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观的思维逻辑
（空军工程大学教授 陕西西安710075）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哲学思维逻辑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贯穿于哲学思考问题的前提、思路、结论以及哲学旨趣等思维过程和方面之中。从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思维逻辑可知，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与唯物史观是内在统一并相互规定的。以往一些哲学教科书由于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与传统哲学在思维逻辑上的根本对立，依然以传统哲学的思维逻辑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导致这种新世界观被还原到传统哲学层面，给马克思主义传播、现实生活中人的提升等都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应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思维逻辑、从关照现实个人的生命生存入手来解读传播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新世界观 思维逻辑 现实人的生命生存
世界观的基本思维逻辑，实际就是人们对待人和世界的历史关系最根本的态度或最基本的前提、思路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世界观的基本思维逻辑不同，人们对待人和世界的历史关系的根本态度也就不同，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大相径庭。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之所以“新”，就在于他们思考问题的思维逻辑和传统哲学完全不同。
一 传统哲学思维逻辑及其局限性
正如怀特海所说，一部西方形而上学史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脚注史。就是说，西方传统哲学思维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柏拉图思路演进的，即从人生活之外去追寻隐藏在人现实生活背后的，对人的生活、人的世界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共同本质。其目的就在于从变化万千的世界中把握不变的必然性，最终按照这种必然性来生活，以期获得自由和幸福。这从早期希腊哲学的产生、从早期哲学家们对本原的追问，以及对感性经验的怀疑、排斥等嗜好中都能看到。这种哲学思维逻辑发展到近代，在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逐步分裂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主张隐藏在人现实生活背后的，对人的生活、人的世界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共同本质是“物质”，而唯心主义则主张这样的共同本质是“精神”。不管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如何，他们的思维逻辑是一致的，即他们都试图从人的生活之外来寻找某种对人的生活具有决定作用的共同本质，都以为人一旦掌握了这样的共同本质，并按照这样的共同本质去生活，就能最终获得自由和幸福。
这样的逻辑思路发展到黑格尔处，则通过建立逻辑严密的概念流变体系而达到顶峰。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对世界起终极决定作用的是“绝对精神”，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无非是“绝对精神”的外化。于是，“绝对精神”便成为这种哲学思考一切问题的最基本的逻辑前提。按照这样的前提或思路，人的现实生活就只能按照“绝对精神”的要求去展开。现实生活成为应当符合“绝对精神”的奴仆。因此，按照“绝对精神”的要求去行事也就成为现实符合理想、生活追求幸福、人争取自由的必然逻辑路径。而人的一切都不过是由“绝对精神”决定的，人在“绝对精神”面前，终归只能获得由“绝对精神”规定的有限自由或幸福。难怪罗素在评价这种思维逻辑时曾说道，这无异于是要告诫人们只要“服从警察的权力或什么与此没大差别的东西”，就能获得自由和幸福[1]（P239）。
费尔巴哈虽然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指出“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2]（P222）。并告诫青年黑格尔派在讨论宗教问题时要关注人自己，从“人”那里来理解宗教。但是，费尔巴哈却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哲学的上述思维逻辑。他尽管提出哲学应关注人自己，但他所理解的人却是某种孤立静止的、单个的感性存在物，其本质就是“理性、爱、意志力”[3]（P31）。按照这样的哲学思维逻辑，人和物没有根本区别，其本质与其自身的努力和创造毫无关系，都是由他之外的神秘力量决定的。与黑格尔“绝对精神”不同，费尔巴哈将这种神秘力量归结到了“自然”，并主张人、人的生活要受到自然因素的决定和支配。
可见，在传统哲学的思维逻辑下，人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不管做什么，都已经被决定了，无论如何都无法冲出“如来佛的掌心”。于是，人在自己和自己的生活面前不仅无能为力、毫不自由，而且也是毫无责任可言的。因为它们全都已经被决定了。
二 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基本思维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思维逻辑上与传统哲学完全不同。这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就能看出。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维逻辑的展开方向和传统哲学完全相反。这正如《形态》所指出的：“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4]（P30）这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不是简单地从人之外去追寻隐藏在人现实生活或现实世界背后的，对人的生活、人的世界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共同本质，也没有根据某种想象的“共同本质”来推演人及其现实生活，而是直接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来探讨问题。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思维逻辑的前提不是主观随意设想的，而是现实个人生命的生存，即人的现实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强调，他们的思考是有前提的，这样的前提和德国哲学英雄们的前提不同，它“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4]（P23）这一前提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4]（P23）在举例说明他们对“历史”的看法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一开头就说道：“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4]（P31）
