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献回顾与概念框架

一 权力概念辨析

第一个系统化地尝试将权力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来定义的是霍布斯。他写道：“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的权力，即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Hobbes, 1996: 62；霍布斯，1985:65）权力被人类能动性激发，并通过因果关系来表达。霍布斯提出并发展了在现代科学文献中非常流行的权力的因果观。与他对人类本性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普遍理解相关的是，霍布斯认为权力关系是不对称的和冲突性的，反映了一个人的意志对其他人的主导或支配地位（predominance）（Ledyaev, 1997: 3-4）。

和许多社会科学概念一样，权力本身是一个“本质上具争议的概念”（路克斯，2006），必然带有复杂性和模棱两可的特征。粗略来讲，权力观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持有狭义权力观的大部分学者都将权力（power）与权威（authority）、武力（force）和暴力（violence）等相关概念区分开来。如罗伯特·比尔斯特德认为：“权力不是武力，也不是权威，但它内在地与两者相关，可以用两者来定义：权力是潜在的武力，武力是显现的权力，权威是制度化的权力。”“权力因此既不是武力也不是权威，但某种意义上是两者的综合。在正式组织里，权力转化为权威。”（Bierstedt, 1972: 13-14）

在狭义的power的意义上，这些都不是权力。“帕森斯对权力的概念化，是把权力跟权威、共识与对集体目标的追求系在一起，而把权力跟利益冲突、强迫与武力（特别是后两者）分开。”（路克斯，2006: 62）因此，他将强制、操纵、个人权威和赤裸裸的武力从权力中排除了。因此，权力只是A用来影响B的多种方式中的一种（Parsons, 1969: 257；参见Ledyaev, 1997: 16）。巴克拉克和巴拉兹也在权力、权威、影响和暴力这四个基本概念之间做出了区分（Bachrach and Baratz, 1962）。

而在广义的权力观中，权威、影响和暴力也可以被称为不同的权力类型。如埃兹奥尼将权力分为三类：实用主义的权力（包括经济占有、技术与管理能力、人力）、强制性权力（包括军队、警察或类似机构使用的武器、军事设施和人力）、说服性权力（通过对象征的操纵和运用，诸如呼吁市民们的价值观和情感，来动员支持和对越轨者进行惩罚）（Etzioni, 1972: 24-26）。与此相似，布尔丁将权力分为三种，即威慑权力、经济权力和整合权力（threat power, economic power, and integrative power），并分别视其为大棒、胡萝卜和拥抱（Boulding, 1990: 10, 171）。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与疆域确立之后，国家依靠对暴力机器的垄断，成为最强大的行动者，也确定了权力的中心。现代政治基本上是围绕“国家”（state）这一概念而进行的，因此传统政治社会学以民族—国家层次上的政治为焦点，基本上以韦伯对权力的经典定义为基础。韦伯将权力视为个体之间与其个性相联系的一种有意图的、不对称的关系。他将权力（德文为macht）定义为“某一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不管他人反对与否，都能实施自己意愿的能力或可能性，无论这种能力建立的基础是什么”（Weber, 1997: 152）。与此相关的是他有关国家的概念，他认为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在特定疆域范围内垄断了暴力的合法使用权”。此后，大部分对权力的概念化都或多或少地与韦伯的这一定义有关，尤其是精英主义的权力观等。权力常常被描述为精英阶层自上而下对下层阶级的强加（imposition），一件关于国家对暴力进行合法掌控的事情，或者那些生产工具的掌握者迫使其他人为他们工作的能力。

社会秩序的统一性依赖于强制性的权力制裁，因此人民也承认国家“具有压制他们的合法权利”。但在人类学家的眼里，国家从来都不是权威和秩序的唯一来源。众多的民族志经验表明，“使用权力或以权力相威胁以迫使人们顺从形形色色的规则，这在简单社会中很少发现”（墨菲，2009: 208）。非西方社会中秩序的维持有时候是通过习惯法的实践（霍贝尔，2006），有时候是通过亲属制度（如努尔人）（普理查德，2002），有时候是通过仪式（Turner, 1996）或仪式地位（弗里曼，2008）。“有秩序而无政府的状态”成为对西方制度主义统治和以暴力为基础的国家治理方式的有力反驳。

全球化进程与城市社会运动的兴起，致使当代“政治社会学中已经发生了一个 ‘范式转移’，从以国家为中心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参与（或非参与）模式，转移到了对政治作为全部社会经验中一种可能性的理解”（Nash, 2000: 2-3）。新政治社会学首先关注的是文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ultures）。这一范式转换，在理论上主要依靠福柯的权力观（Nash, 2000: 19）对权力的重新概念化，在实践上则主要由全球化进程和新社会运动所推动（Nash, ed. , 2000: xi-xiii）。

福柯认为，对权力的分析必须分析权力的运作与影响。而任何在权力运作前建构的系统性概念都无法体察权力的运作与影响。权力不仅仅存在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还存在于社会的任一角落。权力分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宏观分析，而且应该是零散、微观的分析。福柯认为，只有通过其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如何运作、获得什么效果等维度，权力才能被确认：“因为权力不是事物，不是物质，它能被辨认的唯一方式就是当它被一些人施加于另一些人之时。”（Nash, ed. , 2000: 3）对福柯来说，权力首先是生产性的，将个体生产为主体也生产为客体。福柯强调，权力只能施加于自由的主体之上。这意味着他将暴力与权力区分开来。“权力建立于自由之上，自由 ‘支撑着’权力，也意味着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总是存在反抗的可能性。”（Nash, ed. , 2000:3）因此对福柯而言，权力也是多元的。权力不仅通过语言和象征而起作用——它在话语中得到延伸——同样在非语言的制度实践（institutional practices）中得到运用（Nash, 2000: 27）。

福柯后期的作品用“统治”（domination）和“管理”（government）这两个概念将权力的分析学进行了精确化。他区分了权力与统治，“统治意味着所有社会关系和制度都被锁定为一种特殊的形式”, “权力被巩固为统治的地方，抵抗依然是有可能的，但变得困难许多”（Nash, ed. , 2000: 4）。福柯认为，权力在16世纪以来不断加强的国家管理中得到运用。他通过对精神病（福柯，2003a）、刑罚（福柯，2003b）、知识与性经验史（福柯，2003c）等社会过程中细节的关注，展示了权力如何“在未预期的地方以未预期的方式”起作用，证明权力已经发展成为一整套的方法、技术、知识。这种权力，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不是被某些阶级或某些个人所占有的东西，而是存在于一切力量不对称的社会关系中。而权力对人的控制与支配过程也不再是残酷而野蛮的，而是文明且精细的，并更有效率。

