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移民过程与社会融入
第二章 社会融合：概念、理论及国内外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我国开启了大规模、快速度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不仅是一种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方式，不仅意味着人在地理空间上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而且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展过程，意味着随城市的发展而出现的城市生活方式的不断强化（谢守红，2004）。对农民工及其子女来说，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不仅意味着地理位置上的横向移动，从业类型上的变化，同时意味着开启了向城市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以及与城市居民相适应的社会融合过程。
所谓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是指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任远、邬民乐，2006）。社会融合研究方面的理论主要源自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于国际移民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20世纪初，自工业化和城市化以来的移民的跨区域甚至跨国流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和文化问题，开始进入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视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等学科的学者，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这些多学科的研究当中，又以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形成了社会学视角和社会心理学视角的社会融合研究路径，积累了一批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对于我国开展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研究能够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本章将在辨析社会融合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视角出发介绍西方关于移民社会融合研究的理论成果，同时对国内关于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作一简要的概括和回顾，并探讨西方社会融合研究对中国相关研究的借鉴意义。
第一节 社会融合的相关概念辨析
由于移民的社会融合过程较为复杂，涉及宏观层面的社会制度、中观层面的群体关系以及微观层面的个人心理，因此，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开展研究时，提出并使用了丰富多样的与社会融合相关的概念。综合来看，主要包括：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同化或融入（Assimilation）、社会适应（Social Adaptation）、社会吸纳（Social Inclusion）与社会并入（Social Incorporation）等。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的存在明显差异，有的仅有细微的差别；有的相互重合，甚至可以通用。正因为存在含义上的复杂性，这些概念在传入我国之后，很多国内研究者没有对其进行仔细区分便加以使用，因此产生了概念上的混淆，并使得同类研究的对话变得困难。有鉴于此，在探讨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时，我们有必要首先厘定这些基本概念的意涵。
就字面意义来看，“Cohesion”有“凝聚、聚合”的意思。“Cohesion”一般用于描述某一系统内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悦中山等，2009）。因此，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指的是各社会单元，包括个人、群体、组织之间的联系或关系所处的状态（McCracken, 1998）。社会凝聚最初源于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研究，他在研究社会为什么能在不同发展阶段保持社会凝聚力时，从社会团结机制的变化推演出社会凝聚概念，并构想一个稳定的社会应该建立在集体意识、共同价值观和持续合作的基础之上（Durkheim, 1933）。迪尔凯姆对集体意识和共享价值的强调，为后来的社会融合研究提供了启发和借鉴。
相对于“Cohesion”“Integration”则是“结合、综合”的意思。它不仅能够用于描述系统内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还可以用于描述系统之外的某一群体逐渐合并到系统之内的过程（悦中山等，2009）。作为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上的专有术语，“Integration”最早由英国学者赫伯特·斯宾塞在1862年首先使用（朱前星等，2011）。斯宾塞认为，“整合”（Integration）指的是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对这些社会结构各个部分的协调和控制（黄匡时、嘎日达，2010）。在斯宾塞之后，“整合”概念被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纳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构架之中，成为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而继帕森斯之后，社会学家对社会整合概念的解释及运用，逐渐分化为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沿袭帕森斯的观点，继续将其置于宏观的社会理论体系中，从抽象的意义上予以解释和运用；一种则朝着经验研究的方向，将这一概念用来研究各种社会群体内或群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用来研究民族及种族群体的关系（黄匡时、嘎日达，2010）。由此，“Integration”获得了群体层面上“融合”的含义。
