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景观的文化还原——以杭州西湖为例
我爱读书。虽然有很严重的眼疾，现在只剩下一只眼睛能看，还要借助放大镜，仍然坚持。每天多少总要看一点，因此每看一点都格外郑重，全神贯注。我读书有个习惯，读了书就随时写读书心得，有时读一点立即写一点，抓住一时的灵感。从我1985年来到杭州市社科院，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读读写写。在2000年之前大都是手写稿，大概有六七十万字，但有些已经在几次搬家过程中散失了。2000年以来的手稿大部分都已打字录入，在电脑里得到保存。现在整理出来的，是2003年以后到现在的“读书笔记”，说是“学术随笔”也可以。这部分大约有36万字，取名为《读书随想录》。因为是读书所觉所悟，一时兴起，随手写下，并非刻意，故名。医生很早就多次警告我，不可用眼过多，否则……但面对冒很大风险积累下来的读书文稿，不整理起来拿出来，真的对不起还算争气的那只眼睛。但是把它整理出来并可以出版，又是一个十分累人累眼的大工程。今天，总算挺住了。有很多人劝我不要这样做了，眼睛为重，健康为重。我心领。但我总觉得，自己的努力，努力所产生有益于知识的价值，不应当沉寂，它可以给有兴趣的人去读一读，也许会有一些收获。从书里面读到些什么，总会有些愉快。我自己就是读书的大受益者。
从景观文化美学入手
读书的姿态，在我就是一个学习者和思考者。读书有选择。又由于眼疾限制，必须有所选择。因专业走向和工作需要，作为一个美学工作者，尤其对杭州西湖文化及其景观美学研究需要，我一直把读书的范围放在与此密切相关的中西哲学、中国文化、孔孟儒学、文化艺术、杭州史地、西湖文化、景观美学这几个方向上。原因很简单，要想透析西湖山水的文化和美学，必须在哲学思想、美学理论、文化原理、杭州历史人文和西湖山水文化上有相当的掌握。可以从这本《读书随想》里面看到，这种读书学习得到了长久的贯彻。实际上，我在为“西湖文化美学”的系统研究作基础性的准备，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特别注明“西湖文化美学的准备与思考”。其间已经有不少成果公开发表。我始终感到，作为一个杭州人，有责任对中国文化美学的“西湖景观现象”做出自己的解读。这种解读，必须有人文科学原理的支持。
我认为，西湖山水的文化美学价值要大于苏州园林的文化美学价值。这是肯定的。但两者的研究认知比较起来，苏州园林文化美学的研究成就和声誉高得多，成熟得多。杭州西湖作为“真山水”的著名中国文化景观，它的独特价值和文化认知空间非常大，也更加复杂。相比起来，西湖研究显得薄弱。对杭州西湖的研究，在历史学方向上收获丰富，但在文化学方向和美学方向上乃至哲学上的研究就乏力了。要知道，仅关于苏州园林文化和美学的研究著述，据我所见，就很多且有分量。西湖呢？很少，有影响有分量的，更少。我致力的，就是杭州“西湖景观现象”的文化美学研究。这个研究方向何以认定？杭州西湖，是著名和典型的中国文化美学“景观现象”。杭州西湖正是以这个本质特征和景观价值，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中国文化美学的西湖景观现象，要有历史解读，也要有文化解读、美学解读、城市解读、生态解读乃至哲学解读。历史解读，即掌握西湖景观的发展变迁过程，还原历史状况。文化解读，即掌握西湖景观产生的意识形态背景和价值创造，深入景观背后蕴涵的中国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尤其是哲学理念、宗教信仰、伦理思想和艺术观念。美学解读，即掌握西湖景观的审美特质、美学创造和审美文化价值，透析以杭州西湖为代表的江南山水园林文化浸润之下的“中国美”。城市解读，即掌握西湖文化景观的城市景观性质，反映西湖景观与杭州城市的地缘关系和互动共建，了解西湖山水作为杭州都城的有机组成和形象表现，认识“湖城一体”的中国山水城市之美学特征。生态解读，即掌握西湖景观的生态文化价值，研究西湖的生态自然之美和生态环境创造，以及它们与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和积极价值。西湖景观作为中国文化和美学的一种“大地创造”，必然反映或者体现着中国文化的世界观、哲学思想，这就必然涉及中国文化哲学“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以及它背后更基础的“万物一体”的世界观，必然涉及“天地人神”的中国文化世界的独特建构。我们看到，在人们的生活和心目中，西湖山水首先是景观，是大自然和中国文化赋予杭州的一种“大美”，一种“美的景观和现象”。但是空灵秀美的西湖景观蕴涵的文化内容，相当的复杂多样，并且深刻悠远。单就西湖山水的景观特点来讲，就十分多彩多姿，它既有自然景观特质、文化景观特质，也有城市景观特质、园林景观特质、宗教景观特质、生态景观特质，还有“文人山水”的景观气质，“意境山水”的景观品质。可以肯定，作为中国文化美学典型的著名景观，西湖的文化和美学是一座尚待深度开采的宝贵矿藏，我们所做的工作还很少、很浅。
我深知西湖文化美学研究的复杂程度。对西湖的研究，我紧紧扣住“景观”、“文化”、“美学”这三个关键词。西湖因景观而受用，西湖以美而著称，西湖的景观美是天人共作的自然人文之美。我最初对西湖的关心是从景观美学开始的，随后就深切感到“因以自然，辅以雅趣”的西湖景观之美，是“人文化了的自然山水之美”。南宋大诗人陆游在《南园记》中，很准确地用“因以自然，辅以雅趣”八个字，概括了西湖的“自然人文之美”的特征。西湖太有“文人山水”的气质，太有“意境山水”的品质，太有与信仰密切结合而呈现的“神性山水”种种气象了。东晋葛洪就定义了西湖山水为“绝胜觉场”。东晋慧理的“灵鹫飞来”的故事，令自然之美在人们的心里转化为神奇之美。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随处可以感受到西湖自然之美的情感化、思想化、信仰化、象征化、故事化、意境化、艺术化。这是中国文化灌注于西湖山水的精神和意趣。有一种自然审美的科学主义主张，要求“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反对加入“自然之外”的东西，强调自然审美的“客观性原则”，强调自然审美价值的独立性。这种排除人的文化介入、排除人的主观交融的自然审美之科学主义方式，显然不适用于西湖景观审美。它剥夺了景观的文化因素，剥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西湖的景观审美，不能离开文化体验，不能离开人的主观能动性。西湖景观审美的特点就是“文化审美”。我在1989年发表在浙江美术学院《造型艺术丛刊》第2辑上的《西湖风景论》一文，就已经认定了“西湖风景是一种文化景观”。