对于后结构主义者来说，权力是一件更微妙的事情，是一种通过话语和知识而散布、隐含在所有人类关系中的暴力，是一种现代制度控制、规训与控制的方法（Nash, 2000: 2-3）。除了狭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力，权力还有其他两个场所（site）：围绕性、性别与族群性，以及围绕信息与知识的控制而建立的权力（Stammers, 2009）。法国人类学家马克·阿贝莱继承福柯的衣钵，认为需要对“政治现实多层次的复杂性”做出评价。这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行动以及与这些日常的政治行动联系在一起的象征与仪式，以及在社会实践中，强化并且争夺权力的地方“政治文化的具体化形态”（转引自格莱德希尔，2011: 30）。新的权力观和权力实践，为本研究考察香港居民社会运动中的权力与抵抗、无权与有权、抵抗与社会变迁提供了理论基础。

Ledyaev在“权力的基本观点”中，列举了自柏拉图以降的有关权力的基本概念并进行了具体而系统的分析（Ledyaev, 1997）。由于本研究对权力理论的梳理只是试图找出研究者们所赋予权力的一些共有的特征，而不是要拿出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权力概念，因此，从研究目的出发，本书将权力定义为“个体或群体支配、控制或影响他人行动的能力”。这个定义不是单一地指向政治权力，也并不必然含有或排除强制性意味。这样，任何个体或群体所能支配、控制或影响他人行动的能力，都可以称为权力。

这一定义持有广义的权力观，认为权力包括了力量、意愿、能量和行动，是行动者内在特性和外显行动的综合。个体或组织通过运用权力影响既有权力体系，甚至“生产世界”。这一定义承认国家机器在特定情况下有使用暴力的合法性，但基本将暴力（武力）排除在外，而隐含从行动力（即最纯粹的power to）到影响力、控制力，再到权威这样一个渐渐增强的序列。从强弱程度来看，在暴力之外，只能够形成行动的权力是最弱的，通过行动造成影响的权力稍强，通过行动能够支配（但控制不了）的权力更强，能够控制他人行动的权力最强大。控制的权力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暴力或武力来达到控制，一种是靠权威或“第三面向的权力”（路克斯，2006）来达成。

二 权力、权威与合法性

按照本研究的理解，权力的最高境界是权威，权威与社会位置和角色相关，与制度化的安排有关。权威首要的基础是合法性，即权力客体对权力实施行为的接受与否。而“合法性是把权力进一步转化为权威之过程的关键性因素”（奥罗姆，2006: 3）。

与其权力概念相关，韦伯认为，在没有确立被统治者的服从时，统治者的统治就无法简单地进行。权力纯粹是统治，但是权威来自公民的服从。如果公民不服从权威，那么再多的暴力都不能强迫他们服从统治（奥罗姆，2006: 48, 50—51）。那么国家权力的合法行使具有什么样的适当范围和限度？这使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被研究者提上日程。

马文·奥尔森（Olsen, 1972: 5-7）认为要使用（或拥有）权威，行动者必须首先被那些服从于他的方向的人授予合法性。权威有其合法性基础。在韦伯三种类型的权威（传统的、理性的和卡里斯玛的）基础之上，马文·奥尔森认为合法性权威的三种基础是：①传统价值观、信念、规范和风俗。②通过或多或少出于理性同意而建立的特权（prerogatives）。③与当时情境有关的具体专业和知识（Olsen, 1972: 7）。布尔丁也认为：“整合性权力，即创造诸如爱、尊重、友谊、合法性之类的关系的权力，才是权力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形式。”在这种意义上，无论是威慑权力还是经济权力，在缺乏合法性的情况下，都不能够达到其主要目的。而合法性正是整合性权力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没有合法性，威慑权力和经济权力都是“赤裸裸的”; “所有的组织都必须具备一些整合性权力，否则它们就无法生存”（Boulding, 1990: 10, 171）。这种整合性权力与福柯的“生产性”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脉相承的。

当权者可以通过第三面向的权力或福柯所说的“生产性”权力来寻求价值观念的共用并达成当权者的目的。福柯认为，只有当权力成为一种内在、至关重要的功能，也只有当个体都接纳权力，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启动权力所想要行使的功能时，权力才能达到对民众生活的有效控制（福柯，2003c）。除了公民的服从，有权者要追求权威就必须尽量避免公开的价值冲突。巴克拉克和巴拉兹（Bachrach and Baratz, 1962）认为：“权威关系与权力不同，不必包含价值冲突的内容。在这样一个关系中，B按照A的意思去做，是因为B认为A的要求是合理的（reasonable），或者因为命令的内容是正当且合理的，或者因为命令下达的程序是正当且合理的。这种服从并不是因为公开的价值冲突，相反，B和A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念。”

作为最强大的武力持有者，民族国家的确是有责任也有能力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来维护其政治秩序的。如格尔就认为统治者要提高他们的权威有很多可行的选择，从诉求合法性的感情到暴力的使用，无一不可。“在这一观念当中，包括恐怖主义暴力的使用都是能够借来建构和维护国家权威的多种策略之一。”（Gurr, 1986。转引自杰克曼，2005: 38）这其实是在将使用暴力等同于权力的实施，因此遭到了杰克曼的批评：“有些人只记得韦伯的‘国家是惟一合法使用暴力的政治实体’这一经典论断，却回避他‘使用暴力并不正常，它也不是国家实行统治的惟一手段’的话，夸大暴力的作用，却忽略合法性的问题。”（杰克曼，2005: 47）

