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简史

说到“华侨华人”，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华人！”这句话从共时性的空间角度道出了华侨华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之广，而从历时性的时间角度而言，华侨华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也相当长久。最早的华侨出现于何时，并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华侨的出现与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尤其是海上贸易往来密切相关。

一 唐宋之前中国的对外交往与华侨的出现

古代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往来可追溯到先秦之际，历史上传说的“箕子入朝”就是商周易代之际中国往朝鲜的一次移民活动。史载商末时，商纣王囚禁了与其政见不合的叔父箕子（另一说为庶兄），周武王灭商纣之后，释箕子之囚并有意延揽，但箕子不愿做亡国之臣，于是率五千人外逃“东夷”，“走之朝鲜”，这就是先秦史上著名的“箕子入朝”，为朝鲜开国的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则为颇具神话色彩的“檀君开国”，说的是天神桓因窥透了其子桓雄向往人间的心思，于是允其率众三千降身太白山坡一棵神檀树边的神城（“神市”），桓雄将神城治理得井井有条，后与化身人形、一心求孕的熊女结合生子王俭，称“檀君”。檀君建都平壤，称“朝鲜”，在位1500多年，活了1908岁。显然，与充满传奇色彩的“檀君开国”说相比，“箕子入朝”说更为可信，箕子带去的这批人可算是中国最早的对外移民。之后，秦时的“徐福东渡”也可算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在历史上也更为有名。徐福为齐地方士，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两年后（公元前219年）上书请求入海寻神山求仙丹，获准“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第一次东渡无果而归，九年后徐福再次获准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并携“五谷子种”再次东渡，此番东渡，徐福等未归，据信是到了日本。如今，在日本尚存几十处有关徐福的遗迹，日本学者也认为正是秦汉之际来自中国大陆的“渡来人”为日本带去了稻米种子及耕作技术，而使日本从渔猎文化的绳文时代进入了农耕文化的弥生时代。

到了汉代，中国的对外交流通道更多，也延伸到更为遥远的地方。陆上的通道除向东往朝鲜外，另外主要包括向西和向西南的两条。向西的一条便是著名的西北“丝绸之路”，即张骞开辟的、由西安（长安）出发经西域至中亚西亚的一条通道。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受命往西域说服大月氏共同抵御匈奴，不意途中为匈奴所获，十年后方获机逃脱，之后张骞继续西行寻找大月氏，最远到达中亚今土库曼斯坦的东部。张骞找到了大月氏人，但时事变迁，大月氏人已失去了向匈奴复仇的欲望，张骞失望而归，回程虽改变路线却仍被匈奴擒获，又延宕一年多始归。张骞此行虽未能实现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的使命，却打通了中国联络中亚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的丝绸流向西域及西域之外的“胡地”，“胡地”的物产也流进中国，这条路因此被称为“丝绸之路”。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至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联络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使沿线国家与中国的物产、人员及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向西南的一条是西南“丝绸之路”，由成都出发，经大理、保山，由腾冲出境至缅北再至印度的一条通道，与西北的通道不同，这条道路上商旅交易的大宗货物为茶叶，运输依赖马帮，因此，这条路也以“茶马古道”而闻名。《汉书·张骞传》载，张骞第一次出使归来向汉武帝提及：“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这说明在张骞打通西北的丝路前已有另一条将中国蜀地的特产运往印度的商道存在，这就是由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越缅甸至印度的商路，汉时称“蜀—身毒道”的西南丝路，而印度学者研究认为，这条道路早在公元前4世纪时便已开通，如今，这条“茶马古道”遗迹犹存。

