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庙会沿革

集市之外，庙会是古代一个十分重要的商品展销形式。如胡吉伟在《清末民初东北庙会文化变迁研究》中所称，庙会是从信仰活动发展而来的集宗教、娱乐、商业为一体的以寺庙为中心开展的一项民俗活动。

古代庙会

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丧葬和祭祀礼仪的国家，作为一种由原始部落宗庙社郊制度演化而来的民俗习惯，庙会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诗·大雅·思齐》曰：“雍雍在宫，肃肃在庙。”《周颂·清庙序》记载：“清庙，祀文王也。”庙为祭祀之所，顾颉刚《古史辩》第一册首序称：“社是土地之神，从天子到庶民立有不等的社……乡村祭神的结会，迎神送祟的庙会，朝顶进香的香会，都是社会的变相。”按照顾氏的说法，庙会起源于土地祭祀。《说文解字》：“社，地主也。社者，土地之王。”据传在商周时期，王为群姓立太社，为自己立王社；诸侯为百姓立国社，为自己立侯社；庶人二十五家为里立民社或里社。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每到固定日期进行社祭。祭祀时摆有供品，如孔子和弟子曾探讨过祭品的问题，《论语·八佾》云：“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还要载歌载舞，《周礼·春官》云：“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若乐八变，则地示（同祇，土地神）皆出，可得而礼矣……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崇拜逐渐演化为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礼记·曲礼》称，凡功业辉煌的帝王如黄帝、帝喾、尧、舜、禹、文王、武王等都要祭祀，而祭祀是有等级制度的，如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普通百姓亦即庶人是没有资格设庙的。

庙会最初祭祀社神、祖先和帝王，随着各种宗教的兴起和引入，庙会、宗教和人们日常习惯紧密结合在一起，固定成为一种定期仪式，如蜀地流行正月玉皇会、文昌会，二月花会、娘娘会，三月清明会，四月佛祖会、药王会，五月青苗会，六月晒衣会、禹王会、王爷会，七月亡人会、盂兰会，八月天子会，九月重阳会，十月牛王会，冬月送寒衣，腊月灶王会，加上其他各种祭祀和崇拜仪式，一年庙会不断。老北京则逢三土地庙会，逢四花市火神庙会，逢五、六白塔寺庙会，逢七、八护国寺庙会等等。庙会作为一个聚集区，将社会各色人等集合在一起，人们除了祭祀之外，举办各种娱乐活动放松身心，同时，吸引了小商小贩经营买卖，庙会逐渐成为集祭祀、娱乐和交易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活动场所。《东京梦华录》卷八《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载：“天晓，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楼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跃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尽。”明末刘侗、于正弈在《帝京景物略》中记载：“城隍庙市，月朔、望、念五日，东弼教坛，西逮庙墀庑，列肆三里。市之日，族族行而观者六，贸迁者三，谒乎庙者一。”也就是说，真正在庙会中祭拜的不过十分之一。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刻元代《广禅侯碑》，其文称：“……目睹祀事，今罕有之。至于清和诞辰，敬诚设供演戏，车马骈集，香篆蔼其氤氲，杯盘竞其交错。途歌里咏，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至日致祭于此也。”《北平风俗类征·市肆》引《妙香室丛话》称：“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谓之庙会。”东北地区“凡城乡有庙宇处无不有会”，宣统元年六月十一日《盛京时报》称辽宁盖平县“山上旧有娘娘庙，每逢会期，演戏五日。贩卖物类者云集于兹，四方来游观者，毂击肩摩，夜以继日”。老北京庙会专业性分工明显，如土地庙以土产、百货为主，火神庙以鲜花和人工花卉为主，白塔寺、护国寺庙会以百货、花鸟鱼虫、小吃为主。

进入民国后，庙会的展销功能更是在国货运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1918年6月7日《盛京时报》报道：“旧历四月二十八日为埠内西大庙庙会之期，届时游人众多，兄弟烟草公司分局主任胡子晋、广生行经理，拟乘此机会推销国货期间，特于日昨各派专人携带各种烟卷及各种化妆品在该会场设肆出售……”在很多地方，一些庙会甚至采取了“现代化”或“市场化”的促销方法，1936年5月25日《盛京时报》称，辽宁凤山举行庙会时，“会场中各种贩商到处都是，叫卖之声不绝于耳。凡日用物、衣类、器具、化妆品等，无不俱备，且以彩票抓奖方法，以广招徕，此外他种商贩，有远地而来赶会，亦获利而归。”庙会的功能演变引起了定义的转换，据1930年12月5日《申报》报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称“查庙会制度，虽系旧俗，今盛行于各地，此种庙会，不过假庙宇为贸易市场，早已成为纯粹商业性质之集会”。随着庙的意义渐渐消隐，市的内涵逐渐膨胀，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辞海》（1980年版）干脆这样定义：“庙会”亦称“庙市”，中国的市集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