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还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就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这不只是对待一般理论的正确态度，同样也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态度。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探索革命新道路的主张。但是，如何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当中，形成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没有泛泛地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时代特征，科学把握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和自身特点，尊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客观实际和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切实做到了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又适合中国具体实践的政策决策和理论总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核心的内涵。

1．从中国实际出发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分析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具体内容

要探索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做出正确的政策决策，就必须首先对中国的具体实际做出科学的判断。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学说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力求从大本大源上抓住问题的实质，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他从国际帝国主义分裂中国和国内军阀斗争的实际出发，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中国是处于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和封建军阀直接统治的半封建国家。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了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时期，这种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这就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的实质。

中国社会矛盾的实际状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没有完成，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中国的特殊社会阶级状况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另一方面，中国的民主革命有着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更加艰巨的任务，必须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封建军阀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实行土地革命推翻旧的土地制度和封建剥削，建立新的工农革命政权真正实现人民民主，这也就是中国民主革命三位一体的内涵，是井冈山时期进行的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主要内容。

2．根据红军和根据地的具体实际，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和策略

任何政策都必须依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和实践目标而制定，抽象地按照书本的要求或上级的指示来设计是不行的。毛泽东等人在井冈山所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策略就是这样。

开办红色圩场，采取保护中小资产阶级的做法，是井冈山时期的一项很重要的政策，有力地支持了井冈山的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生存发展的，如何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既保证军队的生存发展，又促进边界的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是毛泽东和边界党组织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为此，他们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建设措施，在保证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存在发展的同时，也为日后的红色经济建设积累了基本经验。开办草林圩和大陇红色圩场，促进边界商品贸易，就是从实际出发做出的正确决策。在根据地经济建设过程中，毛泽东等没有完全按照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的指示，对小资产阶级采取过火的政策，而是制定了保护中小工商业、中小商人的政策，既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也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巩固红色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

当然，最能体现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策略的，是毛泽东、朱德等根据井冈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不同条件下的斗争策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工农红军采取比较冒进的策略，以猛烈的军事行动来发展和扩大红色割据政权的地盘；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工农红军则采取逐渐推进的策略，在这个时候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地方工作最忌人力分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

3．切实尊重和正确看待中国的历史实际和文化传统，制定正确方针改造旧式地方武装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军队

绿林好汉式的农民武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是封建社会条件下农民武装斗争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特殊的斗争形式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心理和行为规范。绿林好汉武装同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尽管在根本原则、指导思想、远大目标等方面不同，但是在发生原因、斗争形式方面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如何对待这类农民武装，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严肃的问题。党要在农村领导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就不能不充分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状况和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处理好同这些绿林好汉式的农民武装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并把这些农民武装改造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

毛泽东改造袁文才、王佐武装为工农革命军就是在这个方面的成功探索。在古城会议上，毛泽东就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对袁、王采取团结和改造的基本方针。上井冈山后，他多次同袁、王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存在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限不清等问题，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随后，征得他们同意，先后派出游雪程、陈伯钧、何长工等到袁、王部队帮助练兵整训和加强思想教育，袁、王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绿林好汉式的地方武装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的红军部队。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战略性与策略性有机结合起来，既坚持党的领导又尊重农民武装的特点，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尊重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心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探索。

4．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把握变化中的中国实际，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前景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它所提供的立场观点方法只有被创造性地而不是被教条主义地运用到实践当中，才能产生强大的理论指导力量。井冈山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人所做的一项艰苦工作，就是运用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方法，纠正错误的思想认识，正确分析变化着的中国实际，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前景做出正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形成合理的政策决策。

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估计比较低，对中国革命抱以悲观态度，怀疑中国工农红军在广大农村是否能够存在和发展，并指示要让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隐蔽起来。对此，周恩来回忆道：

（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

中央领导回国后，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给红四军发来了充满着悲观主义的“二月来信”。接到这个指示信后，毛泽东在1929年4月5日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复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形势的变化发展，而不是形而上学地、静止地看待形势，纠正中央对形势的悲观主义判断，明确提出既要反对盲动主义，也要反对取消主义。他指出，中央二月七日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虽然反革命力量在进攻井冈山的时候达到了高潮；但是，之后，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与此相反，革命高潮逐渐生长。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我党的战斗力组织力很快会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地消灭；二是群众的支持，群众是一定倾向我们的，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为此，党应该大力发展和争取群众，绝不能放弃机会。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对盲动主义和取消主义都做了批评。他指出：“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一些地方的党组织，放弃发动和领导群众，对群众运动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袖手旁观。所以，他向党中央提出：“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

1929年12月，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当时红军指战员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唯心观点做了批评。一方面，决议案阐明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表现、原因及纠正办法。决议案依照实事求是的原则，系统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非组织意识、唯心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这八种错误思想有的属于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有的属于流氓无产者的思想观念如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但从根本上说，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些错误思想意识与当时党和红军主要在农村斗争的客观条件分不开，党长期战斗在农村，党员主要从农民中吸收，不可能不把农民的思想意识带到党内，农民意识就成为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的主要根源：

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明确提出党内主观主义的严重危害及纠正方法。能否坚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关系到能否科学地判断形势和制定政策，对此毛泽东高度重视。在决议案中，他对党和红军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及其危害专门加以强调：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那么怎样才能彻底清除这种危害极大的主观主义呢？毛泽东提出，主要的就是“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具体来说：

（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1930年1月，在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必须用科学的方法来正确分析形势、合理分析时局，即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看待它，必须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如果仅仅停留在现象层面而不看到本质，就必然造成对形势的判断错误。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只剩下了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会产生悲观主义，但若从实质上看，则会得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论。毛泽东正是运用了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分析方法，从总体上对中国的政治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做了系统的阐述：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发展很快，它在中国的环境里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对中国革命抱悲观主义的前途渺茫论思想是错误的。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一定要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他说：“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之后，他在对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相互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同中国的矛盾、中国内部军阀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等不断深化的客观情况做了深刻分析后，得出了结论：

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