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考索
“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
——《国秀集》的编选动机、策略与诗歌入乐问题探论
摘要：《国秀集》标榜“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在唐代唐诗选集中独树一帜。以诗歌的选择，诗集的体例、编次，透视《国秀集》的编选动机，剖析其“可被管弦”的编选策略，揭示唐人选唐诗这一文学现象产生的复杂历史文化因由。从文本的比证、分析入手，呈现唐诗在音乐、文学两大系统中转换时产生的差异，探析诗歌体式与诗歌入乐之间的关系，呼应当前唐诗研究的热点问题。
关键词：《国秀集》 唐人选唐诗 音乐文学
作者简介：张之为，女，1982年生，广东广州人。现为云南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音乐文艺及域外汉学研究。
唐人选唐诗是诗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当代人选当代诗，为了解诗歌发展、演变，传播、接受提供了窗口，展现出唐人对唐诗的独特体认，是唐诗研究的有效视角。目前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从历史背景与选本、选本与诗歌批评史、选本与诗歌接受史等各个角度展开，体现了在唐人选唐诗的视域下建构唐诗史的努力。
在唐人选唐诗的集子中，《国秀集》具有独特的价值。今本《国秀集》虽略见增损，但保存相对完整，基本能够反映唐本的面貌。此集最大的特色在于“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的编选标准。编者明确点出所选之诗“可被管弦”，在唐人唐诗选本中相当罕见，值得深入探索。
一 “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的选编标准
楼颖序云：“昔陆平原之论文曰：‘诗缘情而绮靡。’是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仲尼定礼乐，正雅颂，采古诗三千余什，得三百五篇，皆舞而蹈之，弦而歌之，亦取其顺泽者也。近秘书监陈公、国子司业苏公，尝从容谓芮侯曰：‘风雅之后，数千载间，词人才子，礼乐大坏。讽者溺于所誉，志者乖其所之，务以声折为宏壮，势奔为清逸。此蒿视者之目，聒听者之耳，可为长太息也。运属皇家，否终复泰。优游阙里，唯闻子夏之言；惆怅河梁，独见少卿之作。及源流浸广，风云极致，虽发词遣句，未协风骚，而披林撷秀，揭厉良多。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此序从孔子定礼乐谈起，远溯诗歌与音乐的古老渊源，从而为《国秀集》的编选标准张目：“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指出《国秀集》具有歌诗集的性质。
总览全书，《国秀集》中带有歌辞性质的诗歌确实较多，如卢僎《让帝挽歌词》二首，孙逖《张丞相燕公挽歌词》二首、《途中口号》，赵良器《郑国夫人挽歌词》，郭向《途中口号》，薛奇童《吴声子夜歌》，徐九皋《关山月》《战城南》，王维《扶南曲》《息妫怨》，崔国辅《少年行》，屈同仙《燕歌行》，李颀《塞下曲》，王昌龄《塞下曲》，芮挺章《江南弄》《少年行》，沈颂《春旦歌》，薛维翰《怨歌》，王之涣《宴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可证明曾唱入歌辞的，如沈宇《武阳送别》，敦煌写本斯六五三七即题为《乐世词》。这与本集“可被管弦”的编选标准是符合的。
实际上，这部集子并未进入音乐传播。楼序陈述了《国秀集》的编选过程：“芮侯即探书禹穴，求珠赤水，取太冲之清词，无嫌近溷；得兴公之佳句，宁止掷金。道苟可得，不弃于厮养；事非适理，何贵于膏粱。其有岩壑孤贞、市朝大隐，神珠匿耀，剖巨蚌而宁周；宝剑韬精，望斗牛而未获。目之缣素，有愧遗才。尚欲巡采风谣，旁求侧陋，而陈公已化为异物，堆案飒然，无与乐成，遂因绝笔。”由此可知，此集最终“无与乐成”，其流传主要还是以文本而非音乐的方式进行的。