对西湖的研究，要把西湖的文化现象和美的现象密切联系在一起研究，从文化方面理解美的景观创造，从景观审美方面理解文化的精神。还要注意到，从审美传统来看，西湖风景的景观审美是人文主义的，它密切结合着文化因素和人的能动性。当代生态文化所主张的景观审美之科学主义方式，从文化中还原审美对象的自然本美及其客观真实，呈现自然本身的审美价值，体现对自然本美的尊重。这是一种有意义的现代性景观审美方式，但不是西湖景观审美的主流和特征，它对西湖景观美学研究有一定参考意义，尤其对西湖景观的生态美学研究有意义，也对西湖景观审美的多样性有意义。
定位于西湖文化美学的研究，还由于美学本身的学科发展。美学这门学科起于西方。到现今为止，美学研究已发生多次转变。确切地讲，是与时俱进的美学研究转向。古典形态的美学研究命题，追问“美是什么”，它以研究“美的本质”为特征，试图给予概念定义。这种研究从属于哲学。近现代的美学研究发生了心理学转向，以“审美经验”为主要研究方向，对“审美”、“美感”的心理学实证研究成为主流，放弃了对美的哲学本体论思辨研究。现当代的美学研究转向于对美和审美价值的文化研究。美和审美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有着深刻的人文根源，还和它植根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相关。美学，由此从哲学美学、心理美学向文化美学过渡，勾勒了美学本身的学科发展动向。由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巨大危机，严重威胁人类本身的生存，于是人类开始觉醒，对自然进行拯救，来到以“生态文明”命名的21世纪。在美学发展史上，崛起了“生态美学”。生态美学以生态科学技术与生态文化观念为基础，包含了自然美学、环境美学、文化美学等交叉学科，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美学发展新水平。在我看来，生态文化和生态科技的介入，是文化美学的一个新的发展契机，西湖景观美学研究必须融合中国文化和生态文化。
西湖景观美学的研究，首先要结合中国文化。这完全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西湖景观产生成长于中国水土，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其地域性生长根源，“微观”是杭州文化，“中观”是吴越文化，尤以江南文化和南宋文化最有影响，“大观”就是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说“西湖景观是中国文化美学的典型和代表”？道理就在这里。西湖风景是中国文化美学之优美的景观创造和地域典型，以“人间天堂”著称于世，令人向往。这个基本事实还告诉我们，没有比较充分的中国文化认知和掌握，要打开西湖景观美学的真知奥秘，会产生困难。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乃至研究，要包括儒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包括唐宋文化（尤以南宋文化为重要）、江南文化、吴越文化和杭州历史人文等，不然无法开张。要满足这个要求，很不轻松。我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化的“补课”，于是读书、学习、体会、思考，一点一点地积蓄。本书中可以看到这种持续的努力。另外，我也收集了众多的相关图书资料。
西湖景观的文化还原
基于“西湖景观根源于中国文化”这一不能再简单明了的事实，我对西湖文化美学的研究产生了一个关键思想，即“景观的文化还原”。这是西湖文化美学研究的一种思路和方法。
什么叫“景观的文化还原”？就是依据景观的文化根本或者文化根源追溯它的景观创造和景观审美，还景观的历史文化以真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湖景观，在现代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在现代文化心理背景下，景象和景象的解读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许多人感叹“西湖越来越现代了”。现今的西湖近于“现代的西湖”。“古典的西湖”已经朦胧。人们对西湖景观的文化解读已经脱离传统文化。比如，岳庙景区从葛岭之栖霞岭、岳飞墓、岳王庙、旌忠牌坊直到西湖之岳湖，这一条中轴线构成的完整景观，属于儒家表彰“忠烈”之英灵的祭祀文化，寓教化于景观，是庄重肃穆之地。但作为这一景观有机组成部分的岳湖，近年却成了“印象西湖”的歌舞之地，损害了岳庙景观的完整性和严肃性，于景观不当，于景观的“文理”不通。“印象西湖”如设置在新西湖之茅家埠水域，就比较合适。这是对特定景观的历史文化及其景观范围和空间性质缺少了解和尊重的一个典型事例。“景观的文化还原”，旨在从文化根源呈现“古典的西湖”。这是一种以传统文化为根据，结合景观审美和景观创造的“理论呈现”。我们要从理论上描述“古典西湖”的文化模样，然后与“现代西湖”作有意义的比较和审视。如果我们对西湖的传统文化状况有比较切实的了解，就能够把西湖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工作做得更到位。“认识西湖”，是保护西湖、建设西湖、管理西湖的必要前提。
“西湖是活着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西湖很重要的景观性质。西湖风景至今没有停止它在历史文化基础上的变化和演进。从西方文化在近代东渐开始，西湖景观文化就介入了现代性因素，并由于现代文化的兴起，这种现代性因素逐渐扩大，尤以20世纪最为明显。现代性与古典性的矛盾在冲突对抗中逐渐融入西湖文化，成为现代西湖景观最大的变化因素。由此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文化转型，从以“天”为最高信仰的传统文化，转向了以“科学”为基本信仰的现代文化，这一根本的文化转型也深刻影响到西湖的景观建设和景观审美，甚至有了“传统文化断裂”的担忧。古人眼里和心里的西湖，与现代人的观想显然不同。现代人还有多少“文人情怀”？有多少“意境趣味”？有多少“神圣崇拜”？有多少“对天的敬畏”？有多少“天人相应”的文化真诚？有多少“万物一体”的超然精神？面对已经“远去的西湖”，“景观的文化还原”收拾的是不能丢失的西湖景观之传统文化血脉。