除了陆上的通道之外，汉代时中国海上贸易的通道也已开辟。《汉书·地理志》粤地条二八下有这样一段文字，被视为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舶，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遣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由这则史料可见：早在汉代，便业已存在一条从雷州半岛出发，沿中南半岛海岸南行，越马来半岛，至印度东南部的海上贸易航线。现代史上诸多关注中西交通的中外史家参与到这条史料的考证中，对于航路沿线的地名为今之何地有不少争论，言人人殊，但对于起点、中点及终点则有较一致的看法，起点“徐闻合浦”即为今雷州半岛上的徐闻县，汉时属合浦郡，中点“都元国”位于马来半岛境内，终点“黄支国”则为今印度东南部城市康契普腊姆（Conjevaram）。这就是汉时的海上丝绸之路，起于中国大陆南端的雷州半岛，终于印度的东南部。那时，受航海技术所限，加之贸易需要，不能远离海岸，只能沿岸航行；受技术限制，不能直达，需搭乘“蛮夷贾舶”分程转送，其间还需步行“接驳”，因而，航程周期也就相当长，去程一年有余，回程也有约十个月，因风涛险阻，有人甚至“数年来还”。

两晋南北朝之际，伴随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僧侣前往印度研习佛法蔚然成风，他们或走陆路或经海上前往西天求取真经，这个时代也被称为“朝香礼佛”的时代，佛教徒的加入也使中国对外的通道尤其是海上航路更加通畅。到了唐朝，盛世之际，心态及政策也大不一样，开放的政策吸引四方来朝，经由海路的贸易盛极一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由雷州半岛的徐闻转移到广州，贞观年间（627～649年），由广州出发、经海路西至印度乃至西亚各地的航路业已形成，广州成为万樯林立、千帆竞发的繁华口岸，为了管理海外贸易，政府于开元年间（713～741年）设立“市舶使”之官职。到了宋朝，北宋北部边境的不靖与南宋的被迫南渡使得政府更加倚重海外贸易，政策的宽松也使东南沿海的民间海外贸易日益兴盛，市舶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广州“市舶使”被改为常设机构“市舶司”，之后又设置于杭州、明州（今之宁波）、泉州三地。元袭宋制，海外贸易持续繁荣。宋元之际，泉州取代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新的起点，元时曾到访泉州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其“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的盛况印象深刻，称其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泉州港之兴盛，可见一斑。

唐宋之际，政策的宽松促进了海外贸易的繁荣，加之唐宋之后造船及航海技术的进步，东南沿海一带越来越多的百姓投入到海外贸易行业中，逐渐适应了浮舟海上、附舶异域、与蕃交换这样一种“靠海吃海”的生计模式。当时，受造船及航海技术局限，商人出行全靠帆船，帆船航行全靠季风，冬季船舶趁10月中旬至12月中旬刮起的东北风南下东南亚，夏季船舶趁5月下旬至9月中旬刮起的西南风回程，南宋时曾为泉州太守的王十朋的诗作便记录了这样的情形——“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去国或还乡都需借力季风，而错过了当年的季风不得回国者，只能在蕃国过“冬”，是为“压冬”“住冬”，也称“住蕃”，亦即宋人朱彧在笔记《萍洲可谈》里记载的“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住蕃多年者便成了早期的华侨。可见，至少在宋之前，便已出现了“住蕃”的华侨。清代晋江东石人蔡永蒹所著《西山杂志》中也有唐代晋江人赴东南亚贸易和定居的记载。“唐开元八年（720年）……（东石人）林銮试舟至渤泥，往来有利，沿海畲家人俱从之去，引来番丹。蛮人喜彩绣，武陵多女红，故以香料易彩衣。晋海商人竞相率航海。”“涂公文轩与东石林銮航海至渤泥……涯之北，有陈厝、戴厝，俱从涂之操舟人。”

