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18年卷/总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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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

2018年卷 总第6期

第26~34页

©SSAP, 2018

海洋文化:人类文明加速发展的内在根本动力项目资助: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合作项目(项目编号:D-8005-16-0176)。

宁波 刘彩婷宁波,山东宁阳人,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海洋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海洋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刘彩婷,山西吕梁人,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海洋文化实际上长期扮演着内在动力角色。在史前时期,人们为获取食物,受浮叶、浮木等启发而发明舟。因此催生的地中海文明,成为西方文明发展的重要源泉。中国东周之际,管仲以“渔盐之利”使齐国民富国强而率先称霸诸侯,加速了由春秋到战国的快速演进,使中华文明大大超过了以往的发展节奏。秦汉之际肇始的“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使中华文明吸收借鉴了众多人类文明成果,日趋走向繁荣昌盛,成就了唐宋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在2000年左右的历史跨度中,中华文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地不断流布与传播,既凸显了海洋文化的内在张力,连通亚洲、欧洲与非洲,通行太平洋、印度洋,也促进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西方则在历经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后,方于滨海之国意大利率先兴起文艺复兴运动,对古希腊海洋文明予以再发现、再认识和再创造,冲破宗教枷锁和束缚,催生“平等、自由、博爱”的资本主义精神,触发了人类文明发展方式的根本变革。尤其是大航海时代以后,“发现新大陆”极大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也加速了人类文明的快速变迁与发展。而今,海洋更成为联系世界各国的重要载体和桥梁,海洋文化默默助推着世界各国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和文明进程。纵览古今中外,海洋文化或隐居幕后,或位居前台,但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始终扮演着内在动力角色。未来,海洋还将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空间,使人类文明真正进入蔚蓝色的海洋时代

关键词:海洋文化 人类文明 发展 动力



海洋占据地球表面积的71%,这注定海洋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注定海洋文化是人类在文明进程中所创造又大大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 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超越自我的实践

黑格尔等哲学家认为海洋文化有别于大陆文化,具有开放进取的特征。实际上,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超越自我的实践。人类认识海洋的过程,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不断拓展和深入的过程。人类天然有探究未知的冲动,与其说开放或保守的思想左右着人们对海洋的态度和探索,不如说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人们走进海洋、亲近海洋、拥抱海洋的广度、维度和深度。历史上,人类每一次迈向海洋的伟大一步,莫不伴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质”的飞跃。

人类起初为寻找食物不断走向海洋的过程,也是不断突破身体条件限制的自我超越过程。对远古人而言,找寻食物、获取食物是生存发展的第一大事。由最初在海滨采集被海水冲上沙滩的鱼虾,到浅涉海水采集鱼虾贝藻,再到发明鱼叉、渔网、舟船等捕鱼工具,人们渐渐提高了离岸作业能力,进而踏波逐浪成为海洋的弄潮儿。这一过程不仅使远古人逐步获取更多食物,而且在实践中发明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生产工具。其中,每种生产工具都是对人自身身体条件的延伸和突破。如鱼叉是手臂的延长,渔网是双手十指交叉的模仿和放大,舟船是对人游泳的再突破。比如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有8支用整块硬木加工制成的桨,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的木桨。从器物功能演化逻辑分析,船的发明一般要早于桨,因此可以推断在史前河姆渡时期,远古先民已可以通过舟船向大海获取食物。此外,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也表明,早在8000年前生活在今天浙江萧山的远古先民就已经使用舟船工具。张开城:《海洋文化与中华文明》,《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舟船的发明是远古人对自我的超越,也是海洋文化史上具有突破意义的重大发明。有了舟船,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巨大释放,为人们从有限走向无限提供了可能。

人类为生存发展向海洋获取资源的过程,也是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生产实践过程。从原始人在海边拾取贝壳与海鱼为食,到夏商时期规定沿海地区向中原王朝贡献海产品,再到《周礼》《逸周书》等记载至西周春秋时期已形成较为系统的海洋资源(鱼、盐、海珍品)征收法令,说明人们对海洋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并逐步纳入国家管理范畴,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人们对海洋认识的不断深入,反映了人们海洋意识的不断加强。陈智勇:《试论夏商时期的海洋文化》,《殷都学刊》2002年第4期。这些早期的海上活动,不仅是中华海洋文化滥觞的有力佐证,而且反映了人类为生存而勇于探险、积极发展生产力的开拓实践过程。

早期的渔盐之利不仅是强国富民之策,也是人类超越陆地限制创造海洋文化的过程。渔盐之利在古时可以强国富民,迄今仍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兴渔盐之利,齐以富强。”不仅姜子牙时“通渔盐之利”使齐地由贫而富、人口大幅增长,至管仲时更是兴渔盐之利,为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提供了重要经济基础。《汉书·地理志》载:“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辏。”到春秋时,管仲建议齐桓公,“海王之国,谨正盐策”(《管子·海王》)。齐国因此走向富强,成为春秋时期雄踞诸侯的五霸之首。渔盐转变为利,需要交换,从而成为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交流互动的桥梁。由于盐是难以自给自足却又是普遍需求的产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文化深化了人们早期交换的维度和深度,进而促进了经济贸易形态的发展。