西湖并没有完全“远去”，关键的传统格局还在。比如，湖中三岛之“海上三仙山”的意境，苏白二堤的空间分隔和景观动线，“西湖十景”的意境组群和如画景致，南北二塔“神圣的静穆和感召”，湖西群山的“灵竺佛国”，山水与建筑之虚实显隐主从的传统美学关系，由“湖城一体”所呈现的“山水城市”景观特征，等等。这是“景观文化还原”的现实依据。
毫无疑问，西湖景观体现了对世界和人生的思想看法，即关于宇宙人生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对西湖景观的形成和发展有决定意义。这是西湖景观产生的文化基点，也是“景观文化还原”的重要基础。体现在西湖景观中的这种“世界观”是什么？这不能不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世界的一般看法”。简要地讲，它的核心特征是对“天”的信仰。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国文化以对‘天’的信仰为根本特征”，儒家和道家都是如此。儒家以“仁”和“礼”释天，道家以“道”和“气”释天。对“天”的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世界观的精神支柱，它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哲学、伦理、政治、美学、文艺以及日常生活和风尚习俗等所有方面。因此，西湖景观“文化还原”的第一要点，就是“西湖景观充分体现了对‘天’的信仰和尊敬”。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尊重，是由于对“天”的神圣信仰。
我们可以把中国思想文化的学术形态，分为“天学”、“理学”和“心学”三类。后两者以儒家学说的宋明理学和心学为代表，众所周知。“天学”，也就是中华民族关于“天”的思想学说，它通常以天论、道论、气论、阴阳论、五行论以及天人论等阐述“关于世界的一般看法”。这里的“天”，不是纯粹物理意义或科学意义上的“天”，而是由中国远古文化传承而来的“神化了的大自然”。这种由信仰支持着的“天”，是物理义和神圣义的观念化合。对“天”的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支柱。在中国思想文化里面，无论是哲学、伦理学还是政治、历史、文艺等，它们“立论成说”，除了要寻求“理学根据”、“心学根据”之外，还必须寻求“天学根据”，而“天学根据”具有本体论的“终极权威”。因此“与天合一”、“与天相知”、“与天合德”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崇高指向和重要尺度。“理”从何来？“天”，“心”归何处？“人”自“天”成，“命”由“天”赋。天论以及天道论、天地论、天人论，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哲学世界观的核心。对西湖景观的文化美学解读，不可能游离于中国文化关于天论、天道论、天地论、天人论的思想学说之外。
对“天”的信仰是一种宗教性信仰。一种文化，也许可以没有“宗教”，却不可能没有“宗教信仰”。中国文化即是其例。这就涉及“中国是否有宗教”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关于中国文化基本特征的认识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没有西方概念意义上的“宗教”。另一些学者反对。牟宗三先生认为，孔孟儒学具有宗教性质，其特点是一种“人文教”。蔡尚思先生认为，孔孟儒学礼教就是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蔡先生《中国礼教思想史》一书指出了“礼教即宗教”、“礼教宗教化”、“礼教代宗教”的认识观点。由此而知，孔子创立的“儒学之教”，在思想理论上奠定了“宗法礼制”的神圣化、宗教化，同时也奠定了“宗法礼制”的伦理化、政治化。“礼教”是中国自古而来并经周公、孔子变革的“宗法礼制之教”，它不仅是“人文设教”，而且是“神道设教”。这种“礼教”，你可以不认可它是一种“宗教”，却无可否认它包含着显然的“宗教信仰”。周公、孔子创立的儒学礼教，其内在包含了对“天”的信仰、对“仁”的信念和对“心”的理念，这就是儒学礼教的天学根据、理学根据和心学根据所在——天道、仁爱、心性。《周易》就是一部关于“天”的学问经典。礼教即是儒教，它的“神谱体系”首先是“天地君亲师”。它的“教义体系”首先是“仁义礼智信”，尤以“忠孝节义”为大众化核心价值。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宗教”。必须承认宗教的多样性。就像“文明”的多样性一样，西方的“文明”之外，你不能说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不是“文明”。儒学礼教是宗教化、伦理化、政治化互相结合起来的一种有思想、有信仰的“制度文化”，它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以各种面目存在。“儒学之教”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也呈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就其扼要，可以称为“以‘天’为根本信仰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在它的灵魂深处，体现了对“神圣化了的大自然”的真诚崇拜。
蔡尚思先生的《中国礼教思想史》指出，第一，中国礼教是宗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第二，中国礼教的宗教基础是对“天”的信仰；第三，中国礼教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是先秦儒家“以礼教代宗教”，其二是汉代儒家“礼教的神圣化”，其三是宋元明清儒家“礼教的天理化”；第四，礼教在孔子儒学阶段有了理论化的新发展，成为筑基于“仁”的思想学说。礼学成为孔子儒学的重要内容，“天”的概念由“天帝”被“人间化”，即君为臣天，父为子天，夫为妇天；第六，中国礼教起源于古代以血缘为基础和纽带的“宗法礼制”；第七，礼教制度和礼教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它渗透在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可知，对“天”的信仰在孔子的儒家仁学和儒学礼教中，具有“终极本体”信仰和“精神统摄”权威的根本性质。张其昀先生在《孔学今义》一书中指出，儒家整个思想体系可以用六个字代表之，就是“法天道，立人道”。他认为，儒家以“法天道，立人道”建立其“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其理性的自觉与宗教的情绪合而为一，自然有致。至此可以认识到，中国文化具有宗教性特点，具有对“天”的宗教性信仰，并且在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一以贯之”。所以，称“以‘天’为根本信仰的中国文化”，是恰当的。