可见，伴随古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在唐代，东南亚便已出现了“住蕃”的华侨。

二 明清海外贸易政策的变化与华侨社会的形成

较之前朝，明朝的海外贸易政策有较大调整，总体来说较为保守。明朝共存在276年（1368～1644年），海外贸易政策可以隆庆元年（1567年）为界，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段以“禁”为特点，太祖朱元璋执政时期实施严厉的“海禁”，“寸板不许入海”，成祖朱棣时期有所缓和，虽大力推进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朝贡贸易，但对民间贸易仍然严禁；后一段以“部分的开放”为特点，隆庆帝朱载垕登基后决定实施“开海”，“准贩东、西二洋”，仍禁日本。从前期的严禁到后期的开放，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调整极大地影响了沿海居民的生计模式和移民行为，并促成了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形成，“隆庆开海”在华侨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宋朝以后的海外贸易蕴含着丰富的利益，政权南渡之后，财政困窘，海外贸易收入占全国岁入比重剧增，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闽浙广三地市舶收入即占全国岁入20%。明太祖朱元璋精于谋算，在立国之初也曾想分享市舶之利，因此，在前朝所设的广州、明州、泉州等市舶司之外，于洪武元年（1368年）又在江苏太仓黄渡（今属上海）增设了一处市舶司。此外，洪武二年、三年间也多次遣使往东南亚各地，招徕诸国来朝及贸易。然而，洪武三年（1370年）之后，政策陡变。当年，即罢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又撤销泉州、明州、广州三个市舶司。之后，又相继颁布禁止下海通番贸易、禁止买卖及使用番香和番货、禁止私造海船等法令，违者轻则发边充军，重则处斩。“海禁”于洪武十九年（1386年）达到顶峰，当年，废舟山岛上的昌国县，次年，又实施“迁海”，将舟山岛及其他46岛的居民迁往内陆。朱元璋的海外贸易政策由松变紧，主要是出于政治及安全的考虑。元末，日本国内政局动荡，滋生大量流民，其中一些为谋生觊觎中国东南沿海，遂成倭患。刚刚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担心若百姓出海，有可能与倭寇勾结，危及海防安全；他尤其害怕出海的百姓会与自己曾经的竞争对手、流落海外的方国珍残部勾结，对其政权造成威胁。权衡再三，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市舶之利，实施严厉的海禁。海禁之后，民间海外贸易迅速衰落，成祖朱棣执政后，虽调整政策，积极鼓励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但仍不改严禁民间贸易的主旨，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明中后期。

海禁旨在使海疆肃清，不料不仅未能达此目的，反而激化了官民矛盾，使得以海为生且已有海上贸易经验的沿海居民被迫冒险犯禁。因而，海禁直接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百姓赴海外，走私贸易盛行；二是百姓大量逃亡，泛舟海上沦为海盗。“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诚如明末大儒顾炎武所言：“海者，闽人之田。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至明中期，东南沿海走私贸易愈演愈烈，海盗成患，成为困扰中央及东南沿海地方政府的难题，这便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倭患”，尤以嘉靖年间（1522～1567年）为烈。“倭寇”原指日本海盗，然而，当时众人皆知，顶着“倭寇”名号的海盗其实绝大部分为国人。明人郑若曾被时任浙江巡抚的胡宗宪招至麾下，参与了平倭行动，在其所著之《筹海图编》中便这样描述“倭寇”：“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大略福（建）之漳（州）郡，居其大半；而宁（波）绍（兴）往往亦间而有之，夫岂尽倭也。”因此，当时的抗倭战争也可看作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

严厉的海禁不仅未能肃清海疆，反而使沿海百姓生计难以为继，被迫犯禁，造成了海盗丛生、走私猖獗的局面。该如何应对这一乱局，海还要不要“禁”？嘉靖末年，围绕这一问题，朝廷内外展开了激烈争论，一些较有见识的地方官也上书直言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时任福建巡抚谭纶的建议。1564年，谭纶在《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指出：“世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其凡几也，无中国续绵丝帛之物，则不可以为国。御之怠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愈众。私通不得，即掇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处处俱穿破。意正如此。”在此，谭纶以老鼠和鼠洞为例，打了一个通俗的比喻：对老鼠，也需留条活路；若把鼠洞全堵住，结果只能是被老鼠咬得千疮百孔。因此，对待沿海百姓“靠海吃海”，想与蕃交通和贸易的想法，官方也应当改变策略，以“疏”代“堵”，方可解决海寇与海盗丛生的问题。