二 《国秀集》的编选动机与策略
从《国秀集》所收诗歌的题材看，以送别、宴游、边旅、咏物为多，此皆唐代歌诗的常见题材类型。芮挺章本人之诗亦有两首，一为《江南弄》: “春江可怜事，最在美人家。鹦鹉能言鸟，芙蓉巧笑花。地衔金作埒，水抱玉为砂。薄晩青丝骑，长鞭赴狭斜。”一为《少年行》: “任气称张放，衔恩在少年。玉阶朝就日，金屋夜升天。轩骑青云际，笙歌绿水边。建章明月好，留醉伴风烟。”皆为乐府题，辞涉艳情，格调不高，但很适合在觥筹交错的酒宴中演唱。此二首当是芮挺章专为此集而作。但是，从“可被管弦者”这一准入原则看，《国秀集》中有一组诗显得十分特殊，即卷上所收张说《五君咏》，其云：
魏齐王元忠
齐公生人表，迥天闻鹤唳。清论早揣摩，玄心晚超诣。入相廊庙静，出军沙漠霁。见深吕禄忧，举后陈平计。甘心除君恶，足以报先帝。
苏许公瓌
许公信国桢，克美具瞻情。百事资朝问，三章广世程。处高心不有，临节自为名。朱户传新戟，青松拱旧茔。凄凉丞相府，余庆在玄成。
李赵公峤
李公实神敏，才华乃天授。睦亲何用心，处贵不忘旧。故事遵台阁，新诗冠宇宙。在人忠所奉，恶我诚将宥。南浦去无归，嗟嗟蔑孙秀。
郭代公元振
代公举鹏翼，悬飞摩海雾。志康天地屯，适与云雷遇。兴亡一言决，安危万心注。大勋书王府，窄命沦江路。势倾北夏门，哀靡东平树。
赵耿公彦昭
耿公山岳灵，才杰心亦妙。鸷鸟峻标立，哀玉扣清调。叶赞休明启，恩华日月照。何意瑶台云，风吹落江徼。相流下浔阳，洒泪一投吊。
《五君咏》的入选比较异常。此组诗歌赞颂魏元忠、苏瓌、李峤、郭元振、赵彦昭五人，风格端严肃整，与全集偏于轻艳的情调格格不入。在唐代，以“咏人”之题材入乐，可说绝无仅有。张说诗歌颇有佳作，《新唐书》云其“既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云”, 《五君咏》并非其最出色的作品。张氏一代文坛魁首，名重一时，诗作流传亦广，芮挺章身处京都，所见诗歌资料甚丰富，为何偏偏选入这一组诗歌？此极可疑惑者。
许多学者都认同，选本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文人推进自己文学主张的一种有效手段。无疑，文人选本具有功利性。芮挺章编选《国秀集》的动机何在？张说《五君咏》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
《五君咏》的创作背景，《新唐书》张说本传有详叙：“（张说）素与姚元崇不平，罢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停实封。说既失执政意，内自惧。雅与苏瓌善，时瓌子颋为相，因作《五君咏》献颋，其一纪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颋览诗呜咽，未几，见帝陈说忠謇有勋，不宜弃外，遂迁荆州长史。俄以右羽林将军检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见，帝大喜，授检校并州长史，兼天兵军大使，修国史，敕赍稿即军中论撰。”《明皇杂录》所载可为参证：“张说之谪岳州也，常郁郁不乐。时宰以说机辨才略，互相排摈。苏颋方当大用，而张说与瓌相善，张因为《五君咏》，致书封其诗以遗颋，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赍书至颋门下。会积阴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说先公寮旧，颋因览诗呜咽流涕，悲不自胜。翌日，乃上封，大陈说忠贞謇谔，尝勤劳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上乃降玺书劳问，俄而迁荆州长史。”《唐摭言》说得更通透：“相公《五君咏》曰：‘凄凉丞相府，余庆在玄成。’苏公一闻此诗，移相公于荆府，积渐至相，由苏得也。”可见《五君咏》确实是一组重要且特殊的诗歌，但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张说仕途的关键性影响上。从《新唐书》《唐摭言》《明皇杂录》的记载，可推测此事在当时流传，而且相当广泛。
联系到《五君咏》的写作背景与其产生的效应，芮氏将之选入《国秀集》的原因就昭然若揭了，他编选此集的真正意图亦可推见。