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超越自我的实践。在这种超越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而辉煌的海洋文化。“我国海洋文化是近代以前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五大文化系统之一,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都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中华民族的海洋文明史是中国人民在长期不断的接触海洋、利用海洋和征服海洋的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历史,并且留下了宝贵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沿海人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我国文化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家沂:《中华文明的瑰宝:海洋文化遗产》,《今日中国论坛》2006年第9期。

二 海洋文化促进人类早期的商业贸易活动

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因为生产力低下,缺衣少食,各个家庭甚至部落之间几乎没有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即使偶尔发生交换一般也是以物易物,不存在一般等价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社会物质财富逐步丰富,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不断扩大,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渐渐凸显不便,比如用羊换米费时费力,为此人们找到一种大小适中、易于携带、便于计数的贝壳作为交换中介物。贝壳小巧、瑰丽、耐用,逐渐充当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原始贝币约产生于3500年前的商代,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等地均有出土。这些贝币所用贝类主要出产于东海、南海等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洋文化对商代贸易交换的促进意义。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天然贝币逐渐供不应求,人们又逐渐创造出石贝、骨贝、蚌贝、绿松贝等变通贝币,其长度为1.2厘米至2.4厘米。在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铜贝”,如河南安阳和山西保德等地商代晚期墓葬中均有发现。后为满足大额货币使用需求,在铜贝表面包金的“包金贝”应运而生。河南辉县东周大墓葬出土有1000余枚包金贝,可谓中国金属包金币的鼻祖。

春秋战国时期的“货贝”,其背部均被磨平,也因此被称为“磨背式货贝”。在北方地区还发现有“金贝”“银贝”“鎏金铜贝”等金属贝币,在南方原楚国地区出土有刻着文字的“铜仿贝”,又称“文铜贝”,因其外形像蚂蚁爬鼻或鬼脸,又被俗称为“蚁鼻钱”或“鬼脸钱”,均为瓜子形,背部平整,通行于南方地区。最早记载蚁鼻钱的是宋代洪遵所撰的《泉志》:“此钱上狭下广。背平,面凸,有文如刻镂又类字,也谓之蚁鼻钱。”“蚁鼻钱”铸行于战国早期,“鬼脸钱”则铸行于战国中晚期。1963年,湖北孝感野猪湖出土面文为“咒”字的鬼脸钱5000枚。“仿铜贝”的出现是中国货币史上一次质的飞跃。

到公元前221年,秦朝废除贝币体系。贝币、仿铜贝都是中国货币史上的重要发明,大大推进了中国货币史发展进程,促进了商贸交换活动的开展。来自海洋的贝,以其浓郁的海洋文化特征,赋予人类早期商业活动挥之不去的海洋文化色彩。它为人类交换提供了一种最早的一般等价物,在物物交换中提供了一种媒介,从而极大拓展了人类交换的空间、物品种类,使集市发展步入新层级,使贸易能力步入新境界。

三 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全球化进程

“海上丝绸之路”是人类早期跨越大洲、大洋的全球化探索与实践。

秦汉之际肇始的“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使中华文明吸收借鉴了众多人类文明成果,并为唐宋经济文化的古代高峰奠定了基础。在2000年左右的历史跨度中,中华文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地不断流布与传播,甚至突破东亚范围,远及欧非,既凸显了海洋文化的内在张力,也促进了东方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

魏晋时,孙吴政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置广州(郡治今广州市),加强了南方海上贸易。东晋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远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不仅与东南亚诸国开展贸易,而且西到印度和欧洲的大秦。隋统一后,南海、交趾成为著名商业都会和外贸中心,义安(今潮州市)、合浦也成为对外交往重要港口。唐朝时,北航高丽、新罗、日本,南通东南亚、印度和波斯等国。特别是由广州往西南的海上丝绸之路,历经90多个国家和地区,航期约89天(不计中途停留时间),全程共约14000公里,是公元8~9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使经济贸易空前繁荣。明初尽管有“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的闭关政策,但依然维持着官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一是准许非朝贡国家船舶入广东贸易,二是唯存广东市舶司对外贸易,三是允许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清代,从海禁到广东“一口通商”,是清代对外贸易史的重要转折点。张开城:《海洋文化与中华文明》,《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如果说地中海贸易还只是停留于内陆海的商品交换活动,“海上丝绸之路”则是人类跨越大海、大洋和大洲的重要海上活动,不仅促进了海上经贸文化交流,而且促进了中国航海业发展,书写了海洋文明史上的辉煌篇章。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认为,“中国人被称为不善于航海的民族,那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在航海技术上的发展随处可见”。转引自陈智勇《试论殷商时期的海洋文化》,《殷都学刊》2002年第4期。不仅如此,中华海洋文明还是中华原生文明的一支,与中华农业文明的发生几乎同时。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百越族群与人类学研究的南岛语族,属于同一个范畴,两者存在亲缘关系。百越族群逐岛漂流航行活动的范围,穿越东海、南海到波利尼西亚等南太平洋诸岛,是大航海时代以前人类最大规模的海上移民。东夷、百越被纳入以华夏文明(即内陆文明、农业文明、大河文明)为主导的王朝统治体系以后,海洋文明被进入沿海地区的汉族移民所继承,和汉化的百越后裔一道,铸造了中华文明的海洋特性,拉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序幕。杨国桢:《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研究》,《学术研究》2015年第2期。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海上丝绸之路”是人类经贸全球化的伟大创造和海洋文明史的重要篇章。