在群体层面上，与“Integration”相对应，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为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者所经常使用的概念。文化适应的经典定义来自林顿与赫斯科维茨的界定：它指的是“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Linton and Herskovits, 1936）。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早期施行的文化适应研究，一般都是集体层次的，他们探讨的通常是一个较原始的文化群体，由于与发达文化群体接触而改变其习俗、传统和价值观等文化特征的过程（张世富，1996）。在人类学家关注群体文化模式变迁的同时，心理学家也开始关注移民（Migration）对移民（Immigrant）个体和群体心理过程的影响。在心理学家看来，文化适应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及其成员在相互直接的、持续的接触中所产生的文化和心理双方面的变化过程。发生改变的可能是某一群体及其成员，也可能是接触双方（Berry, 2005）。对这两方面变化过程的考察，使得心理学家们提出了许多颇具影响的理论模式，丰富了社会融合的理论研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学家看来，移民以及流入地的主流社会群体在文化模式和心理方面的变迁，只是社会融合的一部分（Gordon, 1964; Entzinger and Biezeveld, 2003）。由于社会融合还包含了移民对于主流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等活动的参与，以及与主流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建构，因此，文化方面的适应并不意味着社会融合的成功。由此观之，社会融合是比文化适应更为综合的概念。
无论是在社会学视角的社会融合研究中，还是在心理学视角的文化适应研究中，“Assimilation”都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概念。“Assimilation”在生物学上是指生物体把从外界环境中获取的营养物质转变成自身的组成物质，并且储存能量的变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与“Integration”所具有的“描述系统之外的某一群体逐渐合并到系统之内的过程”的含义有共通之处。但是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中，与“Integration”（融合）强调群体间适应的过程和状态相比，“Assimilation”更强调适应的结果，它指移民群体在经济、文化、行为和观念方面都融进了主流社会之中，因此，“Assimilation”译为“融入”或“同化”更为合适。从移民的角度来说，对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的适应与接纳即是“融入”，这一过程是单向的；而从主流社会的角度来说，将移民吸收和接纳为本文化的一分子，即是“同化”。
与社会融合和文化适应研究关注移民与主流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不同，社会适应（Social Adaptation）和社会吸纳（Social Inclusion）分别侧重于从移民群体和主流社会群体出发来展开对移民社会融合相关问题的研究。其中，社会适应指移民与特定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达成协调关系的过程，以及这种协调关系呈现的状态（陈勃，2006）。具体而言，移民的社会适应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客观上，移民在经济（包括就业、收入与消费等）、文化（包括语言、饮食、宗教和风俗习惯等）、社会（包括与主流社会群体的关系、对各种正式社会组织的参与等）、政治（包括选举与被选举权、集会、组织政党的权利等）四大方面是否适应了新的社会生活；主观上，移民是否实现了从对流出地到流入地的认同感的转换，同时是否内化了主流社会的态度与价值观，并对在主流社会中的生活感到满意，这些方面都可以作为判断移民是否适应主流社会的重要标准（Goldlush and Richmond, 1974）。
与社会适应研究从移民群体的角度出发不同，社会吸纳（Social Inclusion）的相关研究则更关注主流社会的态度和行为。在语源上，社会吸纳是与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相伴而生的概念，它们起源于欧洲学者对社会贫困现象的关注。社会排斥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 Lenoir）提出。他在1974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受排斥者”构成了法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人（受排斥者）包括精神和身体残疾者、自杀者、老年患者、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越轨者、单亲父母、多问题家庭、边缘人、反社会的人和社会不适应者。”（Sliver, 1994）从他对“受排斥者”的界定可以看出，勒努瓦最初在使用“社会排斥”概念时，并没有把移民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别，而且，他对社会排斥的研究，也仅仅局限在贫困问题或者经济排斥领域。在此之后，随着社会排斥研究的不断推进，这一概念被广泛运用到更多的人群和更广阔的领域。布尔查特（Burchardt）等学者指出，社会排斥是个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却没有以这个社会的公民身份参与正常活动的状态。