1567年2月4日，朱载垕即帝位，是为穆宗，号隆庆。初即帝位，欲振作朝纲，隆庆帝便诏告群臣：“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不久，继谭纶之后任福建巡抚的涂泽民便奏请开放漳州月港，准许中国商民由此出海贸易。此议迅速得到穆宗的认可，批准开放月港为对外的口岸，“准贩东、西洋”，这便是历史上所谓的“隆庆开海，月港开放”，“隆庆开海”标志着明朝的海外贸易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受此影响，东南沿海一带百姓相率赴海外经商或谋生，东南亚以地理之便，成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大量中国东南沿海百姓的到来，在东南亚各口岸地区形成了华侨聚居的居民点或村落，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印度尼西亚的泗水（苏鲁马益），万丹和巨港，泰国的北大年，马来亚的吉兰丹，越南的顺化和会安等地，都已形成了华侨聚居区。据学者估计，明末东南亚华侨约10万人，职业以商贩为主，约占60%以上，其次为各类工匠；籍贯以闽人为主，占70%～80%，次为粤籍，以人口来看，亦初具规模。因此，在华侨史上，一般认为在明末时，东南亚华侨社会初步形成。

1644年，清军入关，明清易代，开启了清朝268年（1644～1911）的统治。清朝的海外贸易政策与明朝有着相似之处：早期都实施“海禁”，严厉禁止民间海外贸易；中后期之后迫于形势才有所放松。而实施海禁的动机也大致相似，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即政治安全方面的考虑。对朱元璋而言，是怕放松管制会导致沿海百姓与倭寇和自己的反对派相勾结，威胁自己的政权；对顺治帝和康熙帝而言，也是怕沿海百姓会与高举着“反清复明”大旗的郑氏家族（郑芝龙、郑成功家族）同声同气，形成强大的离心力，危及自己的统治。因此，顺治帝于顺治四年（1647年）开始实施“禁海”之策，顺治十二年（1655年）全面推行，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收复台湾，郑氏家族对东南沿海的威胁彻底消失后才解除。“禁海”之外，顺治帝还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下令实施“迁界”之策，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福建开始执行，康熙元年（1662年）在广东开始推行。“迁界”，又称“迁海”，即将沿海边界向内地迁移30～50公里，目的在于形成一片沿海无人区，使游弋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郑氏武装失去根据地，无所依托，也得不到补给，最终不战自败。“迁界”之界并非一成不变，而视清军与郑氏等反对力量的战况而不停变动，因此，康熙元年（1662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之间，福建、广东沿海曾反复迁界、展界，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后，才全面展界，次年，正式开放海禁。

海禁开放后，清政府对百姓出海仍加以种种限制，为便于管控，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管理制度，包括对出洋的船只、人员都严加限制和查验。对于私自出洋之人，《大清律》也以严刑峻法处之，轻则枷号，重则杀头。因此，在清中期之前，国人出洋仍受诸多限制。

与此同时，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实力大增，在18世纪中后期重返东南亚后，掀起了殖民地开发的高潮。对劳动力的需求，使他们把目光瞄准了华侨。在他们眼中，较之当地人，中国移民是极好的劳动力：中国人吃苦耐劳，有技能技巧，且对工作、生活条件及待遇都不会要求过高，因此，对中国劳工的需要在18世纪中后期就促成了“契约华工”的形成。英法等殖民者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的代理者洋行，往往以利诱、拐骗，甚至绑架的手法使沿海的青年人前往东南亚务工，工资待遇、生活条件极差，受虐待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便是华侨史上著名的“猪仔”华工。不过，由于那时根据《大清律》，出国仍为非法，因此，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猪仔”华工总数并不多。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其中，第五款即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 法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 法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家眷，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 法国船只，毫无禁阻。”显然，此条款即为满足英、法开发殖民地对劳工的需要所设，此款一出，实际上已变相承认了国人出国的合法性，随即便引发了大规模出洋的华工潮，延续至20世纪上半期。这一波“华工”潮，移民数量相当庞大，据估计，从18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二百多年出国的华工约有一千万人次。”流向目的地首为东南亚，次为北美。

