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普通百姓对嫁卖生妻的态度

嫁卖生妻是为法律所禁止的，而且在中国的不少地区，民间社会的宗族领袖与州县官对此也不予认可。就南部县而言，根据家谱与碑刻的记载，宗族领袖也有持这种态度的。如西路宣化乡贯子垭武生保正梁济川，文生梁凤太、梁凤舞，族长梁芝太、梁凤猷等就言，“同治十一年，合族竖碑，不许嫁卖生妻，以端风化，历久未违”。但是，尽管有家法族规、国家法律的禁止，不准嫁卖生妻并没有成为下层社会普通百姓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这至少在两个方面得以表现：一是大多数嫁卖生妻行为的整个过程与初婚嫁娶近乎一致，凭媒嫁娶、有主婚者、有财礼、写立婚书，几个形式要件一样不缺。“官从政法，民从私契”，写立契约也形成了民间社会约定俗成的地方规范，尽管这种契约在官方看来是不合法的。二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嫁卖生妻这一行为并不忌讳，“每嫁生妻，应给合族盒礼，以端风化”的习俗也说明嫁卖生妻在他们看来乃正常之事。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嫁卖生妻行为是民间社会通行的习俗，法律又明令禁止，百姓为何还要将此等事情控之衙门？是百姓不知道法律的规定？他们是控诉嫁卖生妻行为违法，还是另有动机？

首先，对国家制定的法律而言，中央与地方社会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宣传，民间百姓从中也能略知一二。就嫁卖生妻行为，在不少的诉讼词状里都写有类似“买休，大干例禁”的话，虽然这种词可能是诸如官代书、讼师之类的中间人写上去的，但由于这些中间人与百姓接触密切，百姓也不可能完全不知道法律的这些规定。

其次，民间社会也有其自身的一套生活逻辑，尽管国家有法律的规范，但其影响是有限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就认为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在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里，法律无从发生作用。从南部县的实际案例来看，大多数诉讼者对嫁卖行为并不回避，也无所顾忌。更有甚者，还为此行为到衙门存案，以求“公证”：

为禀明存案事。情自幼凭媒说娶张氏为妻，数年未育子女，不意去今岁饥荒，蚁不但恒业俱无，栖身莫所，且而（按：而且）身染疾，父母早亡，并无叔伯弟兄顾伴，欲贸无本，辗转无路，蚁不忍张氏青年，与蚁困毙。蚁思难已，夫妇商议，自行请凭家族及张氏娘族等相商，将张氏放一生路，奈人言生妻，不敢说娶，是以赴案禀明存案，伺获觅得张氏生活之路，不致后患，沾恩不忘，伏乞大老爷台前施行。

由上也可见法律对民间的影响是有限的。既然嫁卖生妻作为一种民间习俗而普遍存在，百姓为何又要将它闹上衙门？通过对档案的分析，笔者发现，闹上衙门多另有原因（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他们告状有多种原因。

1．嫁后图索

嫁后图索是指将妻嫁卖后，原夫、原夫家族、娘家人等又企图从买妻方获得更多的钱财，一旦对方不允，便编造理由控告买方。这种告状方式在所统计的91例中竟占了63例，比例高达69.2%。前面列举的王章佐卖妻案系洪正文家族洪正发、洪正太等觉得王德金本朴可欺，复搕钱文，“没给，于去腊月十一日唆支正文出名诬控”。谢心德卖妻案中，据其本人讲，其妻系其本人嫁卖，获钱31串用尽后，复向其妻胞兄图索，“不允，小的来案把他们告了的”。更有甚者，有事发后6年、10年控告图索的。如张应瑞卖妻10多年后，趁主婚人已死，再次控案复索。

嫁后图索不断发生，原因之一是图索者有得逞之可能，有文约可凭：

书立嫁后滋痞、捏词妄控、凭案了息文约人梅应龙，情因幼配妻易氏为婚，结褵后数载，因家道贫寒，夫妇不和，兼之日食无度，难以顾持。自愿与家族商议，托媒说合将易氏改嫁与赵大昭脚下为妻，财礼亲手领明无欠。书有脚印手迹文约可凭。不料梅应龙卖妻之后，无计可施，听受刁唆，执词将赵大昭具控。厅主案下差唤投审，幸遇近邻亲朋等邀集二比坐场理论。梅应龙有买休卖休之责，自愿凭众家族了息。再劝赵大昭出备钱四千四百文，以作应龙另寻生理度活之赀。自今以后，再不向讨亲之家无辜（故）生非，别生异端，倘再仍蹈覆辙，有梅姓家族人等一面承担。今恐人心不一，立出凭案了息，付与赵大昭日后存据。