社会成员在消费、生产、政治、社会互动中的参与不足或不参与都可能被认为是社会排斥的存在（Burchardt, Grand and Piachaud, 1999）。与此相对应，社会吸纳（Social Inclusion）作为一个社会过程，“确保那些面临贫穷和社会排斥风险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以充分参与到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之中，并享有和流入地居民同等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为此，社会吸纳要确保他们有更多的参与到影响他们生活和基本权利的公共决策中去的机会”（European Council, 2004）。从这些思想可以看出，社会吸纳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含义，它更多地体现了流入地社会为改善移民与其他弱势群体所做的努力和采取的行动。目前，包括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在内的国家和地区都推出了本国（或地区）的社会吸纳工程和计划，并将其置于本国（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位置。
相对而言，社会并入（Social Incorporation）概念在社会融合研究中使用的频次较少。它的含义与社会吸纳较为类似，主要针对的是移民群体在劳动就业、文化教育、社会福利、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的融入（Hatziprokopiou, 2003）。社会并入也具有浓厚的政策意涵，它旨在通过均等的受教育机会、语言与技能培训，提升移民等弱势群体的经济竞争能力，促进移民的经济融合和社会关系融合（梁波、王海英，2010）。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是含义最为丰富，也最为综合的概念，它既具有整体或宏观层次上社会整合和社会凝聚的含义，也具有群体或中观层次上社会（群体）融合的含义；它既可以用于描述从移民群体出发的研究，也可以用于描述从主流群体出发的研究；同时在融合的方向上，它没有明确的“谁融入谁”或“谁吸纳/排斥谁”的指向。因此，从社会融合的角度来研究移民与主流社会群体的互动过程，最为适宜。
第二节 社会学视角的社会融合理论及其演化轨迹
在西方关于移民社会融合问题上百年的研究史中，形成了以社会学和心理学两大学科为主的理论研究视角。社会学视角的社会融合研究偏重于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出发，考察移民群体对主流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适应和融合，同时关注主流社会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对移民群体的影响；而心理学视角的社会融合研究则偏重于从中观和微观层次出发，考察移民群体和个人以及主流社会群体成员在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变化。相比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对于社会融合状态和结果的关注，心理学视角的研究更关注移民群体和个人的社会融合态度与行为的变化过程。
社会学视角的社会融合理论，主要为美国学者在研究本国国际移民与主流社会的融合问题时所提出。按其基本取向，可以归纳为“同化论”和“多元论”两大流派（麦格，2007）。
一 同化论
20世纪之前，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的各个国家，以及一些被贩卖到美国的非洲黑奴。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引出了人们对于“何谓美国人”问题的思考。1782年，法国裔美国学者克雷夫科尔（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在他的著作《一个美国农人的信札》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解答。克雷夫科尔说：美国人不是欧洲某一个国家或文明的后裔，而是一个“奇怪的血缘混合体”, “在这里，来自所有国家的个人融合成一个新人种”。克雷夫科尔首次提出了“熔炉论”的思想：人的生长与植物一样，受制于周围环境的影响，美利坚特殊的“气候、政治制度、宗教和工作”环境会将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移民熔制成具有同样品质和理想的人（Crevecoeur, 1782）。
克雷夫科尔的“熔炉论”思想，即是同化论的最初原型。这一“熔炉论”观点几经衍化和发展，逐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世纪末，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提出“边疆熔炉论”，肯定和发展了克雷夫科尔的思想（Turner, 1920）。1909年，犹太移民作家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在以《熔炉》（The Melting Pot）为名的剧本中，明确提出“美利坚是上帝的熔炉，一个熔炼和改造欧洲各民族的伟大熔炉”的说法（Zangwill, 1909）, “熔炉论”之说由此得以确立。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鲁比·肯尼迪（Ruby Jo Reeves Kennedy）通过对美国人婚姻状况的考察，提出了美国社会是以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三种信仰为主的“三足熔炉”论（Kennedy, 1944）。此后，乔治·斯图尔特（George R. Stewart）又提出“变形熔炉”论，认为各种背景的移民文化不仅仅熔化在了美国社会的熔炉中，而且改变了它们原有的成分，生成了一种新的美国文化（Stewart, 1954）。
虽然“熔炉论”代表理论家们的观点各有差异，但“熔炉论”的核心是追求美国民族在传统方面的一致性，也就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主的美国化。在“熔炉论”的口号指导下，美国化运动要求来自东南欧国家的移民“完全、彻底地忘却与出生国之间的一切义务和联系”（Berkson, 1920），无条件地接受主流文化（王希，2000）。因此，“熔炉论”是同化论的一种具体表现，而“同化论”则是“熔炉论”的普遍性表达。