“天地人神”的文化景观建构
“景观的文化还原”的第二要点，是呈现西湖景观的“天地人神”文化建构特征。由前述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到，“以对‘天’的信仰为根本的中国文化”，“天”不仅是“世界的始基”、“终极的本体”、“神性的主宰”，而且整个宇宙人生世界都是以“天”为根本的神性世界。因此，从中国文化世界观出发，放眼天下，除了天、地、人，还有神，并且天、地、人都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神化定义和神性赋格，呈现物理义和神圣义互相结合的“非凡”。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科学时代”来看，由传统文化历史统摄的古老中国乃是一个“神学的时代”，人们生活在自己对“天”的信仰里面，他们的存在意识就是“生活在天神地祇无处不在的世界”。亡故的祖宗、先师、英雄、贤能等，可以凭德行和功绩转化为“天神地灵”。在那个信仰世界里，任何东西、任何存在，都有大小高低正负不等的“神光灵气”。在感性直观的天、地、人三维中，还有“天神、地衹、人鬼”这“神性”的一维——这是凭信仰的“玄观”才能捉摸体会得到的一种观念存在。由此可知，中国传统的文化世界由此“四维”，即以“天”为根本信仰的“天地人神”结构的文化世界构成。人们在这种信仰的传统中，把这种“天地人神的文化世界”理解为不能违逆的“真实世界”。这是一个由对“天”的传统文化信仰和对“仁”的儒学礼教制度所统摄的历史时代。作为中国文化和美学体现的西湖景观，产生于这个历史时代，它的景观创造和景观审美必然内生于这种历史文化，并体现这种“天地人神”的文化建构。因此，我们要从历史文化角度重视“西湖景观的宗教性”问题，注意西湖景观与信仰文化、宗教文化的关系，使“文化真实”更深刻地逼近“历史真实”。我认为，这种“文化真实”是更高的“历史真实”。这是“景观文化还原”的意义所在，也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文化学方法。我们要知道，古人看“世界”和今人看“世界”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各自所处的社会时代、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完全不同。所以，研究西湖景观的“历史真实”，从“历史还原的文化真实”的工作入手很必要。
中国古人的意识形态以对“天”的宗教信仰为核心，他们所意识和感觉到的“世界”是“天地人神”结构的“四维世界”。关于“天”的学问——“天学”，包括了天论、天道论、天地论和天人论。“天”是有意识和意志的根本主宰，一切的始基和终极，物理义和神圣义的结合。“天道”即具有物理自然含义和宗教神圣含义的“天”所具有的自然规律、自然辩证、自然德行和自然意志。天分阴阳辩证，即为“天”、“地”二分，即天空与大地的二元对立，即所谓“天道”的“一生二”、“气生两仪”。“天空”和“大地”，其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烟岚云雾、动植飞潜、山河湖海等等，都有“仙灵所隐”、“神祇司职”。在“天学”中，“天人之际”或“天人关系”最为要紧，它指示了“人从何处来？”和“人向何处去？”，指示了“人的行为的依据和准则”，指示了“师法自然”和“不言之教”，指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敬崇自然的态度”，指示了“人的本性和命运所由”，等等。“天人关系”实质就是“神人关系”。在古代的文化世界和意识形态中，人们面对的物理自然，同时也是人们观念中的“神性自然”——被人们对“天”的宗教信仰神化了的自然。这是古人看自然与今人看自然的不同。文化不同，所见所想所感所知亦为相异。中国传统文化，是借“神”的眼睛看世界的，但又是以“人”的务实积极参与这个世界和人生的改善，以“有为”为荣誉的。对西湖景观所体现的“历史的文化真实”，要有这种传统文化的历史解读。
在“天地人神”建构的文化世界，人们坚信，人也能像天地一样成为“神圣”。儒教说“人能成圣”，佛教说“人能成佛”，道教说“人能成仙”。在儒学礼教文化中，忠臣、义士、孝子、贞女、节妇以及明君、贤臣、高士等，都可以因其“仁义英烈德才”等事迹，立祠设庙专以旌表，被奉如神明，令人景仰。这是很常用常见的“人的神化”方式，它有力地促进了道德核心价值的大众教化和民间普及。
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儒家礼乐之教”或曰“儒教”，是儒家思想理论学说与国家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很特殊的“国家宗教”。这种宗教以“天”为根本信仰，推行封建宗法礼制和封建道德伦理，并将后两者神圣化、天理化、永恒化。不仅如此，它以封建帝王为“天子”，“天子”成为“天”在人世间的最高代表和最高权威，“替天行道”、“代天行权”，同时也是儒教“教主”。同样重要的是，整个封建政治管理体系，包括官员和衙署，也是儒教组织和管理机构，它是儒教“政教合一”的功能形式。更加明显的，还有极为严整系统的祭拜“天地”“祖先”“圣贤”之神灵的祭祀设施和祭祀制度仪礼，如天坛、太庙，如春祭、秋祭，如对山川封禅等。除了帝王对天地山川和祖宗先圣的祭祀，还有对英灵贤德等祭祀的各种祠堂、灵庙、牌坊，还有众多儒教文化的节庆和习俗。儒家思想即同儒教教义，儒学经典即为儒教教典，贤士、君子是儒教基本的才德追求和价值形塑，“成圣”是儒教的最高理想。这一观点的分析很有认识价值，它对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中国文化的宗教性”等问题的了解很有帮助。这正是“以‘天’为根本信仰的‘天地人神’所建构的文化世界”的生动写照，这个“文化世界”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流文化。由此可知，西湖景观不仅建基于中国文化对“天”的宗教信仰，还立足于儒家思想文化，并融合了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这是西湖“景观文化还原”的一个朴素观点。后面还会专门讲到西湖景观的儒教文化建筑体系。