杰克曼认为，暴力的使用会给国家带来合法性危机。因为使用暴力可能会取得一时的效果，但是不会持久，“对暴力手段的连续依赖根本上就是非政治的，而且它也代表了一种权力的丧失”，尤其在“国内舞台上，政权对暴力的依赖，不言而喻是合法性丧失的表现”（杰克曼，2005: 141）。暴力的滥用会损害民众对政治的认同：“一个政权如果大规模地使用暴力或压制，它就不可能以代价较低的方式获致服从。而且挑战者通过非常规的渠道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已经不相信能够通过正常的政治渠道以较低代价地实现自己的利益，并对正规的政治渠道失去信心。”（杰克曼，2005: 202—203）杰克曼强调民族国家政治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合法性，是“无须暴力的权力”。

虽然权力包含了区别与不平等的意味，但人类学家从来都不狭隘地看待权力。对权力的分析也常常在秩序和权威之外来进行。斯卡尼克（Skalnik, 1999。转引自拉波特、奥弗林，2009: 284）曾经提及“在制度化的 ‘赤裸的权力’之上还有不肯服从的 ‘人民的权力’”，而拉宾斯腾（Rubinstein, 1998。转引自拉波特、奥弗林，2009: 284）则认为在剥削的“物质的权力”之上还有经验和解释的“标准权力”。利奇则假定“面对行为之选择，个人通常会利用这种选择以获取权力”（李区，1999: 11），因此，获得权力的意愿也是一种权力。而国家权力之外，还有个体权力、个体对他人的权力、共谋权力、结构权力等（Wolf, 1990; Wolf, 1999；参见穆尔，2009: 360—381）。总之，跨文化研究表明，权力及其实践形式超越了西方制度关系中权力概念所蕴含的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与分配。权力包括了力量、意愿和能量，是行动者内在的特性。个体或组织通过运用权力影响权力，甚至生产世界（转引自拉波特、奥弗林，2009: 284）。

因此本研究认为，权威，尤其是通过第三个面向的权力而树立起来的权威，是权力的最高形式，也是最有效并因此最有意义的权力形式。当代复杂而多元的社会中，权力持有者如果不具备多种合法性基础，就难以树立起权威。因此，权力的实施过程往往充满了冲突。如何在权力的实施过程中消除冲突是考验权力持有者政治能力的最佳时机。

三 权力的三个“面向”（dimension）

由于本研究定义的权威与三个面向的权力有很大关系，所以本小节将这一部分的讨论呈现于此，希望能够更加清楚地为读者解释本研究所采取的权力定义。

罗伯特·达尔通过研究城市决策过程而提出多元主义的权力观。他在《谁统治？》（Dahl, 1961）一书中提出：社区政治权力分散在多个团体或个人的集合体中；各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权力中心；地方官员也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官员要向选民负责，所以选民也有权力，只不过这种权力是间接性的，他们以投票来控制政治家。路克斯将这种观点称为“单一面向”的观点，是透过可观察的行为来辨识权力的。路克斯说：“单一面向的权力观点把重点放在就各种议题做出决策时的行为，在这些议题上存在着可观察到的（主观的）利益冲突，而所谓的利益，乃是明示的政策偏好，并借由政治参与而得以呈现。”（路克斯，2006: 47）

巴克拉克和巴拉兹批评达尔所使用的是一种过于平面的权力观念。决策分析无视政策议题的设置方法，以至于无法看到一种更深层的权力运作方式，也就是“将特定议题排除于决策过程之外”的权力。在影响深远的《权力的两副面孔》一文中，巴克拉克和巴拉兹（Bachrach and Baratz, 1962）说明强大的地方利益如何能够支配政治议程，以至于非精英的权力从来就不被排上议事日程。权力的第二个面貌是，在改变社会现行利益和特权分配的需要尚未提出前，即加以抑制，或加以遏阻的一种方法。

路克斯认为，两个面向的权力观点是对“侧重行为”的单一面向观点的有限度批评。但以上两者都没有看到隐伏在最深层的权力运作方式，也就是从根本上影响、塑造被支配者的价值观，使他们同意强者的支配。“作为支配的权力，就是限制他人选择的能力，藉由阻止他们依其自身的天性与判断的指令过生活，从而迫使他们服从或取得他们的顺从”（路克斯，2006: 132）。掌权者可能利用意识形态的霸权，建构有利于统治者的社会意义，形塑民众的价值观，从而获得对支配的自愿顺从。路克斯认为，三个面向的权力观点具有三个特征，“首先，这种权力行使所涉及的不行动多过于（可以观察到的）行动。其次，它可能是无意识的。第三，集体（如团体或机构）可以行使权力”（路克斯，2006: 89）。

无论三个面向的权力观具有何种争议，它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hegemony）概念的基础上扩展了我们对权力的理解。我们还可以重温阿尔都塞（2002）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从第三个面向来观察权力，有助于我们了解权力并不总是以真面目示人。“权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真实而有效地存在着，其中有些是间接的，有些是隐藏的，而当它越加无法被观察者和行动者看出来时，它就越加有效。”（路克斯，2006: 105）布若威（2008）在《制造同意》中揭示，恰恰是资本主义微妙的强制“制造”了工人自发的同意，二者的结合塑造了生产行为，所以工人才努力地工作。威利斯（2013）则展示了那些贫穷的工人阶级子弟在反叛学校权威的过程中是如何让自己走上从事工人阶级工作的道路的。而暗含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中的权力理论，将能够把自己对世界的“实用分类学”强加于人的权力定义为支配权（Bourdieu, 1977）。这种权力可以通过教育青年、占领文化领域或者“象征性地侵犯”——比如把财产委托给仆人（借此慢慢把自己的价值观灌输给别人）——来实施。

本研究认为，权威或“第三个面向的权力”是权力的最高境界。因为权力持有者通过对客体一些潜在或无形的“影响”，能够“使权力客体将权力行使者的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从而达到对客体行为的控制或支配。从国家权力的角度，本书谈论的是权力如何才能更有效地行使，如何才能在民众中获得权威。而从无权者的角度，本研究涉及的是无权者如何才能以行动赢得对既有权力持有者的影响，通过何种方法才能有效地使有权者接受这种影响并使其制度化以形成权威。