在“同化论”看来，移民群体总是位于从完全的原有文化到完全的主流文化这样一个连续体的某一点上，并且这些个体最终将到达完全的主流文化这一点。也就是说，对于新到一个文化环境的个体来说，其社会融合的最后结果必然是被主流文化所同化。同时，个体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越多，原来民族文化对他的影响就相应越少（余伟、郑钢，2005）。
除了完全的同化之外，经典的同化理论家还注意到迁移带来一种边缘化或边缘状态，使得一个社会群体中出现局内人和局外人两种人群，同时产生所谓“文化混血儿”（Cultural Hybrid）。这种人具有两种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他们不愿意与自己的过去和传统决裂（即使在被允许的情况下），但是由于种族偏见等原因，又不为落脚的新社会所完全接纳，由此成为“边缘人”（Marginal Man）（Park, 1928）。帕克特别注意到边缘化使人产生心理冲突、分裂的自我和无所依归的效果，他认为“边缘人”最终会抛弃“旧我”（旧的生活方式），最终融合到主流社会之中。他提出递进的、不可逆转的种族关系周期理论，认为两个族群经历接触、竞争、适应（Accommodation）的过程，最后必然走向同化（Assimilation），这一方向不会改变，也不会颠倒过来（Park, 1950）。与帕克的观点相类似，沃纳（Warner）与斯罗尔（Srole）提出了“直线型融入”（Straight Line Assimilation）这一重要概念。他们认为，移民对主流社会的融入会经历许多步骤，不同的移民群体，对主流社会适应的速度会有所差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最终会融入主流群体之中（Warner and Srole, 1945）。
同化论的代表性人物米尔顿·戈登（Milton Gordon）为这种不可逆转的同化过程描绘了详细的路径图。他提出了测度族群同化程度的七个变量（Gordon, 1964）: ①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指移民对主流社会文化和行为模式的融入；②社会结构同化（Structural Assimilation），指的是族群间建立起大规模的基层群体关系，即一个族群进入另一个族群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的程度；③族际通婚；④身份认同的同化（Identificational Assimilation），指的是人们的族群意识和族群性的变迁情况；⑤内心接纳性同化或歧视态度的消失；⑥行为接纳同化或歧视行为的消除；⑦公民同化或价值观念与权力冲突的消失（杨凤岗，2008；马雪峰，2007）。不同的移民处在这七种各异的同化状态阶段，但最终将指向与主流群体的完全融合。戈登的同化理论提出了社会融合包含文化融合、社会（关系）融合与心理融合等三个方面，并指出三者之间存在递进关系，这对此后的社会融合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二 多元论
虽然同化理论可能恰如其分地解释了早期欧洲移民的社会融合经历，但它自提出初始就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1915年，犹太裔美国学者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撰文指出，个人与族群的关系取决于祖先、血缘和家族关系，是不可分割、不可改变的。美国的民主也不是某一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绝对统治，而应该是各族群的民主。1924年，卡伦进一步提出“文化多元论”，他认为，在民主社会的框架内保持各族群的文化，将使美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李明欢，2000；王希，2000）。
在现实层面，随着1965年美国新《移民法》的颁布，以及大量黑人、亚裔和拉丁美洲混血的新移民的到来，文化多样性的增长，旧有的同化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代美国移民的社会融合经历（Portes and Rumbaut, 2001）。因此，在一元的同化理论模式之后，学者们发展出了多元的社会融合理论模式（LaFromboise, Coleman and Gerton, 1993; Phinney, 1990, 1991）。
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家内森·格雷泽（Nathan Glazer）和丹尼尔·莫尼汉（Daniel P. Moynihan）通过对纽约市的黑人、波多黎各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等五个族群的调查研究，出版了具有较大影响的《在熔炉之外》一书，对“熔炉论”提出了批评。他们发现，移民并没有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在美国这个“上帝的熔炉”中炼成全新的美利坚人，与此相反的是，这些少数族裔保留了来源地的传统和习惯，游离于“大熔炉”之外，具有强烈的族群意识（Glazer and Moynihan, 1963）。
对“直线型融入”的批判则来自甘斯（Herbert J. Gans）。他认为“直线型融入”理论忽略了移民的主体性。他提出“曲线型融合”（Bumpy Line theory）的研究范式，认为移民特别是二代及二代以后的移民会根据社会环境的变迁发展出多元的社会适应方式，因此，向着主流社会适应的“路线”可能是曲折的，而并非简单地、完全到达主流文化这一终点（Gans, 1992）。
波特斯（Portes）和周敏也注意到了移民族群的主体性，以及不同少数族裔社会融合的多元化，由此提出了在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多向分层同化理论（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ory）（Portes and Zhou, 1993）。这一理论强调社会结构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提出同化的原因不仅与移民族群内在的文化有关，还与族裔社区的社会经济资源和主流社会的社会分层与政策取向紧密相关。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美国的新移民表现出了几种截然不同的融合模式。