早期流往海外的中国人大都为沿海地区社会底层的百姓。有学者认为，明中期至清初，不少侨乡人出洋是为搏“中人之富”，但清中期以后，随着侨乡地狭民稠矛盾日益严峻，绝大多数人移民海外只为求安生活命。所以，早期的华侨除了为搏“中人之富”的商人外，绝大多数为农民和失地的流民。由于多为贫苦农民，大都未受教育，加之本身就一无所有，有的就是一身力气和谋生的信念，因此，老一辈华侨的职业选择多为低端行业，大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多为小商贩、手艺人、劳工（矿工及种植园工人）、农民等。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以“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刀）为主要职业，即从事餐馆、缝纫、理发等低端的服务性行业居多，这点在北美表现明显：早期赴美的华侨多为开金矿、修铁路的华工，之后多以开餐馆、洗衣店谋生。而在东南亚各地，华侨多从小本生意起步，因为投资少、见效快，加之当地人不经商，市场条件好，所以，中小商人在华侨中占有较大比例，在东南亚各国，华侨开的杂货店遍及各地，在印度尼西亚被称作“亚弄”（Warung）店，在菲律宾被称作“菜籽”（Sari-sari，为泰加诺语，意即“多种多样”）店，华侨“商人”的形象也深入人心。

三 20世纪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

在东南亚，19世纪60年代以后大量华工的加入使华侨社会的人口急剧膨胀，加之明末以来三百多年的积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南亚华侨社会已基本定型，并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一战期间，利用殖民宗主国忙于战争以及战争对资源及物资大量需求的有利时机，东南亚华侨积极拓展事业，华侨经济进入了快速成长期。二战后，东南亚各国实现独立，并相继实施民族主义的政策，尤以经济领域的民族化亦即“排华”政策最为典型。受“排华”影响，加之冷战时期与祖（籍）国隔离，华侨开始走上了当地化之路，“落叶归根”的观念逐渐为“落地生根”所取代，加之入籍后法律身份发生变化，成为住在国公民。由于东南亚各国情况各异，这一变化发生的时间也前后不一，但基本上，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伴随中国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建交以后，东南亚各国的“华侨社会”基本都转变为“华人社会”。战后，在华侨社会转型的同时，华侨经济也经历重大挫折并实现转型。战后初期至5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在刚独立的东南亚各国风行一时，经济民族化的各项“排华”法案纷纷出台，作为外侨的华侨被从诸多行业和领域排挤，经济面临绝境，被迫寻找多元化发展的新路径。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东南亚各国大都启动了工业化发展的战略，为华侨经济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借此机遇，华侨经济也开始了多元化发展，从传统的商业领域拓展到工业、金融业、服务业等诸多领域。到20世纪70年代，在东南亚各国调整产业结构的大背景下，东南亚华人经济实现起飞，出现一大批极具经济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华人因此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代际更替，新生代成为华社的主体，与老一辈心系祖（籍）国不同，新生代出生和成长于当地，认同自然也倾向于当地。华裔新生代对祖（籍）国的认知和情感渐趋弱化，是目前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美洲，华侨社会是伴随19世纪中期美国西部地区的开发而形成的。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招来大量的华工前来开矿；金矿开采完之后，美国与加拿大境内横贯东西的太平洋铁路又吸收和招来了大量劳工，后来，这些人成为早期定居美洲的华侨。1882年，第一部限制华工入境的排华法案出台，国人移民美洲的势头受到遏制，这种情形直到二战期间才有所改变：1943年，在作为盟国的中国政府的要求下，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废除了排华法案，但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战争结束的20年之后。1964年，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推动通过《民权法案》，消除了因种族、肤色、宗教和国籍背景所产生的一切歧视；随之在1965年，又颁布了新的《移民法》，取消了对非欧洲裔移民的歧视性限制，结束了近一个世纪对亚洲移民的法律排斥和歧视。1965年《移民法》颁布时，正处于冷战时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时期，美国给予中国的两万多移民配额大陆人无法使用，当时被台湾人或自称来自大陆的香港人所用。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1965年的《移民法》才对中国大陆公民有了意义，为之后大量的中国新移民流向美国提供了可能。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出入境政策也逐步宽松，随之引发了持续至今的新移民潮流，新移民中除了少数家庭团聚类型的移民，绝大多数为留学、技术、投资甚至非法偷渡类型的移民。由于移民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差距，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我国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尤其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不仅吸引了半数以上的中国留学生，也吸引了大量的非法移民前往“淘金”。最近十多年，伴随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外新移民也有一些新的变化：留学移民、投资移民仍在持续增长之中；经济投入及安全风险较大的非法移民却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拥有一定资本外出“求发展”的移民明显增多，而且呈现在全世界范围“遍地开花”的现象。