洞悉权力的三个面向，有权者可以更加有效、更加隐蔽地使用权力，而无权者可以更加有效地揭露权力的运行，并通过深入权力体制对其“去神秘化”而获得对有权者的反动力。

四 权力的关系性本质

从定义上讲，权力具有关系性本质。“与霍布斯一样，韦伯将权力视为个体之间与其个性相联系的一种有意图的、不对称的关系”（Ledyaev, 1997: 4-5）。而拉斯维尔和卡普兰在《权力与社会》一书中也强调了权力的关系性本质：“权力是在做出决定中的参与：如果在影响有关H的K政策中，G参与了决策，那么，G就对与K价值有关的H具有权力。”（Lasswell and Kaplan, 1950: 3）

这种关系性本质为本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打开了新的理论方向。我们可以从以下四点来理解这种关系性本质。

其一，如何理解权力是一种关系性本质？

埃兹奥尼（Etzioni, 1972: 18）写道：“权力总是相关的和相对的（relational and relative）。行动者自己本身不是有权的或是无权的（powerful or weak）。他只有在某些事情中与某些行动者有关系时才是有权的，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中与另外一些行动者有关时才是无权的。”这里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权力是一种相关关系，只在互相相关的个体之间起作用。第二，权力是一种相对关系，有权与否取决于一定的社会情境。在社会实践中，权力的持有者并非总是有权，无权者并非总是无权。随着情境的变化，有权与无权可以相互对调，甚至不再相关——“县官不如现管”就是这种情形。

在这种“相关性”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推导：权力（主要）是群体的属性。帕森斯（Parsons, 1969: 257）把权力视为一种系统特性（或资源）: “当根据各种义务与集体目标的关系而使这些义务合法化时，在遇到顽抗就会有依据情境的负面惩罚而保证强制实行的地方，权力是一种普遍化能力，以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那些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与帕森斯一样，阿伦特（2009）也将权力视为群体而非个体的特性。人们通过交往行为和互动来集体创造权力，并通过组织的建立来维持权力。人们走到一起，彼此合作，创造运动和组织、机制，因为他们相信，集体比单独行动的个体更有权力。

其二，权力关系是否对称？

从韦伯的定义上来看，权力始终是不对称的。勒迪雅维（Ledyaev, 1997: 6）认为，拉斯维尔和卡普兰的权力概念延续了韦伯传统，强调存在于与（潜在或实际的）抵抗和冲突联系在一起的行动者之间“加诸……的权力”（power over）、不对称和“零和”关系。

本研究所采取的权力定义与韦伯定义的区别，涉及“从事……的权力”（power to）和“加诸……的权力”（power over）之间的关系。绝大部分人谈及权力，涉及的都是power over，而本研究所关注的是power to。内尔·斯塔默思（Stammers, 2009: 25-26）的观点是：“理解这一关系的最佳途径就是将power over视为power to的一种特殊形式或展现方式。在这种理解下，权力的模棱两可和复杂性变得更清晰了。”在这种意义上，“能动性（agency）是另外一种谈论权力的方式，也即改变事物的能力（capacity）——power to”。这与拉斯维尔和卡普兰（Lasswell and Kaplan, 1950:75）对权力的定义——“人们的所言所行”——倒是殊途同归。

根据笔者的理解，power over是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后文在论及权利与权力之关系时还将提及这种不对称：在受强制性力量保护这方面，权力关系双方的确是不对称的。但power to可以是对称的。因为，就采取行动的意愿以及行动者作为自然人来说，权力关系的双方是平等的，因而是对称的。

其三，权力关系中，无权者处于何种地位，他们是否也有“权力”？

如果将权力定义为影响他人的决策或行动的能力，即使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无权者也并非没有行动能力。政治人类学家认为，在国家等级制和社会的底层，也存在人们可用的多种形式的权力。“这些形式的权力中一部分是个体的，如隐匿以躲避军事征召或从军队开小差；他们也可以是有组织的，如甘地或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抗争”（Lewellen, 2003: 113）, “而且这种权力能够几乎不可辨识地散布，或野蛮地（brutally）集中”（Lewellen, 2003: 111）。

因此福柯认为，我们可以从抵抗来理解权力。在《主体和权力》一文中，福柯讨论了权力、统治与抵抗在当代社会中的关系。他所指的抵抗就是新社会运动的反权威斗争，它们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挑战主体化的方法。“福柯强调说，部分地是由于社会运动抵抗权力的方法，使得这样来分析权力成为可能。抵抗是权力的定义所必需的；同样，对于权力的研究，抵抗在方法论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将权力关系和权力运作的方法带入了研究视野”（Nash, 2000: 25）。“抵抗权力的表演因此为权力的存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指标”（Nash, ed. , 2000: 3）。他提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权力的逆转。“因为权力只是作用于那些可能抵抗者身上，以及那些反过来可以对其他人有作用的人身上，因此总是存在权力的逆转。然而，在统治中，那些被统治者只有如此小的机动空间，这样权力的逆转变得难以实现——尽管我们绝不能说完全不可能”（Nash, ed. , 2000: 25）。权力的逆转与抵抗的有效性是高度相关的。这将在后文具体的研究中得到呈现。

其四，权力关系是否为“零和的”（zero-sum）？

马文·奥尔森（Olsen, 1972: 4）等人认为权力是有数量的：“一般来说，一个行动者实施于某一特殊关系中的权力的数量，是他所持有资源的程度和充分性（adequacy），加上他将资源转化为压力的技巧，减去他所遭遇到的抵抗程度之后的结果。”

既然可以用数量来衡量权力，那么使用权力可能导致权力的损失甚至彻底丧失，因为抵抗会减少权力。帕森斯（Parsons, 1969: 252）在将权力与货币媒介做类比时提出：权力的每次使用都是“权力的花费”，即权力的损失。卢曼（2005: 29）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使用权力的决策，在现实权力行为过程的层面上，可能包含权力的丧失，这就是说，它可能意味着牺牲不确定性、开放性、可能之事的“灵活性”。一个独裁者每次不顾他人反对而强行推行自己的决策，那就是滥用权力，是在损失权力。到他被推翻时，他就会完全丧失权力。

米尔斯、拉斯维尔和卡普兰等认为权力是零和的。这种观点假定了权力只是给定的，而且一方赢得权力必然导致另一方失去权力。帕森斯（Parsons, 1969: 252）认为权力的“零和”概念固定了任何相关系统中权力的“数量”，并预设了“任何A方面的权力的获得，从定义上来说，必然是通过削减B、C、D等其他排列的权力，才可能发生的”。这摒弃了“双赢”的可能性。

