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都迁移的路径

叶骁军（1988）将中国历史上的国都分成四个时期以显示出其背后的迁徙与选址原因让我们理解现今北京的位置和其重要性。

（一）萌芽期

在萌芽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城宫室只有古代文献的记载，尚未得到考古材料的证实。如《周易》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之大壮。”到其后期，即夏（前21～前16世纪）及商代（前16～前11世纪），都城布局才有一定的规律。夏之二里头宫殿遗址略呈方形，是一个高出当时地面0.8米的夯土台基。建设群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宫殿大门在正南。夏商两代，都城迁徙不已。史载夏朝至成汤已八迁，至盘庚又已五迁。

（二）雏形期

周皇朝是在公元前1122年武王代纣后灭商所建。自后周建都于镐（今之长安县），副都于成周及洛邑一直至平王东迁，长达257年。平王迁于洛，展开了东周的历史（或春秋时代，前770～前476）。洛邑根据《周礼》而建，其城呈方形，每边墙有城门三个，合共十二门。每门有门眼三，各二十步宽。王宫在城之中点，左祖右社，前朝后市，而王宫本身有五门，内有六寝宫（见图1-3）。周天子势力衰落后，诸侯纷纷各自建国，成为战国时代（前475～前221）。至秦灭六国为止，在战国高潮时共有诸侯国140个，建都如“雨后春笋”。当周天子权力扩张时，这些都城的规格便紧一些，但一些大国之都其大小与规格一如天子的国都，甚或超过了它。从战国开始，都城的经济作用开始增长，集中的商业区出现了，与传统的都城以统治阶级的政治中心为主要功能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变。

（三）发展期

从秦统一中国，奠都咸阳，到隋唐长安、洛阳的建成，中国进入了国都的急剧发展期。秦自建都咸阳（前350）至灭亡（前206）一直没有迁都，只在公元前221年后的15年成为天子国都。咸阳是个庞大但结构松散的城市，主城为45平方公里，但它的宫殿及其他建筑散落在数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城分两个部分：老城及六国的宫殿。后者乃当秦灭六国时每亡一国便建一个与该国同式样的宫殿于咸阳。因此一个真正按规划建设的国都要到汉朝才出现。汉建立于公元前202年。公元24年它受到短暂的打击。自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4年的西汉期间，共227年，国都一直是长安，即咸阳废墟的旁边。城近方形，四墙分别为5940、6250、4550及5950米长。每墙有三门，每门有三门眼。城内有八条南北向和九条东西向的大道。但王宫并不在中央而是靠近北墙，市也迁至南部。除了这些与《周礼》不同的地方外，在南郊仍建了明堂与辟雍。公元25年光武帝迁都至洛阳而开始了东汉，至汉末（494）洛阳一直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间长安成为陪都。汉后，中国进入了混乱期（220～589），北方外族入侵，将中国分裂为北方与南方的不同政权。北方政权多由外族建立，而汉人南迁。大统一的中国因隋的建立（581）而重现。新国都在582年起兴建，名为大兴，约在汉长安之西南。唐继隋而保留国都所在，但改名为长安。

大兴城址上有六条斜坡，隋文帝以之象乾卦之六爻，因而将宫殿和行政建筑分布其上，以取其吉利之意。在帝王坡上，因其代表意义重大而建了两个巨大庙宇。城有三重墙：外墙、皇城墙及宫墙。宫城在城市之北而皇城处其南。市分东西而位在皇城之南。市内民居共分108坊，各有四墙分隔。唐代只对大兴城作一些名称上的变更。较大的改变是在外城之外的北部加建宫殿。隋唐两代沿用两京制。洛阳成为东京或新京以利对关东地区（黄河下游）和长江流域的控制。这些地区乃两朝国都的主要粮食来源。两朝国都的规划紧依《周礼》。外墙有十二城门，各边墙三门。城大概是方形，左祖右社，并建有明堂和辟雍。但亦有与传统经典的规定不同者：皇宫移近北墙以及市（有两个）移至皇城之南（见图2-2）。