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起点是现实个人生命的生存。这种生命的生存，这种肉体组织对“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的需要，构成了最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而正是这样的客观现实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思考问题的最基本立场和逻辑出发点。然而，现实个人生命的生存和动物个体生命的生存完全不同。《形态》中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4]（P24）可见，现实个人生命的生存实际意味着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是有生命的现实个人；二是维持个人生命的现实生存活动，即实践。这两方面如同硬币的正反两面，缺一不可。实践规定着人的本质及其现实存在状态，使“人”与传统哲学中“抽象的人”划清界限；现实有生命的人则规定着“实践”的具体丰富内容，使之不至于成为像青年黑格尔派所主张的、脱离了人现实生活的“抽象概念”。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思维逻辑的具体运用正是现实个人维持生命生存的实践活动的具体展开。传统哲学往往用一些主观设想的抽象概念，如“绝对精神”，并用演绎的方法来推演人的生活和历史。而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却要以“纯粹经验的方法”[4]（P23）来确定自己理论思考的现实前提，并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来理解人的现实生活和历史。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前提是现实个人生命的生存，其中人的实践活动不仅规定着人、人的现实性，而且发挥着维持人生命生存的功能性。因此，哲学家在思考人和世界关系时，就必须立足于这个前提，从人实践活动的展开过程中来叙述。于是，在《形态》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花了大量篇幅来叙述人怎样在为维持自身生命生存中，通过生产实践活动生产自己所需生活资料，并同时建立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促成各种形式的分工、形成各种由简单到复杂的所有制形式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社会、人的历史并不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等神秘观念的产物，而是人自己展开其实践活动的过程。为了说明他们思维逻辑的具体展开过程与传统哲学的本质区别，马克思恩格斯特地以举例的方式来说明“历史”和与之紧密联系的“关于意识的产生”。而在“[B. ] 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C. ] 共产主义——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等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详细阐发了人维持生命生存的实践活动如何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而在这整个的历史叙述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尽显其中。
第四，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思维逻辑得出的结论和传统哲学也完全不同。例如，在对人本质的理解上，传统哲学将其看成与人自身生命活动没有关系的固有抽象物，可马克思恩格斯却认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4]（P24）这实际是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有关人本质论述的进一步补充。《提纲》中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此，“社会关系的总和”全在于人们生产活动展开的具体方式和内容。脱离了这样的生产活动，脱离了现实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具体表现，“社会关系的总和”就只能退步为青年黑格尔派所使用的抽象话语。至于现实的个人具体怎样展开其实践活动，这又“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4]（P24）
再如，传统哲学将历史看成“绝对精神”等抽象观念的产物，可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4]（P51）至于共产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更不是像传统哲学思考的那样是“应当确立的状况”“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马克思恩格斯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4]（P40）既然是一种现实运动，那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一个人们改变现存不合理状况、追求美好生活状况的历史过程。