本研究认为权力可以损失，可以丧失，但它并不一定是零和的，因为权力的行使本身就是双方合作的结果。马克·霍加德（Haugaard, ed. , 2002: 67）认为：“权力不单是 ‘在那儿’，还是需要被创造的。如果权力是被社会生产或创造出来的，那么它不必是零和的。因此，一个人赢得权力并不必然以他人失去权力为代价。总之，有权力的个体或组织的存在，并不必然招致怨恨。”这也是韦伯所提及的卡里斯玛型权威所拥有的权力，亦即第三个面向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有权者与无权者并不总是相互冲突。所以埃兹奥尼批评说，总是将权力与冲突联系起来，是一种负面看待权力的消极倾向。他（Etzioni, 1972: 21）认为：“权力与合作，不是相互排斥的一对概念；合作通常具有权力基础，而权力通过合作得到实施。”

卢曼认为权力是可以增长的，而权力的增长与“可能的（不必是实在的）他人和自我选择的差异”相联系。卢曼写道：“权力也作为交往媒介起作用。它以双重选择性安排社会处境。”“因此，所有权力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与掌握权力的他人选择相关而存在的不确定性。不管由于什么原因，他人自己支配的不止一种抉择。当他实施自己的选择时，他可以生产和排除其他伙伴方的不确定性。”“就自我受权力影响而言，权力也以向其他可能的行动开放性为前提。权力实施其传播效能，能够在面对其他可能性时影响行动（或不行动）的抉择。如果即使在面对行动或不行动的有吸引力抉择时，权力仍能显示自己的威力，那么它的力量就越大。”“如果权力持有者，以他的权力为基础，可以实施越是多样越是多种类型的决策，那么他的权力越大。况且如果他可能对他的同伴如此做，而后者也具有一些不同的抉择，那么他的权力就越大。权力随两方面的自由而增长，例如，在任何特定社会，与它创造的抉择成比例增长。”（卢曼，2005: 10—11）

在这个基础上，本研究认为，虽然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权力的增长关系是零和的，即一方的权力的增长是以另一方的权力的损失为条件的，但是，权力可以从权力关系系统的外部产生——外部投入的资源会使系统内部的有权者和无权者都更加有行动的能力，也可以在系统内部创造出来——权力可以随着相关双方不断增加的能力、选择和自由而增长。这也是本研究将利东街居民社会运动称为“对抗性合作”的原因。

总之，在二者不相关时，他们之间不存在权力关系。无权者虽然处于权力关系中不对称的地位，但他们并非完全无权。有权者可以损失权力，也可能丧失权力。权力可以增长，但这种增长并不是零和的，其总量也可以增长。以上几点有助于我们理解权力的关系性本质，更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运动——一种非常重要的权力和政治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洞见。

五 作为社会过程的权力

人类学研究早已超越了最初的结构-功能主义，不再将社会视为稳定的结构，而是视为不断发展的事件的连续体。在现代人类学家看来，政治是一个动态的现象或过程。斯瓦茨、特纳和都顿三位学者早在1966年就提出：“研究政治，就是研究那些涉及决定和实施公共目标的过程，以及关心这些目标的群体成员所采取的获得与使用权力的不同过程。”（Swartz, Turner, Tuden, eds. , 1966: 7）卢埃林据此认为：“第一，随着把社会放到它们的历史背景或至少是某一时代背景下去研究，过程一词已成为政治人类学的关键概念。第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者群体，他们的兴趣是深入探讨个人在严格限定的政治框架内的权力斗争活动。”他还列表对政治人类学的结构 -功能主义与过程观点进行了对比（卢埃林，2009: 98—113）。当然，政治人类学只关心具有公共意义的过程。政治人类学因此主要研究对权力的竞争组成，以及持有权力的群体实施群体目标的途径（Lewellen, 2003: 85）。

后来，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提出了社会的过程论（processualism）范式，将社会视为某种程度上具备系统性特质的过程，而非一个紧密整合的系统：“与其说社会（societas）是一种事物，不如说社会是一种过程——一种辩证的过程，其中包含着结构和交融（communitas）先后承继的各个阶段”（特纳，2006b: 206）。他把社会看作交融与结构的辩证统一，从而有“分化-阈限（liminality）-再整合”的过程，是结构与反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戏剧理论（特纳，2007）突破了传统静态的社会结构的研究，把仪式和冲突放在运动的社会过程中加以考察。

本研究认为，特纳的社会戏剧理论由于具有过程性和动态性，非常适合用来分析社会运动。在这样的研究视角下，社会运动并非一个杂乱无章的过程，而是有秩序的，有着可以辨别的故事或叙述结构。抵抗和反叛的行为总是遵循一定的类型化的行为次序，通过行动者策略性的框架努力，将社会戏剧引向可以被斗争的双方公开承认的结论。这一戏剧化的进程最终依赖于行动者所获得的权力对已有权力体系的改变。社会秩序要么在旧的形式中被再生产，要么转化成新的形式。

此后，摩尔（Moore, 1987）提出了“过程人类学”（processual anthropology）这一概念。她写道：“可以说过去25年来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将注意力从结构转移到事件……一个事件并非必定理解为一个现存的象征或社会秩序的例证。事件可以是结构正在解体的证据，也同样表明创造新结构的努力。事件可能展示社会主张的多样性，以及相互竞争的文化宣称的不同声音。事件可以揭示常规的不确定性存在的实质性领域。”她还写道：“事件之于过程的意义，正如范畴之于结构。现在是过程民族志的时候了。”不过，她说的过程人类学，更多的是关注民族志写作的田野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知识的实践前景具有时间维度和不确定性，重复和革新、稳定和断裂共存，有时看来，过程和转型的结果和方向是不可预料的。”（转引自马尔基，2005）

