移动方向，呈现一个东西短南北宽的狭长地带。牧业村、乡及县从纵向来看，具有完全同样的地形地貌特征，都呈南北纵向的垂直自然带分布。这些特点，使得县域内各乡、村的牧道相互交叉或重叠共用一条牧道，部分春秋草场也有重叠，只是利用时间有先后之分。

从行政边界来看，农业村都被牧业村包围着。农业村一般集中在水源充足的河谷和山间盆地中。实际上，这些地方最早都是牧民的冬季或春秋牧场。农业村是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建立的定居型村庄。它们占用了水土最好的河谷及山间盆地。牧业定居点建立较晚，过程缓慢。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牧民的定居人口才逐渐增加。然而，后定居的牧民几乎再也找不到像先前定居农业村那么好的地方，牧民只好紧挨着农业村或穿插在其中。农业村住户之间居住比较集中，牧民居住非常分散。即使同一个村子常常也是绵延几千米，甚至十几千米，不了解的人很难分清楚，哪是农民，哪是牧民。农牧民之间在日常生产生活上的交往也非常密切。

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部落在县域内具有稳定的连续性。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很多部落头目及牧主（富有牧户）陆续被送到河谷和山间盆地开垦农田，进行劳动改造。他们后来成为农业生产队的基础，而原来给牧主放牧的穷苦牧工及其他手工业者则成了牧业生产队的基础。“文革”后，部落头目及牧主得到了平反，纷纷想回到原来自己所属的氏族部落区域内。但当时他们的草场都已收归国有，牧业生产队所能吸纳的人员有限。当地政府做出决定，要求每个家庭必须有人去农业队。这样在一个家庭（尤其是大家庭）中，有的成员在牧业队，有的在农业队。短短几十年里，除了农牧民身份反复转换外，原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成员已被分散到各乡镇，但其依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具有稳定的连续性特点，这也是选择县域范围作为研究点的原因之一。

三 研究方法

本书理论上主要以“知识与生态”的人类学研究为分析视角，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以阿勒泰富蕴哈萨克游牧民为研究对象，聚焦于游牧知识体系的研究。本研究的田野调查主要分为四个时间段：2006年7～12月、2008年8～11月、2009年2～7月、2010～2014年的寒暑假。

2006年7～12月，我对哈萨克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游牧生产过程和生活现状，同时关注草原生态退化问题。此期间我跟随牧民一起转场（从夏牧场向秋牧场），实地考察了春秋牧场和冬牧场。此阶段的调查主要集中在3个牧业村，访谈牧民75户，还有一些村、乡级以及畜牧部门的干部。因此，这个阶段的田野调查为我积累了丰富的前期资料。

2008年8～11月，主要围绕游牧社会组织、游牧管理知识与草原生态问题展开调查。基于前期调查基础，我很快发现不能把研究范围局限于几个牧业村，也不能把访谈对象仅限于牧民。因为牧民的放牧草场存在两种边界：传统习惯放牧边界与现代行政边界。习惯放牧范围往往是跨越村级、乡级行政边界。加之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后，原有的氏族部落组织也经历了不断的分裂与重组，如今同一氏族部落的人散落于不同的行政村或乡里。还有一种情况，原来的一个大家庭在草畜双承包后，部分成员进入牧业村或农业村。因此本研究从地域上打破村、乡级行政边界，以当地牧民中人口最多的哈拉哈斯部落为主要调查对象。从农牧民之间的社会、环境、经济关系角度出发，打破农民、牧民的身份，把他们都纳入原有部落生活的县域范围之内。在此期间，访谈的人数达32人次，主要有农牧民、退休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等。

2009年2～7月，主要围绕本土游牧知识体系及其变化过程、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政策与实践、草原生态变迁等内容进行调查。在此期间我参加了牧民转场、接羔、剪毛、割草以及婚礼、割礼等日常活动。访谈人数达55人次，其中除了农牧民外，还访谈了10位在乡镇、县及阿勒泰地区政府工作的干部，9位退休的基层干部，此外还有地方学者、兽医、医生、教师等。由于长时间居住于各乡、村之间，我结交了一些直到现在还保持联系的好朋友。通过他们的帮助，每到一处总能很快找到当地有威望且游牧知识丰富的老人。

2008～2009年间，我又先后前往县畜牧、农业、水利、气象、林业、环保、档案馆、史志办等部门，以及阿勒泰地区畜牧、林业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厅等相关政府部门进行调查，由此获知了国家权力机构是如何管理游牧业生产和牧民草场、如何保护草原生态以及相关研究数据等。因此，本书中县域内人口与牲畜数量（1949～2008年）、草场面积、耕地面积（1949～2008年）、矿产资料、气象水文（1962～2007年）等数据均来自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涉及个体牧民人口、牲畜数量、草场和耕地面积的数据来自访谈。

由于我只会用哈萨克语进行简单的日常交流，因此整个调查期间先后找了三位翻译。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在本地出生长大，既熟悉地方情况又会讲流利的汉语。调查之前，我都对他们进行了简单培训。县里乡里的干部，一般可以直接用汉语交流。因此，我的访谈对象绝大多数为哈萨克人。访谈的汉族人主要是在当地已工作多年的基层退休干部和乡村教师等。

影像记录是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一种。田野中有很多游牧生产过程、生活场景、生态环境、生产工具、居住格局以及各种仪式性活动，只有通过影像记录才能够保证资料的准确性，也会为今后的写作复原现场。我主要采取拍照、录音和摄像三种方法。所以我经常是一只手拿着摄像机，脖子上挂着照相机，难免顾此失彼，除非有翻译或临时的哈萨克朋友帮忙。整个田野期间，我收集到的影像资料达50G。这些影像资料对我后期的写作起了很大作用。

我在调查资料整理及写作过程中，始终与田野点几个重要的报道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对于一些比较模糊的资料或新发现的问题，我以电话访谈形式，与几个关系密切的报道人不间断地保持联系，或通过我的翻译与他们间接保持联系。这样既可以确认一些资料，又可以不断补充新材料。因此，我并没有一进入写作状态就忘记田野，而始终把研究与田野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即使到武汉工作后，我在2010～2014年间，利用寒暑假又先后多次前往阿勒泰地区各县进行调研，不断补充资料和修正先前的一些看法。至今为止，我还通过微信与哈萨克牧民朋友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为了保护部分被调查者的隐私，人名均已遵照学术惯例进行了化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