（四）成熟期

在宋、元、明、清四朝，国都之规划越来越近似《周礼》的规定。宫城移回城之中位，外城更似正方形，而主要建筑亦处于经典式的方位。但亦有一些重大的新发展。居民区之里坊制被打破了，坊门及坊墙不见了而代之以开放式的街巷。每日的宵禁亦已被取消，商业、工业及服务行业不再由官方严谨管理和被局限于“市”内，它们按经济原则而临街设置。北宋（960～1127）的国都开封在黄河和一些可通航的支河的交汇点上，加上隋代开建的运河，使它成为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中枢。北宋自五代（907～960）的最后三朝承继它为国都。北宋初年曾有意建都于关中之长安附近。这并未实现，主要因为北宋太依重江南运来的粮食，而开封是这个运输过程的较便利地点。

开封大约呈方形，有十二门，南墙三门，东墙二门，西墙三门，北墙四门。宫城在中央，被皇城围绕。主门南门至宫城大门之间为御道，成为城市的中轴线（见图2-3）。开封是首个没有坊墙的国都，自周以来的坊墙及专责工商活动的市不见了。商业街纷纷出现而工商业更加繁荣，并发展至城外交通便利的地方。在其发展高峰，开封有人口130万。金灭北宋（1115）在燕京（现北京）建都。新国都成于1153年。其后在1267年忽必烈建新国都于其左上方，这新城称为大都。虽然元朝源于少数民族蒙古族，但仍紧紧依随汉人的文化与管治方法。忽必烈认为若要管好中国，一定要汉化。他并且要予汉人如刘秉忠等重要的官位。后者更是新国都的主要规划师。因而新国都代表了自唐长安以来更进一步的依循古籍的记载以规划国都。太祖于1368年建立了明，而来自中国东北的满族建立清朝并在1661年覆灭了明。明清两代都以北京为国都。明北京以大都为基础而清则几乎全面承继了明北京。我们将在下章详细讨论北京。蒙古选择北京当然是因为它位于他们部落较近的位置以及它可以进而进攻关中与江南地区。因而它是个攻守皆宜的地点。自南北朝以降（420～589），中国中央政府的主要外敌转移为在东北的蒙古与满族。因此从国防的需要考虑，由唐代开始，一直在北京驻以重兵。在那里设立国都，可以对驻兵以有效的管辖，以及降低分别供给国都与驻屯大军的成本。连接江南与大都的大运河，亦提供了粮食供应的便利。

叶骁军（1988）将历代国都迁移的轨迹以图显示（见图2-4）。两次南移南京和杭州都是在汉人权力只限于南方的时间出现。在这些时间里，在北方的小朝廷仍以传统的国都为首都，如长安、开封和北京。总的来说，历史上国都有向东移之势。谭其骧（1982）以国都的位置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中原期的国都，如殷、长安、洛阳和开封都在中原。东移近海期的国都如杭州、南京和北京都在东方距海不远之处。刘武君（1983）提供较详细的四个时期分法：

①关中时期：丰镐、咸阳、长安

②关东时期：洛阳、开封

③北方时期：北京

④南方时期：南京

国都迁移背后的原因乃中国的经济中心和主要外敌威胁的地域移易。在商代，黄河中下游即中原地区乃农业最发达地区而成为汉族疆域的中心区（见图2-1）。控制此区即能控制全国。统一的中国在西晋（316）灭亡后而分解，导致大量的汉人南徙。在隋唐两代，南中国已经开发成新的经济中心，每年能有大量的粮食北运以济长安及其邻近的军队。五代至北宋（907～1127）经济之向南倾更为明显。国都因而移至开封以减少运粮的成本并对之作有效的控制。因此，由于水运的开拓，中原仍可以作为国都达二百年之久。但至宋室南渡，中原陷入了交通与政治上的混乱时期。自此国都之选择在一个南方（南京或杭州）和北方（北京）选址徘徊而没有再回到中原一带。在这八百年间，北京一直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朝代的国都，而南方的国都通常代表了一个弱小甚至在灭亡轨道上的朝代，明初却是唯一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