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项目

长期以来，印度都有关于劳动福利制度计划的历史。其中的核心理念体现在英属印度1880年前后设立的《饥荒法案》，直至今日，这样的制度设计都在南亚次大陆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劳动福利制度计划中一项重要的要素就是确保任何希望就业的人都能够就业，并能获得预定的（通常较低的）工资水平。在南亚，此类“就业保证计划”十分流行。其中，最为突出的（虽然不是唯一的）是1973年在印度开始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就业保证计划”，它长久以来也被视为一个典范（Dreze, 1990; Ravallion, 1991）。2005年，印度中央政府实施了一个中央级版本，目前被称为“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证计划”。这一计划确保了每个愿意从事非技术性手工劳作的农户能在一年内获得大约100天的工作时间，并获得本项目所规定的最低法定收入。该工作的要求（或多或少是直接地）被视为一项确保的手段，以保证该项目能够使印度的穷人受益。现有的证据表明，该计划很明确地针对了贫穷的农村家庭；参见阿里卡—拉格朗日和拉维里昂关于整个印度的论述（2015），以及德塔等人关于比哈尔的论述（Dutta et al. , 2014）。

“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的目标是减轻农村的贫困，其承诺也是伟大的。的确，这一计划的推崇者宣称，该计划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印度农村的贫困。比如，德瑞泽（2014）就称“该计划可以使印度农村最贫穷的家庭跨越贫困线”。这虽然看起来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印度国内一项雄心勃勃，并且出发点良好的扶贫计划，并且最为重要的是，它给出了宏大的承诺。该计划的规模令人印象十分深刻；根据行政管理方面的数据，大约有5000万户家庭在2009年和2010年参与了该计划。该计划是全国性的。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比哈尔邦，我们将比哈尔邦的“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称为“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

该计划最开始且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根据农村地区需求提供额外的工作，从而减轻贫困，并且该计划直接面向穷人。直觉上，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低收入的手工工作，通常在烈日下劳作，对于那些不是真正的穷人而言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事实上，正如之前所说过的，该计划能够使贫穷的人受益。在与私人雇佣者进行工资谈判时，通过提供最低保障工资的职位，该计划可以对那些本计划之外的临时劳工的工资率施加上行压力。当出现整体经济冲击或特异性冲击时，一个运行良好能够保证就业的计划也能够提供至关重要的保障措施和安全的救济金。对于参与者而言，可能还存在着一些额外的收益：他们可能会获得一些技能，通过为政府而非当地的地主工作获得一些公用设施服务，其中一些人还可能因此受益，政府还能保护他们工作的权利。

然而，我们从文献中已经获悉，并且从观察中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这一计划的诸多潜在影响可能并不能如愿：

•对于计划中的工作需求，供应侧的反应可能会比较缓慢，留下诸多未被满足的需求（定量配给）。

•工人可能达不到获取最低工资的生产力标准。

•支付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延迟（无意的或有意的）。

•腐败可能会存在，当地的领导或官员可能会从中盘剥。

•可能会存在剥削，这来自村庄领导的买方垄断力量，特别是充当订约人时。

•可能会存在被放弃的收入，也就是指，工人在之前经济活动中，例如临时工市场中的类似工作的机会成本。

确定贫困人群从该项计划中获得收益的关键因素是定量分配的程度；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中的工人是否在需要时就能从计划中获得工作呢？德塔等人（Dutta et al. , 2012）对全印度的调查结果表明，关于“圣雄甘地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存在着大量未被满足的工作需求。这一发现是基于2009～2010年的“全国抽样调查”。德塔等人（2014）借助本文中使用的调查工具（特意为本研究设计的），还发现了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作大量定向分配的证据。在那些计划中有工作需求的人里，仅有1/3的人获得了工作。工作定向分配的程度对本计划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中的工资率高于同类工作的市场工资率，因此一个获得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作的可靠机会能够帮助非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的工人（和雇佣者）商讨更高的工资。然而，此类对私人工资—劳动力市场的溢出效应不大可能会出现，其原因是人们获得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作的程度有限。根据德塔等人（2014）发现的平均定向分配率，对于一个考虑到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作的临时工人来说，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收入预期值可能会远低于一般的市场工资率，这也是农村劳动力市场中的常识。因此，在当地工资议价的过程中，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就不会是一项可靠的外部选择。定向分配也损害了该计划的保证收益，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在需要时是否能够选择该计划。德塔等人（2014）报告了以调查为基础的证据，表明在这一背景下，该计划对于冲击的反应十分迟滞。

该计划减轻贫困的第二个途径就是为穷人创造资产价值（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如通过私人工作供应效应）。相对于参与者直接的就业收益，“圣雄甘地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在这一方面给予的关注较少。我们到处都能听到的一个描述是，这些资产大部分都是没有价值的，但这显然有些夸张。威尔玛（Verma, 2011）报告实地考察结果并用以评估了“圣雄甘地农村就业保证计划”下140项水务工程的收益。结果表明，“圣雄甘地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的一些项目的确能够带来比直接就业更为持久的积极效应。然而，其报告样本的选择有意地青睐于那些运营良好的项目，因此也就不能被用来反映整体的情况。报告中存在一些有趣的观察现象，例如项目设计和维护的本地化能力不足，以及本地工程师对该项目兴趣缺乏等情况。此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有趣的观察现象，那就是该计划中任何持久的资产创造通常都会有利于当地的地主以及政治家，而不是直接使贫困农户受益，这些农户通常是没有土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