第五，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思维逻辑和传统哲学根本不同，由此也才导致新旧世界观在哲学在功能上的巨大差异。传统哲学由于从主观任意的假设出发来展开其演绎推理，因而这种哲学的功能就在于向世人描述和解释现存的世界。可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思维逻辑却是从现实个人生命的生存这一哲学最客观的前提出发，因此，这样的思维逻辑的展开就不得不时时处处都要为现实个人生命的生存而奠基。可由于人生命的生存要不断地通过实践活动来确保，实践活动对自然、对人自己及其生命形式等的改变，反过来又都统统规定着这种新世界观必须具有改变世界的功能，否则，它就无法为现实个人生命生存奠基。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4]（P48）这和马克思《提纲》中的11条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三 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与唯物史观的同一性
从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思维逻辑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和唯物史观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只有通过人的自我生成、人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历史发展、人的自由解放等整个历史叙述，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思维逻辑才能获得完整展现。因为，新世界观的逻辑前提是现实个人生命的生存，而维持现实个人生命生存的方法始终是实践。然而，个人生命终归有限，人类从古至今的绵延只能依靠一代又一代个人为维持生命生存而展开的实践活动。每一代人的实践活动都以上一代人实践活动的成果为现实条件，同时，每一代人又为后代人创造新的现实条件。从整个人类来看，正是这一代代人的实践活动的不断传承，人类走到了今天，构筑出了今天的现实生活，同时也书写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预示着在实践活动的推动下，人类自由解放的将来。可见，实践的作用、实践对人自己和人的整个世界的创造，都在这种历史展开的画卷之中。所以，从《形态》的表层话语看，马克思恩格斯确实用了大量篇幅在叙述他们所理解的人类历史，以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思想观念和国家法律等形式。但这仅仅表现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大体上说了什么。而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如此说”，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形态》的关键。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1845年春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5]（P34）
这意味着《形态》的真正写作目的主要不在于梳理人类社会发展史，而是在于清算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哲学信仰，明确新旧世界观的本质区别。因此，通过这些历史的详细叙述，展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历史、对待各种意识或观念的根本思维逻辑，而这正是他们新世界观的展现。这是渗透在《形态》字里行间的深层话语。它全面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如此说、为什么要毫不留情地批判鲍威尔、施蒂纳、圣布鲁诺和费尔巴哈。
另一方面，只有在新世界观的思维逻辑下，唯物史观才能得到真正确立和充分彰显。因为唯物史观的“唯物”不是“唯物质”，也不是“唯感性”“唯自然”，而是“唯现实个人生命的生存”。这就是要将唯物主义的立足点从“物质”“感性”等抽象概念，转换到现实个人生命的生存。人要穿衣吃饭，要活得像个“人”并有尊严，这是任何个人都回避不了的最客观、最现实的问题，也是哲学最值得立足的前提性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人只能靠自己，因为人是通过自己生产所需生活资料的实践活动将自己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的。这一点规定着人之为人的本质，同时也意味着人独立、自由、自主的宿命。否则，人将不能成其为人。因此，要解决人自己的问题靠别的都不行，唯有靠人自己的这种生产实践活动。而人依靠生产实践活动来不断解决穿衣、吃饭、尊严等问题，同时也就在不断开创出其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
由于费尔巴哈不了解人的这种以感性活动所规定的本质，以及这种感性活动对人、人的世界、人的社会历史等的意义，因而他虽然强调了“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但他的唯物主义依然奠定在了抽象的“自然”的概念基础上。于是，他所说的“自然界”只能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界；而他所说的人，也只能是纯粹生物意义上的“感性的对象”。正如《形态》中指出的：“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作‘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4]（P50）究其原因，全在于费尔巴哈在理解人的问题上“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4]（P50）。由于没有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新世界观思维逻辑，尽管费尔巴哈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黑格尔体系，承认自然界和人的真实存在，尽管他看到了哲学要关注人自己，但他却不能在历史领域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因此《形态》中才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绝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4]（P51）