“景观的文化还原”使我们对西湖景观的文化美学有了新的认识。第一，西湖景观根源于以“天”为神圣信仰的中国传统文化；第二，西湖景观具有宗教性特征，“景观的教化”是其主要方式和重要功能；第三，西湖景观文化的主流是宗教文化，受到儒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第四，西湖景观文化起始于以“子胥灵涛”为代表的儒教信仰文化和以“灵鹫飞来”为代表的佛教信仰文化，吴山和灵隐在西湖风景发展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第五，西湖山水的最初景观定义，是“神的居所，人的觉场”；第六，西湖山水的自然美，在景观发展上首先融合于宗教信仰文化，经历了“自然神圣化”的历史文化过程；第七，西湖之美，是“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文之美”，植根于以“天”为根本信仰的中国传统文化；第八，西湖景观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宗教信仰化、农业水利化、文学艺术化和近现代城市化等不同阶段，但西湖景观仍然保持着“天人合一”的宗教文化特质。我想，这就是原本的西湖，这就是原本西湖的原本文化。
“神的居所，人的觉场”
西湖风景区初创之时，就已经定义为“神的居所，人的觉场”，并且至今仍然很好地保持着这种显著的景观特征。西湖风景区在传统上形成若干景观特色空间，一般以某个著名景点景区或若干景点集聚为特色景观基础，如以西湖环湖区为核心的“西湖山水”，以灵隐、天竺为核心的“灵竺山水”，以钱塘江潮和六和塔为核心的“钱江山水”，以吴山为核心的“城市山林”，还有以西溪湿地为核心的“西溪山水”等。有意思的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一个或一组宗教性景观标志物。西湖山水以雷峰塔、保俶塔为标志物，灵竺山水以灵隐寺为标志物，钱江山水以六和塔为标志物，吴山“城市山林”以城隍庙为标志物，西溪山水以秋雪庵为标志物，龙井、九溪一带的山水风光，则以龙井寺为标志物。这些各有历史积淀和风景特色的景观单元中的标志物，其实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堪舆理论，都属“山水之镇”；按照中国画学理论来看，又都是“山水点睛”之处，乃山水出神采、出精神的地方。杭州古城之北郊，京杭大运河上的“北关”，是客船运货到达杭州的终点。其繁盛如“北关夜市”的风景，乃元代“钱塘十景”之一，也是以香积寺及寺前双塔为标志物，展开“十里银湖墅”的市井繁华画卷。如果以更小的景观实体来分析，比如葛岭，它的点睛出神采的标志物，就是道教的抱朴道院和岭巅的初阳台。比如葛岭之以栖霞岭、岳飞墓、岳王庙、岳庙牌坊为景观中轴线并延伸到西湖之岳湖的岳庙景区，其标志物就是儒教表彰忠孝英烈的岳王庙。其他如“灵峰探梅”的灵峰寺，创自东晋慧理；“虎跑梦泉”的虎跑寺，创自唐代性空；“云栖竹径”的云栖寺，创于北宋吴越王时；孤山景区的孤山寺，建于陈天嘉年间，原称“永福寺”，白居易有“蓬莱宫在水中央”的诗句，唐宋称“孤山寺”；青芝坞“玉泉观鱼”的玉泉寺，创自南齐昙超，原称“青涟寺”；北高峰下巢枸坞的韬光寺，建于吴越王时，有“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胜景；还有玉皇山“玉皇飞云”的道教福星观，万松岭上“儒学教堂”之万松书院，苏堤上奉为儒文化西湖三贤的白居易、林和靖、苏东坡之“三贤祠”等。它们都用宗教性景观建筑语言，昭示了西湖山水乃“神的居所，人的觉场”，展现了西湖景观的宗教文化特质，展现了儒、道、释三教对西湖山水的文化浸润和精神灌注。这是一个无法漠视、并非偶然的重要文化现象。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问题，对“西湖文化的宗教性质”、“西湖景观的宗教文化”，采取了不应有的回避态度。必须指出，杭州西湖作为风景胜地，自古以来就有这样四种景观性质：神的灵地，人的乐园，城市的花园，民生的水利。这也是古代西湖的四大功能——宗教场所、旅游胜地、城市公园和农业田园。我们以历史的文化真实阐明，西湖景观的主体文化是宗教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释为重心，以对“天”的宗教性信仰为其文化精神支柱。
从景观发生的时间维度看，西湖风景最早就“点睛出神采”的地方有三处。首先是古称胥山的吴山之伍公庙（又称伍祠），祭祀忠烈死谏的吴国大夫伍子胥的英灵。建祠时间据说在汉代，距今约两千年。该祠当属儒教文化系统的纪念灵祀，并且与钱塘江著名奇观——被儒教文化视为“子胥灵涛”的“钱江涌潮”紧紧联系在一起。民间把伍子胥视为钱江大潮的“潮神”。吴山伍公庙和栖霞岭岳王庙一样，是儒教文化中的“旌忠祠”，以“忠”崇德教化。吴山的“伍公祠”和“子胥灵涛”，可以视为杭州文化发展重要的时空节点，是西湖景观文化具有象征意义的发生源头之一。吴山之伍公祠，在西湖景观史和景观文化史上应当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其二是葛岭，东晋时道教大家葛洪求神仙之术，筑室、掘井、炼丹、修道、著书于此，应与佛教之开发灵隐相前后，今仍有抱朴道院和初阳台的道教建筑。如果说吴山是西湖儒教文化景观的一个起始地，那么葛岭就是西湖道教文化景观的初创地，都有各自“开山”的象征意义。其三就是东晋咸和初年，印度僧人慧理创建灵隐寺，他成就了佛教胜境飞来峰、灵隐寺、灵鹫寺、灵峰寺等佛教名胜，成就了从灵隐山到天竺山一带的“灵竺佛国”，成就了西湖西部山水的“咫尺西天”。这三个地方，对杭州和西湖历史文化来讲，最重要的是飞来峰之灵隐。可以这样讲，如果西湖风景有一处“开山发祥之地”，这个地方就是以飞来峰、灵隐寺、三天竺为核心的“灵竺山水”，是杭州佛教文化的生根之处。此外，杭州秦汉时钱塘故县治亦“在灵隐山中”，灵隐实乃杭州城市发祥之地。从西湖景观的发展来看也是如此。在东晋和唐初之间，西湖湖区尚未发育成熟，成为人们的游览胜地，西湖还基本上无闻无名之时，西湖山水的灵隐、天竺一带已经逐渐成为杭州的一处游览名胜地，以灵隐寺、飞来峰、灵竺山水风景为文化和景观特色，卓有声望。这在唐尤为显然。至中唐，白居易有一篇《冷泉亭记》，专门评论杭州“灵竺山水”的审美价值，他说：“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甲。”