首先，编次的问题。从目录编次看，《国秀集》以作者为纲，每位作者皆署明官职，如“天官侍郎李峤”“新安丞杜俨”“金部员外郎黄麟”“考功员外郎宋之问”“殿中少监崔涤”“太子尉郭向”“膳部员外郎杜审言”“太子洗马沈宇”“太子詹事沈佺期”“右丞相张说”“左丞相张九龄”“秘书监贺知章”“尚书右丞王维”等；对无官职者如孟浩然，则称“处士”；芮挺章、楼颖名前所冠，则是“进士”。傅璇琮《国秀集》前记云：“楼颖、芮挺章各冠以 ‘进士’，据唐代科举习称，这是已被贡举但尚未登第的举子（已登进士第的称 ‘前进士’）。国子生即是在国子监所属如太学、国子学、四门学等就读以备应试的士子，因此也可称进士。”按理，作为一本歌诗集，诗人的具体官职并不是需要进入阅读者视野的必要元素，为何特地在目录中做此处理？从编选目的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编者在有意识地标示、强调自己的预备役身份——进士。
其次，序言中所强调的“可被管弦”，作为《国秀集》的编选宗旨，展示出此集具有强烈的被传播意图。音乐传播是唐诗的重要传播途径，能够被选为歌辞传唱，对诗人知名度的提高有极大帮助。白居易乐“畜妓”，常使小妓唱己诗，其集中有《杨柳枝词》: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如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本事诗》记云：“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髙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又记云：“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之。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所续之诗即《诏取永丰柳植禁苑感赋》: “一树衰残委泥土，双枝荣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后，柳宿光中添两星。”有趣的是，《乐府诗集》中，亦见卢贝《杨柳枝》一首，云：“一树依依在永丰，两枝飞去杳无踪。玉皇曾采人间曲，应逐歌声入九重。”与白居易诗同调，同样以“一树”领起，辞格相同，明显乃模拟白辞而作。《全唐诗》录同诗，则题《和白尚书赋永丰柳》，并保留原序：“永丰坊西南角有垂柳一株，柔条极茂。白尚书曾赋诗，传入乐府，遍流京都。近有诏旨，取两枝植于禁苑，乃知一顾增十倍之价，非虚言也。因此偶成绝句，非敢继和前篇。”从《乐府诗集》收录情况看，卢贝诗亦曾入唱，同样唱入《杨柳枝》，所谓“偶成绝句”，不过托词，其真正意图，正是追范前贤，“继和前篇”，以图“增十倍之价”耳。
由此观之，《国秀集》的真正编选意图，在于自我彰显，以求闻达；所谓“可被管弦”的定位，是为了瞄准当时诗歌最有效的传播途径——音乐传播。从这一角度而言，编选《国秀集》，近似于一种另类的行卷，并不以展示、推进某种文学主张为目的。上述探索揭示了文人诗歌选本这一文学现象的产生，具有相当的复杂社会历史因由，不宜一概以研究文学批评型选本的思路、方法对其进行研究。
三 “文本之诗”与“乐中之诗”：诗歌在文学、音乐系统中的转换
从《诗经》、乐府到唐代诗歌，中国诗歌一直具有与音乐结合的传统。随着古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化，在跨学科的视野下，探索音乐与文学之间的关联性，已成为学科热点。音乐文学研究的一个核心与关键，是诗歌体式与音乐配合的问题，任半塘、葛晓音、洛地、吴相洲、王小盾等音乐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人，都对这个问题投入了极大关注。诗歌的体式是否影响其进入音乐传播？这可以说是探索诗歌与音乐关系的起点。《国秀集》以“可被管弦”为编选标准，使得此集成为透视这一问题的重要资料。