四 现有教科书没有真正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思维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和唯物史观的同一性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理应遵从这种新世界观的思维逻辑，即从现实个人的生命生存出发，从每个人对穿衣、吃饭、尊严等问题的关注和向往出发，从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生发展中来展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人的世界、人的社会、人的生活等观点，而不是套用某种传统哲学的固有模式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知识来传授。因为，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它的思维逻辑一旦被还原到“解释世界”的知识层面，那么这种新世界观解放人、为人的开拓进取精神而奠基的睿智和激情等也就被消解了。这样实际展示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即便句句都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词句，可在思维逻辑上、在对待人和世界的态度上，早已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成为他们坚决反对和批判的传统哲学。
然而，一些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很大程度上恰好走了将马克思主义知识化道路。它一本正经地按照科学知识的模式来编排体系，全然不顾马克思恩格斯这种新世界观虽然有其自身的思维逻辑，但其本身却要求突破各种固有体系这一基本事实。于是，在一些教科书体系下，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被还原为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大杂烩，而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解放人、为人的开拓进取精神而奠基的睿智和激情便在这些大量的概念叙述中被遮蔽殆尽。一些教科书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人们只要背会了书上的概念、掌握了书中的公式，并按照这样的概念、公式去生活，就能获得自由和幸福。而事实上，渗透在这些教科书中的深层话语是，人不管做什么，都已经被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客观规律所决定。可这样的思维逻辑和马克思恩格斯竭力批判的传统哲学的思维逻辑如出一辙。人既然都已经被外在因素决定了，还如何去开拓进取，如何去实践？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并不反对尊重客观规律，而是说人和世界在改造与被改造的实践关系中，人本身就参与着某种客观规律的构成，因而人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更要有人的智慧和担当。可在传统哲学的思维逻辑下，客观规律却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绝对客观的必然性，人在规律面前不仅无所作为，而且更无从担当。尽管在一些教科书中没有少提“主观能动性”，但这也仍然只是按照某种抽象的概念和教条出现的，对教科书的读者现实生活的改变、精神面貌的提升、责任意识的构建不起任何作用。因为，按照一些教科书的思维逻辑，现实生活中的个人都不是参与世界演化、社会构成的主人，而是某种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奴仆。至于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只是某种抽象的观念或教条。在教科书的读者看来，这里所说的“人民群众”和他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尽管他被包含在了人民群众的概念范围之中，可他对改变自己生活命运的努力，却难登大雅之堂，属于微不足道的私人活动。
也许有人会说，不把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还原为科学知识体系，学生们就无法读懂马克思，更无法理解马克思。确实如此，要让今天那些衣食无忧、对社会生活毫无生存经验、满头脑只有数理化解题技巧的孩子读懂马克思，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可这并不能成为还原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理由。因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思维逻辑来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要从现实个人生命的生存这一最现实、最简单、最直接的实际生活出发，只要涉及穿衣、吃饭、尊严等问题，没有哪个人是不能理解的。
一些教科书之所以不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思维逻辑来传授马克思主义，除了受一些历史因素影响之外，恐怕在我们自己骨子里不尊重现实的个人，对现实个人生命生存的极度漠视，对现实个人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自己生活和命运的不以为然，这也许才是更深层次的文化根源。多年来在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影响下，在机械解读“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旗帜下，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人的高贵与尊严、人改变其现有生存状态的理想与信念、人的职责与责任等，早已失去了哲学在理论上的基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为此也正在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对“物质”决定作用的极度痴迷，反映到经济生活中自然通向GDP崇拜或权力金钱崇拜；反映到政治生活中，自然滑向对个人生命和权利的淡漠；反映到文化生活中，自然通向低俗、庸俗和媚俗；反映到制度建设层面，自然无法围绕现实个人来确立激发每个人潜能的社会运行机制。于是，当个人依靠自身的实践活动难于改变其命运、难于获得尊严和体面生活时，攀附权贵、行贿受贿、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等行为也就在所难免。
可见，与其用教科书体系来扭曲马克思主义、误导我们的青少年和社会生活，还不如打破这样的体系，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逻辑来关注我们当代现实的人及其生活，并在这样的关注中，展现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思维逻辑的真正魅力。
参考文献
[1]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3]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