以“山水病痴”著称的大文豪白居易犀利的眼光，等于给出了“余杭山水，灵隐最优”的美学评价，然而对西湖之美尚无此高誉。白居易对西湖的评价，是“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特别是“最爱湖东行不足”、“湖上春来如画图”、“蓬莱宫在水中央”。实际上他心目中仍然把灵竺山水看成当时杭州的第一胜景。在《答客问杭州》一诗里“为君略约说杭州”，就是“山名天竺堆青黛，湖号钱塘泻绿油”，灵竺有优先地位。那首著名的《江南忆》，“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也是“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这里讲的“山寺”，就是天竺寺、灵隐寺，传说寺中常有桂子从月中落下，因此“月中寻桂”是访游灵竺的一件趣事。该诗清楚地表明，当时杭州的胜景，一是“山寺寻桂”，二是“郡亭看潮”。经五代吴越，直到北宋，西湖才真正闻名于世，宋仁宗的“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给予西湖最权威的荣誉定评。也可以看到，在白居易那个时期，杭州旅游景观有三个好去处，即灵隐、潮水、西湖，但前两者具有优先性，在白居易心中最有地位。杭州的山水之美有三类景观形态，即以“郡亭看潮”为代表的海山之美、“山寺寻桂”为代表的山林之美、“春来如画”的湖山之美，也就是钱塘江山水、灵竺山水、西湖山水。在景观上，山海之美、山林之美优先于湖山之美。以宋仁宗的《赐梅挚知杭州》诗为标志，“湖山美”登上杭州景观的首席。从此，海山美和山林美从属于西湖风景之美。元代“钱塘十景”有“冷泉猿啸”和“浙江秋涛”二景，清代“西湖十八景”有“吴山大观”、“韬光观海”和“天竺香市”三景，可作为见证。“观海”，吴山是近观，韬光寺是远观。由此亦可见，“灵竺山水”是西湖风景中最先开发成熟并享有美誉的佛教胜境和游览胜地，它的景观空间规模也有足够大的体量。顺便说一句，西湖风景的景观文化之“文脉”，就生根并发祥于此。故有“西湖景观，文脉东起、西来、北辅”的概括。东起，指吴山伍公庙之儒教文化的流注；西来，指飞来峰灵隐寺之佛教文化的浸润；北辅，指葛岭初阳台之道教文化的滋养。这种开端性的文化影响，集聚于“灵竺山水”，汇为西湖景观的主体文化底蕴。可以肯定，“灵竺山水”是西湖风景名胜区开发的先声，是最早的游览胜地。从初唐到中唐，许多著名诗人来杭州拜访游览的，主要是灵隐、天竺一带的寺庙和山水风光，还有就是郡城江边的“钱江涌潮”奇观，主要目的地还不是西湖，他们留下的诗篇就是印证。如宋之问（或骆宾王）有“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李白有“天竺森在眼，松风飒惊秋”。从风景的人文角度看，是否可以说，西湖风景的开创，是由名僧慧理的一个“灵鹫飞来”故事点化出来的，故事成为意境，神话造就胜景。是他发现了“仙灵所隐”的飞来峰，点亮了灵竺山水的灵气神韵，以佛教寺庙建筑开发了灵隐，把自然美升华并融入了空灵玄妙的人文之美。总之，我们从这三个地方的文化建构中看到一个共同的轨迹，那就是以各自的文化信仰和文化方式构建“天地人神”的文化世界和景观风貌。更进一步地讲，宗教信仰及宗教文化，是西湖景观的“母体文化”，这个特征非常明显。西湖研究应当基于这种历史的文化真实。
上述的分析还应该在“西湖山水最初的景观定性”这个问题上继续讨论。灵竺山水作为西湖山水最初的著名景观，慧理给予的景观性质定义是“仙灵所隐”，也就是“神的居所”，或者“神的灵地”。慧理的景观定性，用景观学术语表达，就是“神圣的景观空间”。据传葛洪在灵隐山门题额的“绝胜觉场”四个字，不仅定义了灵竺山水的景观性质，还定义了它的景观意境，更为精辟恰当。这是西湖景观文化中最早出现的“景观意境”和“景观意境品评”，也是后来整个西湖山水之景观空间性质的准确概括。以至湖城一体的古代杭州，在这个基础上到宋代又有了“东南佛国”、“人间天堂”的著名口碑。通俗地概括西湖风景的景观性质，就是东晋慧理、葛洪所定义的“神的居所，人的觉场”。这个定性，是历史上西湖景观发展建设的主要文化方向和基本功能。这个文化方向，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根本改变，才有了停顿，并在“文革”期间受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这种景观特质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了恢复。由此可知，东晋时期是西湖景观及其景观文化发展的重要开端，宗教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神的居所，人的觉场”是西湖山水最初的景观模式，影响持久而深刻。我们由此看到，“神的居所，人的觉场”之西湖景观建构，它的背后就是中华民族“天地人神”文化世界观的“大地书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天”之神圣信仰的“形象呈现”。近年来人们顺应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的科学文化理念，称西湖风景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景观典范，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精神，这种历史文化遗产契合并突出了现代生态文化价值。这没有错，确是如此。但是从景观还原的历史文化真实来看，“天人合一”的概念涵盖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天”的神圣信仰，并包含着“万物一体”的深层哲学观念，包含着与“神圣自然”一体合和的宗教精神。总之，“天人合一”的文化指向与中国文化对“天”的宗教信仰紧紧联系，它构成了西湖景观的历史文化基础。西湖景观，是人们对“天”的致敬、礼赞与合和的向往。
西湖景观的儒教文化系统