一种模式是重复历史悠久的与白人中产阶级文化同化并与之融合的老路；第二种模式则与之完全相反，它直接导致永久的贫穷并与下层阶级同化；而第三种模式是在经济地位迅速提升的同时，刻意保持移民社区的价值观念与紧密团结（Portes and Zhou, 1993）。
翁爱华曾通过对亚裔移民同化的研究形象地将前两条道路称为“变白”（Whitening）与“变黑”（Blackening）的过程（Ong, 1996）。在“黑”与“白”的对立之外，波特斯和周敏指出，移民还可以认同于本民族的亚群体。这种多元融合的视角，不仅推进了社会融合的理论研究，而且较好地解释了美国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现实。
波特斯等人对于族裔社区社会经济资源和主流社会的政策取向的重视，对于后来的社会融合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民族社会经济聚集区理论的提出者，以及社会资本理论的重要推动者，波特斯认为，在民族成员的社会流动和获取地位方面，民族经济和民族社会网络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通过对美国迈阿密市的古巴移民聚集区的经验研究，发现聚集区内的共同民族文化基础、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团结精神，既帮助了民族企业家，也帮助了移民工人摆脱大社会中的各种诸如种族歧视等不利因素的干扰，排除各种障碍，更好地适应移民生活，并获得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从而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Portes and Jensen, 1989）。而周敏对美国纽约唐人街华人的研究，也支持了上述观点（周敏，1995）。因此，波特斯等人相信，对于移民二代，跳出“变白”与“变黑”的二元选择，“有选择的文化适应，即在学习美国行为方式的同时不断强化与民族社区的感情联系”，可能有益于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Portes and Zhou, 1993; Portes and Rumbaut, 1996）。这实际上是肯定了社会资本在促进移民社会融合方面的重要作用，为社会融合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法和视角。
同时，主流社会的政策取向也越来越受到当代研究者的重视。从米尔顿·戈登对于结构同化的强调即可以看出，主体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会对移民的社会融入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这些制度安排的影响下，虽然移民具有主体性，有着一定程度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性的移民融合政策或制度仍然是影响移民融入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当代强调反对社会排斥，提倡社会吸纳的现实社会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主流社会的社会政策，并且从移民与主流社会相互作用和相互适应的视角来开展社会融合研究，将社会融合研究推进到了更为完善和深入的状态（Spoonley et al., 2005; Entzinger and Biezeveld, 2003）。
第三节 社会心理学视角的社会融合理论及其演化轨迹
相比于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心理学视角的社会融合研究更关注移民群体和个人以及主流社会群体成员在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变化，侧重于中观和微观层次的态度与行为研究，以“文化适应”意义上的研究为多。20世纪60年代以来，同化论在受到社会学家质疑的同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的挑战。针对同化论单维度、直线型的融入观点，一些心理学家相继提出了双维度和多维度的理论模型，并且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
双维度模型以贝瑞（Berry）发展出来的移民的文化适应模式为代表。贝瑞认为文化适应包括群体和个体两个层面。群体层面的文化适应包括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以及文化习俗的改变，而个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包括认同、价值观、态度和行为能力的改变，即个体所经历的心理变化以及对新环境的最终适应（张劲梅，2008）。贝瑞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自己原来所在群体和现在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态度（Orientation）来对文化适应策略进行区分，他提出的两个维度分别是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以及和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他认为这两个维度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对某种文化的高认同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文化的认同就低。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在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贝瑞区分出了四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隔离（Sepa 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Berry, 1980；余伟、郑钢，2005）。
