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说书人：《西游记》的最早发端

当那烂陀寺在烈火中焚烧殆尽的年代，玄奘的祖国亦经历着一场南北剧变，大唐早已终结，北宋的短暂繁荣亦告终结。在玄奘取经500多年后的中国，正是宋、金、夏三个政权并立的年代。

年代久远，当年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却以另一番面目传播至今，这便是说书艺人的话本。

最初的一批说书话本，三国大概是其中卓越者。有个叫高承的北宋士大夫，曾在他的那本《事物纪原》中写道：“仁宗那时候啊，街市上开始有人说三国为业，还做成皮影戏，描述当年魏、吴、蜀三分战争的景象。”

这大宋虽然武力不盛，但也算安定一时，近百年的繁荣，商业更堪称中国史上最具生命力的一代。如此一来，各种民间娱乐风起云涌般盛极一时。既然生意不错，皮影戏也就慢慢演绎成为一门行业。就连那笔下写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大文豪苏轼也在自己的《东坡志林》中如此写道：“小孩子顽劣不听话，家里大人也觉得烦，就给他丢俩小钱，让他听说书的去！听三国，说到那刘备兵败，那满街的听众也皱起眉头，还有流泪的，而听到曹操兵败，个个喜上眉梢。”

到了南宋时节，这些说书家们居然也形成了正规的会社组织，譬如说杭州的说书人，就曾结成一个“雄辩社”，有什么张小娘子、陈郎妇、枣儿等等，都说是一时著名的说书高人。甚至皇帝也爱听，《梦粱录》就曾记载，说有个王六大夫，本来就是“御前供话”，讲给皇上听的。而那时的说书人，修养也颇高，不但要熟读百家故事，还要通史、诗、词、文章等等，绝非今日之寻常说评书的随便就能胜任的。

说些什么呢？讲史的看来是不少，譬如讲远的，有战国的孙庞斗智、楚汉的刘项争雄、三国的诸葛北伐；论近的，则说狄（青）、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这在南宋时节，可就和今人讲民国、讲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差不多了。

有一本醉翁谈录，将这些说书归类为八个科目，是为灵怪（这自然就是今天的科幻小说了）、烟粉（这是今天的爱情小说）、传奇（这是今天的历史小说）、公案（这是今天的破案系列）、朴刀、棍棒（这两个就归类于武侠小说了）、神仙、妖术（最末两个就是类似《西游记》的作品了）。《武林旧事》一书中，列举了一百来个说书名家的姓名，其中说小说的最多，有五十来个，足足占据半壁江山；说历史的则有二十来个，位居次席；说神佛的也就是《西游记》这种，则占据季军之席，有十七个。

《西游记》，据说也是这个时候成为说书家的热门科目的。甚至有人说，《西游记》的真正作者，其实就是那位长春真人丘处机——也就是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杨康的师父，真实历史中他也曾应成吉思汗的邀请，来到大雪山上的行宫与成吉思汗相会。

不错，这大雪山就是当年玄奘曾经翻越的大雪山。而且，跟随长春真人一路西行、后来一度担任全真教掌教的李志常，还把这一路的见闻写下来，书名也叫《西游记》——为了与佛教版《西游记》相区别，这才有《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名。甚至明末清初的汪象旭，明确指出丘处机也是佛教版《西游记》的真正作者。正是因为作者是道教之人，所以才会把西天取经的真正主角替换成了名为佛家弟子、实际却出自道家的孙悟空。而书中更有大量炼丹术语，乃至直接选自全真教经典的若干词句段落。

话虽如此，可一位宋、元时代的全真教真人，费尽心思，居然写出一部唐代僧人带着猴、猪、马去西天取经的书籍，这未免有些没谱。所以到清代的纪晓岚，他就不信了，而且他还有确凿的根据，那就是《西游记》里头许多官职都是明朝才有的，所以写书的人也一定是明以后之人，断不可能是丘处机未卜先知。

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西游记》的南方语言背景，以及在路线设计上的西南模样（后文会细说），丘处机一个北方人，断不可能这样写。

所以，有人奇思妙想，说这是明朝后期与徐阶、张居正同时代的内阁首辅李春芳写的，这就更没谱了。《西游记》的作者，最终还是落在了吴承恩身上，尽管证据依然不是很充分，譬如说清代有一位姓黄的藏书家的记录中，吴承恩的《西游记》就被归入地理书籍一类（舆地类），而《淮安府志》说吴写了《西游记》，可像这一类演义神话小说是不被录入方志的，吴版《西游记》究竟是不是眼下咱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游记》呢？

其实，我们不妨往回看，当年玄奘自天竺求法归来后，受到与出发之际完全不同的待遇，大唐天子此时已然解决了北方的突厥问题以及西方的吐蕃问题，显然更有兴趣接纳玄奘这样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名僧。据说就是皇帝下诏，让玄奘口述、弟子辩机笔录，写成了最初的《大唐西域记》，这自然就是一本实录。可是后来，同样是玄奘的弟子，慧立、彦悰两人又写了一本《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显然这本书不是写给皇帝看的，阅读的对象是佛教信徒，所以书中奇闻怪谈便多了起来，这自然是为了神化他们的师父玄奘，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信徒。

自然，在玄奘弟子的《三藏法师传》中，唐僧依旧是独自去天竺，有马却不是白龙马，更没有猴，也没有猪相随。

真正的变化，还是发生在南宋时代，一本叫作《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通俗讲唱本，就刊刻于此时，也正是在这本书中，玄奘去天竺取经的故事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不过流传至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第一节已然空缺无一字，估摸着应该是唐僧出发之际的故事。

前文已经说过，玄奘去天竺，完全是他的自发意愿，没人逼他去，也没人勾引他去。可就是这一点，却让日后的劳苦大众包括说书人在内很是困惑：平白无故，你在中国住得好好的，到那番邦异国去做什么呢？自然我们现代人会说，他是为了求真经，但我们能理解这一点，是因为在近代或是当代，我们已然见识了太多人出国去西洋或是东洋，与他们相比，玄奘似乎还是走得比较近的。

在玄奘之前，有个通西域的张骞，他是真正探索空白地域的伟大人物，可是他的西行，也不是自觉自愿，而是受了汉武大帝的派遣，前往西方寻找那抗击匈奴的盟友大月氏。

正是因为这一点，在玄奘之前，虽然也曾有法显这样的高僧前往印度，而且经历丰富，可是丝毫不能被大众所接受与理解。

所以说书人要讲西游，首先就要为唐僧找一个去印度的理由，而且是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便不得不与当时的大唐皇帝李世民拉上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