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初版序

作为中国人，以中文出版我对中国城市的研究自然是我的心愿。然而在香港这个有150年以上历史的殖民统治地区，就算是在现今的最高学府——香港大学，仍存有一种不正确的看法：中文出版的学术著作的地位是受到质疑的。很多时候，在教授的升职或聘用上，中文著作往往不如实地被接受为学术著作。不过，我仍然努力在可能的情况下以中英文双语出版我的学术成果，使我能直接和十多亿的中国人沟通。

《北京》这本书的有关资料大部分（八成左右）是中文的，但成稿却是英文的。这是因为外国出版社的邀请触发起我对北京作出详细的研究。在这个激励和责任压力之下，我花了约四年的时间，完成了英文稿。但由开始进这行研究起，我便下了决心：北京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国都，也是我国现行的国都，有着广泛的代表意义，我一定要以中文成书！结果在英文版定稿之后努力从英文出版社（John Wiley）争取中文本版权，并又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按英文版的初稿写成目前的中文版。这本书实际上不是翻译出来的，它是由同一作者执笔，在同一的素材、逻辑思维和分析方法之下写成的不同版本而已。而且，中文版要比英文版好，因为它用的是我的母语，加上中文版比英文版更详细。英文版因为篇幅所限，对初稿简约了四万字，三十多幅图和近四十个表，而中文版却是百分之百采纳了英文版首稿的全部资料。

能完成《北京》一书，对我是很大的满足。作为城市地理学者，我觉得很幸运能肩负这个使命。二十多年来涉猎了世界各国的城市研究和理论，觉得对于中国城市的研究仍很缺乏。有幸我在言语和文化上能对中国的资料和实况有较深入的理解，而对于以英语为主要出版语言的世界城市研究亦能融会贯通；更有幸的是我得到了北京不少前辈和学者的帮助。他们在资料、理论、概念和方法上对我有很大的激励。当然，北京乃至国内其他地方都有一大批知名的北京研究学人，他们不少的研究成果广为此书引用，是我这项研究的基础。通过这些努力，我感到中西方的研究的确各有千秋。中国学者往往详尽细致，西方学者则长于大胆假设与推理。两者实在是可以互补而得以更为长进的。

《北京》一书在融会中西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尝试对中国传统城市的性质和规划提出了创新的见解，对解放以来北京的规划和功能亦有新的体会。这些在英文版序中有具体的介绍。

我在1972年夏天首次踏足北京，至今已23年了。这对于了解一个城市似乎是足够的了。然而对我首位碰上的北京学者侯仁之教授来说，我仍是个小伙子而已。侯教授对北京的研究穷五十多年精力，有关论文及篇著不下二百多种。对我的努力，侯教授一直支持与鼓励。除了侯教授外，我亦特别向胡兆量教授致谢，胡教授乃侯教授的弟子，本身亦是北京权威。《北京》能够成书，他作出很大的帮忙；我亦感谢他为中文版作序。

我也借此祝愿北京——我们民族和文化的代表，能万古常青，永远站立在世界城市之前列。

薛凤旋

1995年11月于香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