社会学领域内，马文·奥尔森也认为权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分析说：“社会权力可以分析性地被看作既是有组织社会行动的一个结果，也是它的一个原因，尽管现实中这两个过程同时发生。一方面，直到社会行动者开始以某种方式互相相关之前，权力并不存在。它是通过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创造出来的，作为社会秩序化的一个生长物。有组织的权力运用使行动者能够进行集体行动并达到共同目标。另一方面，权力也是有助于社会组织的创造和永存的一个主要因素。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模式的建立，往往被作为权力作用于行动者的直接或非直接后果。尽管权力既不是社会组织过程的唯一原因也非其唯一后果，但如果我们想要完全理解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其影响决不能被忽视。”（Olsen, 1972:2）因此“权力并不是社会行动者所拥有的一件 ‘事物’，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Olsen, 1972: 3）。他写道：“作为一个方便的记忆手段，我们可以将这些称为 ‘C’过程：从外在压力和内在张力中产生的冲突（conflict），规范性和功能性整合过程所产生的凝聚力（cohesion），通过实施武力、统治和权威而作用于社会行动者之上的控制（control），提供用来使这些过程发生的方法的交往（communications），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变化（change）和恒定（constancy），最后的结果就是社会组织的创立（creation）。控制的实施——通过不同类型权力的使用，但尤其是合法性权威——看起来应该是这一整体现象的关键部分。这是因为，无论功能性和规范性整合是否能够发生，无论沟通、变化和恒定的比例与程度（如何），权力因素将决定冲突将如何处理和解决。实际上，正如霍利已经提出的那样，社会组织的过程，也许本质上就是一个权力组织的过程。”（Olsen, 1972: 9）

过程的视角为我们思考权力提供了新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巴特在考察了斯瓦特巴坦人政治结构的形成过程后，提出了“生成性”（generative）这一分析框架来关注建立政治势力、地位的过程。他关注各种行动者如何努力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并通过这些地位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实现对别人的统治，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冲突和政治活动。他说：“生成性分析，不把政治组织的制度形式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是努力去发现它们是怎样产生并不断更新的。”（巴特，2005：序言2）人们通过一系列选择在政治结构中找到位置，而很多的选择都是暂时的或可以更改的。而这一选择上的自由从根本上改变了各种政治机构运行的方式。

如果用“生成性”框架来分析社会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权力总是在产生之中，或者不断更新之中。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赫茨菲尔德（2009: 135）总结说，人类学已经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权力在社会生活中是如何运作上。通过观察不同地位的参与者如何操纵、使用权力来对文化现象及社会现象，尤其是明显的政治事件做出解释，并对未来的政治发展做出应对。

据此看来，社会科学家眼中的政治过程——权力的运作过程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社会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具有过程性特征，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第二，这个过程是以“过程性单位”（processual unit）——事件来体现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是一个过程或一个过程性单位，记录的是一个单独的群体或者社区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历史。”（特纳，2007: 399）第三，与权力的关系性本质紧密相连的是，既有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它可以损失，可以丧失，也可以生长和增长。第四，权力关系结构因此是暂存的、动态的，是行动者与其他社会行动者——个人或者集团之间通过行动与互动，如政治谈判、对话、协商、动员，所呈现的不断变化的相关关系。

结合过程论（processualism）与“生成性”（generative）这两个分析框架，本研究提出“权力是生成性的”这一新的理论观点，即权力的获得是一个不断的生长过程。从当权者的角度看，权力的生长是指处于权力关系优势位置的当权者，如何拥有权威，如何使权力最顺利地行使的过程。由于权力所具备的关系性本质，本研究试图从权力实施对象——无权者的角度来谈论权力的生长（增长）。从无权者的角度出发，权力是可以在行动者的意欲与行动能力中“生长”（generate）出来的；而原本的无权者，可以通过持续不断的个人或组织选择，即社会运动或行动，来提出、建立或维持他们想要的权力体系。

六 无权者及其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长期以来，权力研究的出发点都是统治者。“从柏拉图的《政治家篇》和色诺芬的《百科全书》，到霍布斯的《利维坦》和施米特的《独裁论》，主要着眼于代表统治者立场的政治权力。它力求通过维护形形色色的正统性原则，把掌权者发布命令的权力和臣民们服从命令的依附合理化。”（基恩，2006: 7）但是权力具备关系性本质，因此对权力的研究，绝对不能不谈论权力的对象，即无权者。

无权者总是与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代表着旧有权力关系和权力实践一连串的形成与消解。城市社会运动不同于以往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工人运动，不是对国家权力的革命性攻击。其诉求的普遍形成，有赖于逐渐成为共识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公民身份，是对国家权力机器的渐进式“反渗透”和回应。曾经沉默的大多数开始（被）动员起来，挑战此前一直将他们排斥于城市决策之外的权力系统，使阶级间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迁。图海纳（2008）、卡斯特尔斯（Castells, 1983）等研究者视这些草根社会运动为一个进步的未来的最好希望。“对他们而言，草根动员是最有效的——哪怕有瑕疵——方法，去发展进步的城市政策、培育市民权力，并培养一个有活力的、民主的公共生活的出现。”（Fisher and Kling, 1993: XIII）很明显，单一向度、自上而下的权力观点已经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新社会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新社会运动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它的权力观。”（泰勒、维提尔，2002: 129）这种权力观要求我们从无权者的视角，即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来讨论权力与当代城市治理。

1968年，利普斯基在对1963—1964年纽约城的房客抗租行动的分析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无权者”（the powerless）的概念。他（Lipsky, 1968）将由于地位、数量和凝聚力等因素而相对地缺乏或者没有足够的传统政治资源的群体（relatively powerless groups）定义为无权者。因为无权，所以诉诸街头行动以达到目标。他说：“研究这类群体的困难在于，相对无权的特征（the powerlessness）只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才会变得明显。政治生活中的无权者只能是相对无权者，而不是绝对无权者（extremely powerless groups）。因为绝对无权的群体不仅缺乏政治资源，而且表现出最低限度的政治效能感，而这种效能感是成功的组织部分地所依靠的。某种程度上，群体凝聚力作为有组织政治行动的必需前提，但由于绝对无权者缺乏凝聚力，甚至都无法出现在可以观察得到的场合。”此后，无权者这一概念多用于社会运动研究。