同治四年六月十六日立出凭案了息永无异言文约是实（画押）

上列虽是一个凭案了息文约，但梅应龙复搕得逞，再次获钱4400文却是事实。容再以一个具体的实例说明卖者图索得逞，再次需索未遂而将对方告之衙门的情形。咸丰三年，临江乡袁宗清自己将妻卖给杜应紫获财，6年之后又将杜应紫控之衙门。控词如下：

情蚁因贫外贸，遗妻谢氏在家独处。附近恶棍杜应紫欺蚁本朴，乘机敢串杜廷学、杜林保为媒，否于何时霸娶蚁妻作妾。今年六月，蚁始归家，闻知大骇，投鸣邻人袁宗贵、高举访问，蚁族莫人主婚，蚁妻族莫人知晓。相邀理说，伊等不理，亦不将蚁妻交还，且肆凶横，实属大乖风化。为此叩唤严究，以全天和。如审稍虚，愿甘倍处。伏乞大老爷台前施行。

从袁宗清的控词来看，他在外做生意，对其妻被嫁一概不知。直到6年之后归家才知被“恶棍”杜应紫“霸娶”，而且族内没有人主婚，妻族也无人知晓此事。杜应紫的诉词如下：

情蚁三辈单传，配妻乏嗣。咸丰三年有袁朝盛云伊长子宗清娶妻谢氏，夫妇不和，两愿离异。央请袁宗银、杜奇义劝蚁说娶为妾，议财礼钱十串，系宗清领去，出有手印婚书。复索，去酒水钱一千六百文，凭伊甲长袁朝均出有杜患文约，均审呈。迄今蚁妾产生一女，伊族棍徒袁宗贵并异姓高伸同宗清搕去蚁钱六百文，有袁朝体过证。过后伊等因嫌钱少，复支宗清架捏诳词，于六月十五日将蚁控案。批候唤讯查究。查伊诬蚁莫人主婚，非眼同书立婚书之袁朝均等质究，皂白难分，为此，诉恳添唤。伏乞大老爷台前施行。

根据衙门堂讯记录，杜应紫的诉词基本属实，而袁宗清的控词则多有编造。大致情形是：袁宗清是说娶谢氏为妾之事的当事人之一，且将财礼钱收去，并出有婚书；后袁宗清复索得逞，又给酒水钱1600文，凭甲长袁朝均出有杜患文约；现在谢氏生一女，袁宗清等人又搕去钱600文，但嫌钱少，将其控案。从整个过程来看，袁宗清控案的目的不是将其妻索回，而是搕索更多的钱财，这也是众多嫁后图索者的根本目的。

2．没有“三面说合”

所谓“三面说合”是指在通常情况下，嫁卖行为须有丈夫、夫家人、母家人三方的同意，否则有可能被诉之衙门。临江乡杜大和、文天伦、蒲天心等人的卖妻行为均是因未通娘家知晓，娘家不依，将其告上衙门。也有因未通夫家族人知晓而被告上衙门的。如光绪三年（1877），金兴乡樊文贵称，因同曾祖堂弟樊文志衣食不济，将妻嫁卖。但此行为未与文贵商议，不服，遂将文志胞叔樊均仁等控案。咸丰元年发生在临江乡的一起案件则是由丈夫的父亲引发。陈玉建父亲陈文星在外行医期间，陈玉建自书手印婚约，由陈玉俸、郑国俸为媒，将其妻杨氏嫁卖郑应川为妻。父亲回来后，不依，言家族侄子陈玉俸素行不法，惯于嫁卖族间妇女，串同郑国俸为媒，偷放其名主婚。言外之意，其子卖妻是被人左右的，于是将陈玉俸、郑国俸、郑应川等人一并控案。

上述两种情况占了近87.9%的比例，除此之外，也有因嫁卖钱处置不当或因嫁卖行为非本人所愿等闹上衙门的。积下乡何魏氏子何昌荣病故，遗媳郭氏不愿孀守。何魏氏便与弟何兴德等主婚，凭张闰元为媒将郭氏改嫁张志元为妻，议财礼钱20千文。但财礼被何兴德、何继德私分，何魏氏得知后不服，控案。又如前述的王玉川就是被人捆绑勒写婚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