在欧洲，华侨社会形成时间稍晚，是在20世纪之后，规模也相对较小。欧洲由于路途遥远、风涛险阻，不如东南亚有地利之便，国人赴欧是在19世纪的下半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浙江青田、温州人。青田的地貌为“九山半水半分田”，在清人徐上成的笔下，此地“无平田衍土以耕，无柔桑良葛以织，无鱼盐商贾之利，无畜牧贩卖之饶，东南之硗壤也”。山区地瘠民贫，民谚也有“青田三件宝：火笼当棉袄，火蔑当灯草，番薯丝吃到老”的说法。虽诸物皆无，青田却有他地所无之特产——叶蜡石矿，成就了有名的“青田石雕”，而近代以来，青田人就是携石雕走上了异域谋生的移民之路，主要的终点就是欧洲。19世纪下半叶起，在欧洲都市街头，就出现了许多青田人，以贩卖青田石雕为生。（2）远洋船员。18世纪7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频繁进入中国，从事鸦片贸易，开始雇佣中国船员；到1865年，两家英国公司开辟了由英国直达中国的航线，其他公司跟进，均雇佣不少中国船员，其中，许多为烧蒸汽锅炉的“烧火工”。到1918年，在英国远洋船上工作的25万名船员中，中国水手已增至3～4万人，大批在战后被遣返，留下者则转变为华侨。（3）一战华工。一战中，英、法、俄等国均曾招募大量华工，总数近30万人。战争结束后，从1919年秋天起，华工被陆续遣返，但实际上只有11万人回国。在未能回国的3万人中，约2万人已葬身于法国北方和比利时，1万多人失踪或流散在法、比各地，流落者也多转换为华侨。（4）留学生。中国首批赴欧留学生为1875年福州船政学堂派遣的五位留学生，之后，清政府又继续派遣留学生赴欧，但总体数量零星，且基本回归了。出现留学生滞留欧洲是在一战前后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时期。1912年，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等人提出了“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概念，并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推动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1920年，勤工俭学达到高潮，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达1600人，形成全国性潮流。然而，由于战争结束后，需求锐减导致就业岗位减少，加之军人复员后也有就业要求，导致留学生很难找到“勤工”的岗位，更妄谈“俭学”了，因此，1921年之后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迅速低落随后终止。而这批留学生，大部分回国，留在欧洲者有些留在法国，有些转到其他国家学习，最终留欧者也成了华侨。到20世纪30年代初，欧洲华侨的数量也不过4万多人而已，总体规模较小；所从事的行业也以传统的服务业为主，尤以中餐业为主。战后，欧洲的移民政策几经调整，对华人移民也有一定影响。战后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初，为复兴经济，欧洲实行开放、宽松的移民政策，欢迎劳工移民，在此期间，有不少香港新界人移民英国。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由于基本饱和，欧洲移民政策有所收紧，开始有条件地接受移民。这一时期，欧洲除了接纳了大量来自印支地区的排华难民外，还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和赴欧家庭团聚和经商的新移民。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的后冷战时期，欧洲实施限制移民的政策，仅接纳高素质移民，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大批以非法方式入境的中国新移民。许多人在“大赦”后获得合法的居留身份，在欧经商和务工，这些人主要来自浙江的温州地区、福建的福清、三明、南平等地，主要居留于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西欧的法国、英国；中欧的奥地利、匈牙利等国。新移民以经营中国产品的进出口、批发、零售生意为主，还有不少进入欧洲人的传统产业如皮革加工（制鞋业、皮包业）、成衣加工业等行业，中国产品由于劳动力价格低在市场上极具竞争优势，因而，对当地产业造成冲击，引起当地人的不满甚至暴力反击，激化了新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族群冲突。除以低价打价格战之外，一些新移民以超时工作（加班）、非法手段（偷税漏税）等方法来发展的模式也遭遇质疑和挫折。目前，新移民的海外事业正面临过渡期，如何摆脱过去那些急功近利、不可持续发展的做法，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是新移民面对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