1978年，捷克前总统、戏剧家哈威尔在《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帕托切克》一文中，用“无权者的权力”这个概念来形容以他自己等为代表的“持异议者”（dissidents）所能够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这些位于权力结构之外的次等公民们，以其 ‘持异议者’的力量，能够对整个社会和社会制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真的能改变任何事情吗？”（哈威尔，2003: 48）他审视的是无权者的“潜力”——一种潜在能够影响社会变迁的力量。他的概念，与笔者对权力的定义比较接近，都属于影响力，即最为弱小的权力。从无数的个人经验中，他明白了，“在《七七宪章》上签字这个简单事实，就足以在陌生人中间直接创造了更深刻和更公开的关系，使人们体验到强烈而真诚的休戚与共的感觉”（哈威尔，2003: 99）。但他强调，“独立的社会生活，持异议者运动，并不是能够影响后极权国家历史的惟一转变因素”（哈威尔，2003:90）。

在有限的阅读中，以往的学者较少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谈论无权者之权力。如霍顿和汤普森（Horton and Thompson, 1962）研究了全民公投与无权者的无权（powerlessness）之间的关系，以一个失败的地方公投展示了在社会与经济方面处于被剥夺地位的群体中存在一个持续的投反对票模式。而另外一项研究表明，居住于频发犯罪、故意损毁、胡乱涂鸦、危险、噪声和毒品等事件的邻里社区的人们更不容易产生信任。这类社区中普遍存在的无权感（the sense of powerlessness），加强了邻里的无序对不信任的影响（Ross, Mirowsky and Pribesh, 2001）。

在美国之外的研究中，斯科特（2007）曾经思考过“弱者的武器”，但这些弱者——无权者只能以一种隐藏而秘密的行为来抵抗权力的实施，攻击力很弱，从正当性角度来看也有些不足以对外人道，在日常生活中只能是“隐藏的文本”（Scott, 1990），是基于生存至上、安全第一的策略，是没有出路、消极的抗争。德·塞托（2009）虽然考察了“普通人、平凡的英雄、分散的人物、不计其数的步行者”等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嘲笑、颠覆国家权力的行为，但他对权力的不正确实施没有提供有力的反击，也没有为无权者提供一幅权力的地图：当权力被不正当地使用时，无权者可以更有效地做什么，并如何使他们的行动获得影响。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研究在描绘权力地图的基础上，将无权者的权力与更大的社会变迁过程联系起来，将其视为一种积极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本研究认为，城市社会运动代表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是传统权力体系中无权者之权力的生长和展演。如果说传统政治是权力的展演，是当权者在各种舞台上利用权力来展示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掌控，那么在新社会运动时代，由于文化的多层次“传媒化”（汤普森，2005）和公共生活的戏剧化，社会运动可以被视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表演（Alexander, Giesen, and Mast, 2006）：行动者镶嵌在集体的文化表征中，并以充满象征意义的符号和行动，潜在地以其他人（当权者或大众）为指向，寻求对自己经历和理解的认同，从而展示“无权者之权力”。

七 权力的生长：概念与分析框架

本研究将通过对香港市区重建领域的一个社会运动中的居民及其组织的行动的分析，首次以民族志的方式系统、正面地证成“权力是生成的”这一理论观点。这一观点涉及的主要概念有无权者、无权者之权力、权力的生长，本研究将围绕这几个概念来建立理论框架。

本研究将市区重建领域内的“无权者”定义为“受政府重建政策影响的区域内包括组织和居民在内的城市个体”。根据传统权力观，一旦权力系统形成决议，受影响人群应该无条件地接受权力系统的安排，服从命令。因此，不管受影响个体所能够获得或拥有的资源如何，都可以将其视为无权者。当然，这些受影响人群中有些具备很强的行动能力，如本研究中H15项目所涉及的合和集团能够通过法律诉讼而解除重建政策对自己业权的影响。但如果该集团不采取行动，那也只能被视为无权者。总体而言，类似的个体可以被视为自身具备强大行动能力的无权者。而利普斯基所定义的“绝对无权者”则可以被视为“即使拥有外界助力也没有行动能力的无权者”。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那些原本无权但具备行动意愿与基本行动能力的无权者，即利普斯基所说的相对无权者，其一旦拥有外界助力就能够生长出权力。这将是本研究描述的主要对象。

结合本书所采取的权力定义，“无权者之权力”可以定义为：在以强权为基础的既有权力体系中，无权者能够合情合理合法地要求或者影响、迫使当权者让步、协商、妥协或改变的能力。从概念本身来说，“无权者之权力”是具有内在的悖论的。前后两个“权”，都是指影响、控制或支配他人行动的能力，但之间又有着细微的不同。“无权者”中的“权”，这种权力是统治者根据其法定角色和地位所持有并可以强制执行的权力，即韦伯所定义的权力，是一种“加诸……之上的权力”（power over）。后一个“权力”，更多来自哲学意义上的普遍自然权利——如“天赋人权”所转化而成的行动者的行动能力（power to），是不一定得到强制力明确保护的权力。

这里涉及权力与权利之间的联系与差别。权利指国家法律和组织的规章赋予人们的一种权益和资格，表现为享有权利的人可以做某种行为或要求他人做或者不做某种行为。本研究认为，权利是在强制性权力的保障下，使行动者的宣称或行动合法化的理由，是权力采取（不）行动的动机。因此笔者的理解是，权利与权力之分，有如物理学中的“势能”和“动能”之分：高山水库的蓄水拥有势能，一旦流动，就形成强有力的动能。也就是说，“权利”持有者行动起来，会形成强大的“权力”。在这种意义上，权利与权力二者是可以转化的，在采取行动时甚至可以转化和通用。比如，居民声称“公众有参与权”。这首先是一种权利，但这种权利可以转化为参与咨询的具体权力——在“咨询”这一行政程序中采取行动或不行动并影响政府的最后决策。

结合以上两个概念，本研究将“权力的生长”定义为一个无权者采取行动而使权力结构不断变化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面对权力系统已经确定好的政策决定，本应无条件接受的无权者，通过自我教育和学习，通过外在资源和智力支援网络，逐渐了解这些决定背后隐藏的政治利益和自我权益，形成“认知解放”，并且能够以策略性的方式组织受影响群体、动员社会资源，并采取合法的非暴力抗争行动，不断增强自己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的能力，能够在与当权者的沟通过程中逐渐掌握一定的主动权，获得社会舆论和大众的认可。而这种权力的生长能够迫使当权者承认无权者在具体决策中的相对优势，在决策中吸收无权者的解决方案，实行改变、妥协和让步，甚至放弃已有决策。这个过程中涉及的问题有：是不是无权者有行动就是权力增长？什么样的行动才能生成权力？如何才是权力的增长而不是衰减？这种增长是直线的还是多维度的？是双向可逆的还是单一的增长方向？权力的生长以什么为标志？其结果是权力一直保持增长还是会遭遇逆转？无权者生长的权力对权力关系的双方有什么影响？

