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低增长陷阱

不选择公平，繁荣将离我们远去

在历史的跑道上，中华民族是最优秀的运动员。我们有5000年连绵不断的历史，我们是最优秀的长跑运动员；我们在几十年中取得了别人几百年的成就，我们是最优秀的短跑健将。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经济道路，取得了伟大成就。有人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归结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如果中国不进行原教旨市场化将很快进入一个低增长阶段。我们不赞同。中国史诗般的经济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拒绝了原教旨市场经济。而且，历史事实恰恰相反，低增长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只要中国在改革中坚持既定的混合制度，把制度优势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同时纠正它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上的弱点，扬弃市场经济的种种陷阱，完全可以赢得持续的高增长。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最大误区有两个：一是把资源配置过度理想化，二是把公平和效益对立起来，认为不公平是推动效益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我们将用历史的数据证明，劳动者的相对贫困化是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它导致了两个问题：不断扩大的相对贫困同不断增长的供给潜力之间的矛盾，实物资本积累不足。这两个问题为经济增长设置了一个制度性的低增长陷阱。原教旨市场经济无法解决这对矛盾，注定是一个低增长的经济。但是，中国的制度不一样：一方面，它为最终解决劳动者的相对贫困化奠定了制度因素；另一方面，它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力。这二者为解决上面那两个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提供了制度途径。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长率高于原教旨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于原教旨市场经济制度的原因。

库茨涅兹曲线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公正程度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倒U形。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差异扩大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到了中等收入以后，收入公平才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当我们进入中等收入以后，没有公平就没有繁荣。

我们不完全同意库茨涅兹曲线的前半部分：在经济增长初期，不公平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大概是说，在社会极度贫穷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的公平，就没有了劳动剩余，不利于储蓄的产生和积累，不利于投资的产生和积累。在这个特殊的阶段，为了储蓄和投资的可能，不公平可能起到一些作用。以新中国前30年为例，即使在社会经济程度低的情况下，为了资本的积累，选择了低水平下的全社会平等，来解决劳动剩余不足，以实现推动储蓄和投资的问题。在生产力低的情况下，廉洁高效的政府，普遍的公平，可以解决原始资本的积累问题。

我们反对绝对平均。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时候，一定程度的相对公平就是效率，就是竞争力，就是生产力。中国进入了消灭绝对贫困的倒计时，提出收入要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这是其他国家几乎不敢想，更不敢做的创举。它把公平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难道不是吗？以农村为例，中国在农村大范围消除贫困，难道不是既推动了乡村建设，又吸纳了城市大量的生产过剩？二者结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市场原教旨主义不这样看，它对政府强力推动消除贫困颇有微词。它不需要公平。它传播着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原教旨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可以解决当今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所有问题。每当经济遇到困难或下行压力时，就有人祭起原教旨市场化改革的大旗。

我们将用实证的材料和理性的分析，证明原教旨市场经济必然是一个低增长的经济，而原教旨改革是一场向低增长狂奔的赛跑。

随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和世界资本市场影响力的巨大增强，中国经济的稳定和波动自然推动着世界资本市场的起伏。中国因素是世界投资者不得不关注的机会和风险。一位美国同行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现在就把这个问题转达给读者。他问道：

中国经济如此成功，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人要放弃创造了这种奇迹的经济制度？世界上有哪一个市场经济取得了中国经济这种长期的成功？中国真的有人认为美国这种方式能带给中国更高的增长率？世界上的市场经济都是低增长的经济。中国会不会陷入越改革增长越低的恶性循环？

原教旨市场化不可能是实现中国复兴的终南捷径，反而是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