四 西方大航海时代加速了世界全球化浪潮

西方早期文明肇始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畔。“海洋文明”首见于希腊语,最早用于指称克里特岛上依赖海上商业、海盗劫掠和殖民征服起家的米诺斯文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400年)。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位于亚、非、欧三大洲之间的地中海贸易兴起。米诺斯文明及后继的迈锡尼文明中的海洋商业文明因素为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所继承。500~1500年的中世纪时期,北欧“蛮族”维京人创造了300年(800~1100年)的“海盗时代”。杨国桢:《中华海洋文明论发凡》,《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14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市共和国以海上贸易为立国基石,对古希腊海洋文明予以再发现、再认识和再创造,率先冲破宗教枷锁和束缚,开创文艺复兴运动,催生了“平等、自由、博爱”的资本主义精神,触发了人类文明发展方式的根本变革。其后,海洋文明中心从地中海先后转移到大西洋沿岸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和美国。“发现新大陆”开启大航海时代,极大推进了世界一体化,加速了人类全球化进程,促进了农作物、食物、语言和生活方式等的重大转变和深刻变革,促使人类文明前所未有地快速变迁与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大航海时代所启动、提速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一方面四溢着野蛮和血腥;另一方面粉饰太平,以文明中心者自居,用“新发现”渲染对世界地理和历史认识的浅薄,而不知或有意忽略海洋亚洲和“海上丝绸之路”存在的历史,把海洋东南亚叫作“前印度”,称海洋东亚为“东印度”,称自己的探险是发现“新大陆”。他们闯入海洋亚洲以后,搭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顺风车,那时海洋伊斯兰、海洋印度、海洋东南亚式微,海洋中国因明朝实施海禁从印度洋、东南亚退出,欧洲海洋势力得以轻易地填补海洋权力的真空,用暴力掠夺、征服和殖民的手段,在亚洲海洋上兴风作浪,冲击海洋亚洲世界体系。杨国桢:《海洋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研究》,《学术研究》2015年第2期。

抛却负面因素不论,大航海时代在客观上的确促进了全球化进程,将各大洲、各大洋联系为一个整体,使人类文明进入日益频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互动阶段。汤因比曾说:“西方划时代的发明是以 ‘海洋’ 代替 ‘草原’,作为全世界交往的主要媒介。西方首先以帆船,然后通过轮船利用海洋,统一了整个有人居住的以及可以居住的世界,其中包括南北美洲。”转引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35页。如果说“海上丝绸之路”联系了太平洋、印度洋,沟通了亚洲、欧洲和非洲贸易,属于一个区域化全球化过程,那么“大航海时代”催生的模式则连通了五大洲四大洋,使人类进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发展阶段,是在“海上丝绸之路”全球化基础上的再提升、再创造和再超越。

五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人类文明新局面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东盟“领头羊”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4年6月,李克强在希腊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提出:“我们愿同世界各国一道,通过发展海洋事业带动经济发展、深化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建设一个和平、合作、和谐的海洋。”2015年3月,商务部发文阐述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是“中国梦”的延伸,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进行曲。

2017年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到500亿美元,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会进一步提升全球化质量和内涵,开创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局面。

综上所述,海洋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始终扮演着幕后的根本动力角色。而今,海洋更成为联系世界各国的重要载体和桥梁,海洋文化默默助力世界各国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和文明进程。著名海洋经济社会史学家、厦门大学教授杨国桢指出:“世界经济、社会、文化最发达的区域,集中在离海岸线60公里以内的沿海,其人口占全球一半以上。世界贸易总值70%以上来自海运。全世界旅游收入1/3依赖海洋。目前,全世界每天有3600人移向沿海地区。联合国《21世纪议程》估计,到2020年全世界沿海地区的人口将达到人口总数的75%。”杨国桢:《海洋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研究》,《学术研究》2015年第2期。未来,人类或许还会在海洋恒温层建设社区、商场、公园、游乐场等,构建温暖舒适的海中家园,使人类文明真正进入蔚蓝色的海洋时代。

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海洋文化或内在或外显地提供了举足轻重的动力和源泉,在生产力发展上扮演着渐行渐近的文明发展动力角色,今后必将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加多元地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