在西湖山水“天地人神”文化世界的景观建构过程中，儒教文化和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共同发挥着作用，但人们对“儒教文化”如何发挥作用并体现在哪里，认识比较模糊，往往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佛教和道教方面。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孔孟儒学思想文化以及儒家礼教的宗教性特点有认识上的局限和模糊。本文已经在前面概要阐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儒家“仁学礼教”文化的宗教性，其特征集中体现在对“天”一以贯之的神圣信仰。这种与政治权力结合的宗教性，尤以“儒家礼教”最能说明。我们可以把“儒教”理解为“儒家礼教”，它是以孔孟仁学为道德思想核心、以“天”为根本信仰的礼教制度和教化文化。儒教尤以“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廉耻”为大众教义。循此线索，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西湖景观中儒教文化一脉，看到儒教文化丰富的景观系统。
西湖景观中儒教文化建筑有很明显的系统性，它有鲜明的景观主题，即以对“天”的神圣信仰为基础、围绕“忠孝仁义贤廉”的道德核心价值，依托西湖山水形成了一大批“儒学礼教”的祠庙建筑。我们可以称之为“儒家道德教化”的主题祠庙建筑，它们分布于城市和湖山的四面八方，在古代杭州数以百计。这些儒教祠庙以人载德、以德祀灵、旌表纪念。儒家的景观文化美学，很好地贯彻了孔子“尽美亦尽善”的原则，把“景观的教化”融合于“景观的审美”，非常重视景观建筑的“道德教化”功能。这个特点，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把德育结合到美育中”。在西湖风景的众多景观建筑中，儒教景观文化建筑很有自己的风格特色，蔚为大观。
据《梦粱录》记载，在南宋末年，杭州城区包括郊区所建的祠庙，共分七类，计94座，即山川神祠16座，忠节祠6座，仕贤祠8座，古神祠9座，士俗祠33座，东都随迁祠（即原祠庙在汴京，南宋时在杭州复建）4座，外郡行祠（原祠庙在外地，随南宋复建于杭州）18座。实际应当远不止此数。此外，《梦粱录》还没有把皇家和官方祠庙学苑等计算在内，如天地祭坛、祖宗太庙、孔庙、府学、书院等儒教的祭祀性、纪念性和学习性的建筑。由此可知，我们在西湖文化的研究和介绍中，相当忽略了“儒家文化”或“儒教文化”的历史情况。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对儒家儒教文化缺少认识、概念，只知道西湖山水有众多祭祀纪念神庙，却不太清楚它们实际上归类于儒家儒教文化的范畴。有人写文章说“西湖山水风景是儒家文化的载体”，却没有说清楚这个“载体”体现在哪里，这正是西湖文化研究的薄弱不明之处。
儒教景观建筑系统中，首先是“尊孔崇儒”的孔庙和学府、书院。现存的杭州孔庙在劳动路府学巷，位于吴山脚下，近西湖清波门，建于南宋，亦是临安府学。南宋时曾增建为全国最高学府“太学”，规模宏大壮观。到元代，仍以“甲东南为杰观”著称。杭州孔庙，自宋、元、明、清以来一直是官学所在地，是祭祀孔子、研习儒学、收藏典籍的一方圣地。北宋时，孔庙在凤凰山一带。整个建筑群以孔庙为制高中心，是祭祀场所和学习场所的结合，春秋之时有祭孔大典。同类的重要建筑就是书院，著名的有四大书院，其中以万松岭的“万松书院”最胜，它也是祭祀孔子、读书学习和图书收藏的结合体，以传教儒学思想、学术、文化和培养人才为旨。万松书院始建于明代，备受重视，清代康熙、乾隆都曾数次踏访，康熙帝题额“浙水敷文”。雍正时赐为省城书院，有很高的学林政治地位，学生遍及全省十一府。在杭州各书院中，它以齐备的祭田、祭器，完备的章程学规以及丰富的藏书居首。传说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曾在万松书院同窗共读。其他三大书院，紫阳书院在吴山之紫阳山，崇文书院在曲院风荷跨虹桥旁，诂经精舍在孤山之南西泠桥堍，各踞风景胜境。诂经精舍尤以阮元、俞樾主领开一派学术并培养大批才俊而闻名。
西湖儒教景观文化建筑中最著名的，是“旌表忠灵”的神庙，数量众多。旌表忠烈之灵的，有“湖上三英杰”岳王庙、于谦祠、张苍水祠，墓、祠合建，为海内外所共仰。清代诗人袁枚有一首著名的诗：“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道出了西湖山水由忠烈英魂激扬的壮伟阳刚之气。其中，民族英雄岳飞的事迹独成旌忠的景观系列，除了岳王庙，还有栖霞岭紫云洞口的部将牛皋墓，仙姑山东山弄口的部将张宪墓和祠，众安桥附近岳飞女儿的银瓶井，小车桥岳飞遇害处的风波亭，灵隐飞来峰韩世忠纪念岳飞的翠微亭，众安桥含愤刺杀奸臣秦桧的殿前军士施全庙等。施全义举感人至深，人们奉之为义烈之灵，据说当时杭州有七十二处施全灵祠。还有一类是旌表忠义仁德的灵祠，最突出的就是表彰五代吴越国钱镠祖孙五王仁义功德的钱王祠，初名即称“表忠观”，苏东坡曾为之记，清代“西湖十八景”列之为“功德崇坊”。今在涌金门原址复建。吴越钱王弃王臣顺、纳土归宋、保境安民、造福杭州的事迹，传为佳话。还有一类为旌表忠节的神庙，褒扬爱国抗敌、至死不屈的英勇将士，这类神庙历朝历代为数不少。著名的有灵卫庙，俗称金祝庙，其故址就是今松木场金祝新村，尚有金祝牌楼地名。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犯杭，宋高宗弃城而走。钱塘将校金胜、祝威组织军民在葛岭之北英勇抗金，被俘就义。杭州人民感念其义勇忠节，葬于近郊并为立祠灵卫庙以纪念。前述牛皋墓、张宪祠、施公祠等都属此类。近现代亦承其表彰爱国志士义勇英灵的传统，有纪念秋瑾、徐锡麟、陶成章、浙军阵亡将士、浙江革命烈士等的墓葬、祠社、牌坊、场馆等建筑。
同样为数众多、历朝不衰的是仕贤祠，主要祭祀纪念那些为官杭州并且有功德于杭州人民的贤能士人。最有影响的是筑于苏堤映波桥堍的“三贤堂”，纪念白居易、林和靖、苏东坡。在苏堤南山第一桥，还有“先贤堂”，又称“集贤堂”，纪念自秦汉到北宋一千多年来出生和生活在杭州及其属县的40位历史名人，其中有汉代严光，唐代禇遂良，吴越国钱镠、罗隐，北宋郭简、潘阆、林逋等。在今井亭桥，旧有“邺侯祠”，表彰唐代李泌凿六井，引西湖水解决民饮困难问题的功德。被杭州民众奉为城隍之神的明代按察使周新，以清廉公正之德坐镇吴山之巅，也属“仕贤”一类的神灵化。在清代，众多有功德民望的官吏在其故世后得以立祠于西湖山水，给予纪念表彰。
对人文圣祖和儒家贤哲的建祠祭祀也有不少。比如祭祀人文先祖大禹，农业之神神农氏，文字之神仓颉，以及宋代大儒周敦颐、朱熹，汉代经学训诂大师许慎、郑玄等。他们都是“儒家文化教化”的崇拜偶像。