按照本研究的构想，一个政策决议形成后，下列情形是无权者的权力逐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排列。

无权者不仅无冲突地接受权力系统的安排，并且认为权力系统的出发点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这是当权者的权威或者“第三个面向的权力”发挥了作用，也是当权者权力最大的时候；

无权者认为权力系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但无冲突地接受权力系统的安排；

无权者认为权力系统侵犯了利益，并且要求讨价还价，但最后权力系统并没有采取任何让步或妥协就顺利实施了政策；

无权者要求讨价还价，并通过舆论宣传，使社会大众相信无权者的选择是最优的，并对权力系统进行批评或抨击，权力系统被迫与其沟通，并做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

无权者采取抵抗行动，迫使权力系统停止执行既有命令，或废除决策，即使权力系统动用暴力也无法消除无权者的影响；

无权者通过合理的非暴力抵抗行动，迫使权力系统采用暴力镇压，但该暴力镇压并不能使社会信服，尤其是国际社会舆论与公共话语都倒向无权者一方之时；

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无权者通过暴力抗争迫使权力系统采用暴力。权力系统的暴力压制受到社会拥护，但无权者的暴力也得到较多同情。

在权力的关系性本质一节中，本研究认为绝大多数情况下权力的生长是零和关系。所以上述列举情况中，当权者的权力一般呈递减状态，而无权者的权力呈持续增长状态。在这一权力关系系统中，暴力的使用将使权力总量降低，使双方的权力都有所损失。“权力的生长”的非零和关系，即权力关系系统的整体性增长表现在：当权者就某一现实问题提出一些选择，无权者也提出一些选择，双方经过平等而充分的协商、沟通而采取最优选择，非暴力而双赢（至少双方都公开同意）的方案将使双方权力都有增长。这样，当权者赢得了权力的合法性——权威，而无权者也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占有一定地位。如南非民主运动的成功，使整个国家走上了民主发展的道路，而且国际声誉也有所增长。

在权力关系双方所处的总体机遇与限制环境之外，行动者自身行动的能力，如行动策略、行动能力、组织能力、动员能力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们能够使无权者利用机遇，规避限制，生长并增长自己的权力，从相对无权变得相对有权，改变原有权力关系。本研究将展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无权者面临怎样的机遇与限制，通过何种行动、组织和动员才能获得权力，这种权力在当代政治中有什么样的效果。

从社会运动来研究权力是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新尝试，因此考察社会运动理论能够为这一新的观点提供更成熟的理论框架。麦克亚当、麦卡锡和扎尔德（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96）将当代西方社会运动有关的理论整合为三大理论范式：政治机遇、动员结构和框架构建（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ation structures and framing）。政治机遇指的是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与社会运动形成的关系，亦即政治体制对运动形成产生的限制和机会。例如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Tilly, 1978）、麦克亚当（McAdam, 1982）等人所发展出的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理论，强调政治制度结构改变对特定运动形成的影响，而欧洲新社会运动的学者沿此路径，再加以比较的观点讨论政治机遇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分析不同国家之政治制度的特征与各国相同社会运动的不同结构、发展成败之间的关系（Kriesi, et al. , 1995）。

动员结构是指人们借以动员和参与集体行动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与网络，这是介于个人和结构的中间层次（meso-level）。这类论述包括两个不同的理论传统：资源动员论和政治过程论。资源动员理论关注社会运动中的理性选择（Tilly, 1978; Zald & McCarthy, 1979），他们假设运动的参与者是基于“搭便车”困境（奥尔森，1995）之上的理性选择而参加社会运动。资源动员理论者认为，那些处于弱势的群体，由于缺乏资源和存在镇压的威胁，集体抗议行动极少成为他们一种可行的选择。要想使他们的集体抗议行动成为可能并最终取得成功，他们必须得到广泛而持续的外界支持（Jenkins and Perrow, 1977）。如果能得到外界资源的支持，那么，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就很可能得到解决，大集团的集体行动就能成为可能（Oberschall, 1973）。而外界资源的多少能够决定社会运动的多少和强弱。

政治机遇和社会运动组织仍无法充分解释实际集体行动的形成，这当中仍需对集体行动者之复杂的社会心理动力进行深度的理解。大卫·斯诺等（Snow and Benford, 1988）发展框架构建（framing）理论，强调情感（sentiments）和理念（ideas）等微观层次的重要性。而所谓框架构建，即指有意识地运用策略来形塑认识世界以及自身的共识，以合理化并激发集体行动。除框架构建理论外，许多新社会运动学者强调文化维度，以示与过去社会运动的断裂，这些论述聚焦于社会运动中的意义和认同的建构过程与功能（图海纳，2008; Goodwin and Jasper, 2004）。

从综合的视野来看，社会运动是一个话语以及互动的持续建构过程（Morris, 1992）。由此，机遇结构、行动策略以及框架建构形成了分析社会运动的概念工具。利用这些主要的概念工具，我们可以发展无权者之权力的分析框架。

第一，从政治机遇结构出发，本研究讨论权力生长的政治机遇与限制，即无权者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历史背景（contexts）。

第二，从社会戏剧（social drama）的角度，本研究将描述一群无权者如何使权力生成的过程，即权力生长所展现的轨迹与起伏，及其对社会冲突的解决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三，从社会运动组织的角度，无权者通过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原则，以及什么样的组织领导和成员，才会成为有影响力的行动者。

第四，从资源动员和框架建构的角度，无权者如何建构策略，以动员外来资源卷入社会运动，为自身培力，而组织或个人又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方式成为无权者权力生长的土壤。

第五，从组织化行动的角度来分析什么样的行动策略和斗争形式才有效，才能使无权者不断获得权力。

第六，隐含在前述要素中，权力的生长有些什么样的途径。

第七，无权者之权力的意义在哪里，它与既有权力系统之间呈现什么样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