《国秀集》之编撰体例，吕光华《今存十种唐人选唐诗考》概括得很准确：“各卷前有作者目录，作者多冠其人官衔，其次即为选诗部分，其选诗以人为主，每人若干首不等，诗人前后之次，不详以何为据，大致入选较多之诗人置于卷上、卷中，卷下多入选一、二首之诗人。至于一人之中，诗之先后排列次序，大致依下列三原则：（一）先古体后近体。（二）先五言后七言。（三）先律诗后绝句。”可见《国秀集》所选诗歌的体裁十分多样化。既然《国秀集》的编选标准是“可被管弦”，是否能够说明各种体裁的诗歌都能进入音乐，作为歌辞演唱？这要考虑其时代的社会状况，以及文学进入音乐系统后产生的形态转换。
唐诗与音乐的结合方式主要有三种：由辞定声、由声定辞、选辞配乐。
首先是由辞定声。由辞定声者，即先有诗，后有声，准诗而为声。这种情况多是由于辞出自特殊人物之手，不能改易，故造乐或改乐以就之。如李峤等的《桃花行》。《唐诗纪事》云“张仁亶自朔方入朝，中宗于西苑迎之，从臣宴于桃花园”，李峤、赵彦昭等分别赋诗，“明日宴承庆殿，上令宫女善讴者唱之。词既清丽，歌仍妙绝，乐府号《桃花行》”。由辞定声的特点是诗为主，乐为从，以声就辞。
其次是由声定辞。由声定辞者，即先有声，后有诗，依声而作诗。如李白《清平调》。据《松窗杂录》，开元中，禁中会牡丹繁开，唐玄宗、杨贵妃于沉香亭赏之，“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李白宿酲未解，却一挥而就，于是“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由声定辞的特点是乐为主，诗为从，以辞就声。
最后是选辞配乐。选辞配乐者，即选择现成的作品，配入现成之曲调中。这种例子很多，如著名的旗亭赌唱，此事最早见于《集异记》: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涣之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燕。”其中有妙妓四辈，演唱了三人的作品，分别是王昌龄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与“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高适的“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还有王涣之的“黄沙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其中，高适的“开箧泪沾臆”绝句，实出《哭单父梁九少府》，全诗歌共二十四句，伶人所唱乃截取前四句而成。
从现存的材料看，选诗入乐是唐诗进入音乐的主要途径，文人辞是唐代歌诗的主体。受限于社会教育普及程度，高水平的歌辞是一项稀缺的音乐资源，故而名家诗篇往往会被乐人争相采录，唱为歌辞。《云溪友议》一书，多载录唐人歌诗事。其书记载一歌人刘采春，善唱《望夫歌》，她“所唱一百二十首，皆当代才子所作”。又采春之女周德华，善唱《杨柳枝》, “豪门女弟子从其学者众”，当时晋国公次弟子裴
与举子温岐，歌辞为人所称，于是希望“德华一陈音韵，以为浮艳之美，德华终不取焉。二君深有愧色。所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咏也”。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
有唐一代音乐文化非常繁荣，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音乐资源的社会分布具有显著差异。在初唐、盛唐，音乐资源高度集中，大量的乐人、丰富的曲目，基本集中在教坊、梨园等中央音乐机构。中唐以后，由于资财不继，朝廷遣送乐人出宫的频率大增，从《会要》、两《唐书》《资治通鉴》，钩稽可得中唐出宫人七次、晚唐三次，且人数极多，动辄数百计。这些宫廷音乐人把大批经过规范整理的精美音乐曲调带入民间。同时，宴游之风蔓延到民间，酒宴日繁，这使得文人群体得以比较频繁、广泛地接触音乐表演，进而直接参与歌辞创作。当然，文人积极参与歌辞创作，具有利益驱动因素，因为音乐乃是文学传播的重要途径，作品被选为歌辞传唱，对诗人知名度的提高有极大帮助。乐人与文人的需求是相互的，音乐与文学的密切勾连，符合两者的共同利益。