更直接乞灵于“天”，并且“与天对话”“与天通神”的祭坛祠庙，归类于山川神祠。在封建社会，历朝历代帝王都视郊坛祭祀天地、祖先为极其重大的神圣活动，以求国运昌盛、皇祚永祐。到城外郊坛行礼，称“郊祭”、“郊礼”，三年一次，在农历九月上辛之日，仪式浩大隆重。其余两年都在皇宫举行，称“明堂大祀”。南宋时郊坛在嘉会门外（今八卦田阿附近），郊坛四层，分12陛，每陛72级，另有附属殿堂、牌坊等。这种祭祀天地的权力专属于帝王。南宋临安府的社稷坛，在南屏山之雷峰塔下，皇帝认为“社稷系一府之利害”，郑重虔敬有加。此外，吴山有火德庙、玉泉有龙王庙等。在明代，城西北有山川坛，城东北有风师坛，城西南有雷师坛，后合并风云雷雨之神于山川坛，其址在凤凰山之包家山。在清代，今曲院风荷竹素园有著名的“湖山春社”，又称“湖山神庙”，为清雍正年间“西湖十八景”之首，内奉“湖山正神”，旁配祀十二月花神，俗有“花朝节”节庆于此。每到三春之月，都人士女竞集于湖山春社，画鼓灵箫，喧阗竟日。清诗有“庙貌邻忠武，巍峨栋宇新。湖山原有主，花月岂无神”。在传统的西湖景观文化中，西湖在人们心目中历来“有神灵主之”：西湖婀娜秀美之气的主神就是白居易歌唱的“西子”，西湖英伟悲慨之气的主神就是“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统领湖山十二花月芳菲之气的主神，就是湖山春社的这位“湖山之神”。此外，统领西湖山水儒家文化精神和士人之气的主神，就是“西湖三贤”白居易、林和靖、苏东坡；统帅钱塘江潮水英烈悲愤之气的，就是民间奉为“潮王”的伍子胥。
意义世界和人的存在
文化世界是人类世界观及其价值映现的意义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和人类世界观及其价值追求密切相关。对“天”的神圣信仰和“与天合德”“天人合一”的人生道德价值追求，成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景观的创造和审美。然而，人的世界观及其价值追求取决于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决定他的意识和思维，但是人的意识和思维所形成的特定世界观及其价值信念，又会反作用于人的存在。一旦人的存在成为以特定信仰为根本价值依据的文化存在，人们就以此种世界观和价值信仰的立场去理解和感知世界及其当下此在，从中获得宇宙和人生的解释，获得人的存在意义解释和人的行为意义解释。“天地人神”的中国传统文化世界，就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一般看法及其对“天”的理解和信仰密不可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始民族生存和原始民族意识密不可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传承变革和封建政治建设需要密不可分。“天地君亲师”的神系和“仁义礼智信”的德系，以及“天人、君臣、父子、夫妇”的轴心关系，构成了中国封建宗法礼制的“三角定律”。这是中国景观文化美学的历史根据和文化基础，更是解读杭州西湖景观美学现象的历史文化和哲学文化的重要根据。
景观文化美学的重要哲学思想，在我看来，是“自然蕴涵于人的存在”。它表达了景观文化美学以下的理论观点：第一，景观不在人之外；第二，景观蕴涵于人的存在；第三，景观具有属人的性质；第四，景观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体现为客体事物相对于人类的价值呈现和意义形象；第五，景观对象无论是纯粹自然还是人文建造，都是特定文化的意义呈现和形象观照。在“天地人神”的中国传统文化景观世界中，我们所赞叹的自然美，决不是在人之外或者与人无关的纯粹自然，而是在“天地人神”的传统文化背景下由自然对象形象呈现的特殊价值和人生意味。在这种历史文化状态中，人们从自然景象体认“天”的“道行”和“仁德”，体认“万物一体”的大千世界和“天人合一”的人生世界，在自然景象中体认自然本真的“大美”“大德”“大智”和“大道”。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将人定位为自然的有机部分。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阐述过这样的思想：在人之外的自然对于人类来说就是无。他指出，“人的存在”才是“关于人的科学”的出发点和研究基点。他不仅仅把“人的存在”理解为“感性存在”，而且理解为“感性活动”，一种改变人自己和外部世界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把“人的存在”理解为“人类实践能动和意识能动的历史存在”。就是在这种“人的存在本质”的哲学意义上，我们说“自然蕴涵于人的存在”，并且“在人之外的自然就是无”。马克思哲学的这一深刻思想，标志着西方存在论研究的重大转向，即形而上的“抽象存在”研究向“人的存在”研究转变，创立了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根本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它表明，自然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有意义。马克思坚持“存在决定人的意识和思维”、“客观事物不依人的意识而存在”。但是他指出，人类的产生和存在，特别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历史实践能动”这一“人的存在本质特征”，自然被“人化”，人类在客观事物中建立了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世界”——也就是“人的文化世界”。人类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和人的内在需要在自然事物中建立了“人的尺度”。因此，人的存在及其本质具有决定性，成为普遍联系的客观世界中的一个有主体能动性的关联性因素，客观世界也由于人的存在具有属于人的价值和意义、面貌和景象。在这个意义上，自然蕴涵于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将自然导向文化并创造“第二自然”，并且“在人之外的自然对于人就是无”。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学理论。西湖景观的文化美学研究就站在这一哲学立场而展开，它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因素，还原西湖景观的历史人文和历史真实。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景观文化美学研究，西湖由此展现它的历史文化真实及其景观美学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