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本存量与宏观经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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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小结

本书采用商品流量法估计1933年中国大陆的资本集成额,与前人相比,有三处改进(详见引言部分)。

本书的估值为1274587千元;而吴承明在《资本构成》中的估值为976304千元(吴承明,2002: 7);叶孔嘉、刘大中在《中国大陆经济》中的估值为1558913千元(参见Yeh & Liu, 1965: 228)。表9所列吴承明及叶孔嘉、刘大中的估计值,为作者根据他们的文章计算,并非原文所载数值。就吴承明的数值而言,作者略去了吴承明原文中的国际净收入-586676千元。若考虑此减项,则吴承明的估值为389628千元,与原书相近。就叶孔嘉、刘大中的数值而言,作者略去了3%的折旧额,若加上折旧额,则叶孔嘉、刘大中的估值为1592939千元。估计结果详见表2-10和图2-2。

图2-2 资本集成额分行业估计的文献比较

下面作者就三者差异的原因,分行业做一个概要的解释,详情请参考前文。

(1)工厂的资本集成,本书的估值为119311千元,小于《中国大陆经济》的估值。这主要是因为作者用《所得修正》,而《中国大陆经济》采用了自己的修正。同时,本书对修理价值处理也有别于《中国大陆经济》。本书估值远小于《资本构成》的估值,主要是因为《资本构成》对外商的估值偏高。

(2)手工业的资本集成,本书的估值为167185千元,大于《中国大陆经济》的估值,主要原因是笔者假定手工业的中间费用为10%,而《中国大陆经济》假定为0。本书估值大于《资本构成》的估值,主要原因是,本书将修理价值视为资本品产出,而《资本构成》将其视为非资本品。

(3)建筑业的资本集成,本书的估值为801817千元,小于《中国大陆经济》的估值,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陆经济》高估了木材在建筑开支中的比例。本书估值大于《资本构成》的估值,主要原因是《资本构成》扣除了40%的修理价值。

(4)净进口的资本集成,本书的估值为186273千元,大于《中国大陆经济》与《资本构成》的估值,主要原因是本书假定中间费用为50%,而《中国大陆经济》假定为30%,《资本构成》假定为40%。

考虑到本书所设定的中间费用比例可能偏高。为了验证文章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再做一个保守估计。假定手工业部门的中间费用比例,由10%降为0;净进口部门的中间费用比例,从50%减至40%;建筑业中的净进口资本品的中间费用比例由40%调整为30%,则所得全国资本集成的保守估计为1211882千元,较原估计降低4.9%。其中各部门的资本集成分别为:工厂119311元;手工业151987千元;净进口173855千元;建筑业766729千元。

观察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工业部门生产的资本集成额约占全国总量的9%。如果以这个数字来代表中国1933年的工业化或者资本主义化的程度,看似较低,但它部分反映了实际情况。这是由于:第一,现代工业部门尽管在开放口岸发展迅猛,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力量依然弱小;第二,该比例只是代表工业部门生产的资本品,并未包括工业部门投入的全部资本品(投入工业部门的资本品还可能来自手工业和进出口部门)。

除此之外,有研究人员指出建筑业的资本集成占全国总量的60%,这个比例在1933年前后现代经济发展比较初步的阶段,似乎偏高。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这个数值看作对传统部门的一种衡量,因为不少建筑材料来自现代化部门,如工业和进口等。

根据表2-9和相关统计资料,1933年中、美、英、日四国的总产出排序是英国、美国、中国、日本,可以看到中国领先于日本(参见Mitchell, 1988;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5;大川一司、篠原三代平、梅村又次,1995; Lawrence H. Officer, 2012)。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为4.09亿英镑,GDP的市场价值为45.44亿英镑。英国资本形成总额为4.09亿英镑,GDP的市场价值为45.44亿英镑。美国私人部门投资为30亿美元,GDP为738亿美元。日本投资需求为24.66亿日元,总需求为153.47亿日元。其中美国以1927~1931年的平均值代替1933年的值,原因是1933年美国正处于大萧条时期,当年的经济表现难以反映美国经济的平均状况。1933年汇率为1美元=3.4968中国元=3.9日元=0.2360英镑,折合1日元=0.89661538462中国元,1英镑=14.81694915254中国元。然而四国的人均产出的排序却是英国、美国、日本、中国,中国的人均产出水平不及日本的1/3。通过进一步比较投资率可以发现,1933年中国的投资率为4.3%,约为日本和美国的1/4,英国的1/2;而中国人均投资为2.7元,仅约为日本的1/12,美国的1/17和英国的1/48,中国与列强的经济发展水平悬殊。

表2-9 1933年产出和投资的跨国比较

资料来源:英国相关数据见Mitchell, 1988;美国相关数据见U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5;日本相关数据见大川一司、篠原三代平、梅村又次,1974,转引自张东刚,1995。

按照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的观念,“生产性投资率从国民收入的5%或以下增加到10%以上”(罗斯托,2001:47)是经济走向持续增长阶段(起飞阶段)的前提。1933年中国的投资率为4.3%,正处于起飞阶段的前夜。中国增长前景在1937年前后,却被中日战争打断。

本书的估计对于后续研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对1933年的资本集成重新估计,不仅修正了当年估计,而且有助于修正近代中国其他年份的资本集成估计,使得近代总量生产函数的测算拥有更加坚实的基础数据。这个估计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准确的参照点。

表2-10 1933年中国分行业资本集成额

资料来源:第2列为笔者据吴承明(2002)的数据估算。第3列为笔者据Yeh & Liu(1965)的数据估算。第4列为笔者的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