《国秀集》的编选年代，傅璇琮先生曾有详考。主要依据是楼颖序言叙述编撰缘由时曾提及两位人物“秘书监陈公”与“国子司业苏公”，傅先生认为即陈希烈与苏源明，考其履历，与诗文相互印证，苏源明于天宝十二年七月后征调入京，为国子司业。序中言及“陈公化为异物”，陈希烈被赐死于肃宗至德二载十二月，则楼序写作时间在此之后。而今本《国秀集》目录所载王维官职为尚书右丞，其时大致在肃宗乾元、上元年间。“据上所述，我们可以推定，芮挺章编《国秀集》，当在天宝三、四载，但其稿尚存于友人楼颖处，楼颖本拟续补，因循未果，约在肃宗乾元、上元间，就由楼颖为之撰序，并编写目录。”由此，《国秀集》的选编年代当定在天宝年间。
从《国秀集》的编选时间看，当时的音乐资源主要集中在宫廷与少部分精英阶层，《国秀集》的编选目的也决定了其指向对象主要是皇亲贵族以及少数高级官吏，这批欣赏者都拥有自己的乐工班子，这些乐工和诗歌作者很少有直接接触的机会，诗歌与音乐结合的主要方式是选诗入乐。
重点问题是，选诗入乐这种诗乐结合方式，诗歌入乐前，必须要经过乐工的加工。操作过程中，涉及截句、字句调整等改造。截句是截取诗歌中的一部分，唱为歌辞。其例甚侈，如上文“旗厅赌唱”事，又《乐府诗集》中颇见王维之作，多为截取其诗四句而成。
在选诗入乐的过程中，最关键操作的是字句调整。
一种是个别字词的微调。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句，《乐府诗集》以“渭城曲”为题收之，“新”作“青”。这是由于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歌被选为歌辞，与既有曲调配合演唱的时候，需要对个别字词进行调整，以求发音与曲调旋律之间和谐配合。王维诗本集作“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新”字乃诗眼，远比《乐府诗集》本中的“春”字精警，从文辞的艺术价值上看，修改后出转劣，很难从文学的角度进行理解。合理的解释，应是乐工在实际演出之时，为了迁就音乐旋律、发音便利而对文辞做出的微调。
还有更特殊的诗句倒置。李峤《汾阴行》“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句，据《本事诗》记载，天宝末玄宗尝乘月登勤政楼，命梨园弟子歌之，所录歌辞乃是“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一方面，此辞是从歌行体中截取而成，原诗四句末字“衣”“时”“上”“飞”，分析其韵部，分属上平五微、上平四支、去声二十三漾、上平五微，独立成绝句时，偶句韵落在“时”“飞”二字，乃邻韵通押。然而，一韵到底才是绝句惯例，恰巧的是，一、二句倒置之后，“衣”与“飞”二字就属同韵相押，正符合了绝句押韵之通则。另一方面，从辞意分析，调整为“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先叙感慨，再以“山川满目”顺引出后联“汾水秋雁”之意境，前后贯通，更为流畅，巧手置换，见出雕龙之心。
以上分析，显示出诗歌在音乐、文学两大系统的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差异。从这一角度看，原诗的体裁对诗歌是否能够入乐，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国秀集》所谓“可被管弦”，体现的是文人对“音乐诗”的认知标准，选择的原则乃是诗歌的内容与情调：诗歌的内容应符合当时歌辞的常见题材，诗歌的情调则应符合当时音乐的主流风格。这无疑是文学对当代音乐文化的呼应，但与“乐人诗”注重实际演唱效果的标准具有明显差异。
发现、呈现诗歌在文学、音乐系统间转换而产生的差异，意义丰富。唐诗研究中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唐诗的改编与文本异文的产生，唐诗的体式与诗歌入乐，唐代音乐的辞、曲配合，乐谱的破译与配辞等，皆与之相关，由之发端。作为唐诗史研究的资料，唐人选唐诗集已有不少的学术积累，对《国秀集》“可被管弦”探索的尝试，展示出这一领域所具有的潜力；随着研究的推进与深入，研究思路与视野的打开，必能带来更多的新成果，使得对唐人唐诗选集与唐诗史的认识更趋全面和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