如表1所示，当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既重视保持原有文化，也注重与主流群体进行日常交往、建立关系时，他们所采用的策略就是“整合”；当个体不愿意保持他们原来的文化认同，有意识地拒绝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专注于适应主流社会的文化环境时，他们所使用的策略就是“同化”；当个体重视自己的原有文化认同、价值和特质，有意识地避免和主流社会的人接触时，就出现了“隔离”；最后，当个体既不保持原来文化，也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时，这时的文化适应策略就是“边缘化”（Berry, 2002；吴若瑄，2005）。
表1 Berry的文化适应双维度理论模型
Berry的文化适应双维度理论模型指出在同化之外，个体还有保持原来文化的可能性存在，这是对同化理论单维度、单方向观点的有益推进。但它仍然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如鲍里斯等人指出（Bourhis et al., 1997），二维模型的缺陷在于没有重视主流社会对移民文化适应取向的态度，因为实际上，国家或主流群体采取的一些整合政策对移民群体成员的文化适应取向具有重要影响。在意识到这一缺陷之后，贝瑞在原有理论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主流文化群体对非主流群体成员文化适应的影响（Berry et al., 2002; Berry, 2003）。主流群体成员对非主流群体的文化适应过程表现出四种态度：多元文化主义，熔炉主义，隔离和排斥。当主流群体要求非主流群体采取同化策略时，称为“熔炉主义”（Melting Pot），当主流群体对非主流群体强加分离策略时，称为“隔离”（Segregation），强加边缘化策略时称为“排斥”（Exclusion），而整合策略的取向称为“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张劲梅，2008）。
在贝瑞提出文化适应的多维度模型之后，又有许多学者发展和丰富了这种多元论思想。拉弗朗布瓦斯等人在详细的文献回顾基础上（LaFromboise, Coleman, and Gerton, 1993），提出了五种基本的文化适应模式：同化（Assimilation），涵化（Acculturation），互协（Alternation），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熔合（Fusion）。每一种模式强调了个人文化适应的不同结果之间的细微差异。同化即是指少数族裔完全抛弃原初文化，成为主流群体中的完整成员；涵化与同化相似，意指少数族裔接受了主流文化，但同时却被他人（特别是主流群体）指认为少数族群中的一员，并受制于本民族的劣势地位，无法摆脱原初文化的困扰；“互协”模式，指个体明确觉知并认同两种不同的文化。对个体而言，原初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没有高下之分，不必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二者的关系也是协调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对“互协”模式的发展，意指各种文化整合于多元文化的框架之中，共同而不是独立地发挥功用；熔合模式与“熔炉”论的假设相类似，此种模式认为共存于一种经济、政治和地理空间的诸种文化，将会熔合为一种新的共通文化（Common Culture），这种共通文化不同于构成它的任何一种族群文化（Zhang, 2005）。
拉弗朗布瓦斯等人关于文化适应模式的类型学打破了之前传统同化理论的同质性，他们认为这五种模式涵盖了个体文化适应所有可能出现的不同结果。但是拉弗朗布瓦斯等人只注意到了社会结构的视角，而忽略了个体的能动性和态度；而贝瑞则从个体的选择与社会的结构二者之间的互动的视角来看待文化适应的结果，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Zhang, 2005）。
基于移民与主流社会相互作用和相互适应的视角，鲍里斯等人提出了更为复杂的文化适应的多维模型——“交互性文化适应模型”（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Bourhis et al., 1997）。鲍里斯等人认为，从移民群体的角度来看，移民可以采用的文化适应策略包括整合、同化、隔离、边缘化以及个人主义策略等五种；而从主流群体成员的角度来看，根据主流群体成员对于“是否可以接受移民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及“是否接受移民采用主流群体的文化”两个问题的态度组合，主流群体成员也表现出五种文化适应策略：整合、同化、隔离、排斥和个人主义。移民群体成员与主流群体成员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两两交互，理论上产生了25种互动关系。只有在主流群体成员和移民均采取整合、同化，或者个人主义三种文化适应取向时，才会形成“和谐的”（Consensual）群际关系。而在剩余的22种互动模式中，会形成“有问题的”（Problematic）和“冲突的”（Conflictual）两种群际关系，给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影响（Bourhis et al., 1997）。
鲍里斯等人提出的交互性文化适应模型不仅观照到了作为行动者的移民的主观能动性，而且注意到了流入地的公共制度与政策和主流社会成员的态度对移民文化适应的影响，同时还探讨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结果，较为全面地剖析了文化适应的过程与状态，并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验证（Zagefka and Brown, 2002; Barrette et al., 2004; Bourhis and Dayan, 2004）。这种把文化适应看作一种动态的、互动的过程的视角，对于我们开展社会融合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对比（社会）心理学视角的社会融合研究和社会学视角的社会融合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两种学科除了在研究层次上各有侧重之外，都已经开始重视移民的能动性和主流社会的制度与政策，以及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对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这种殊途同归式的研究进路，无疑将大大促进跨学科研究的对话与交流，把社会融合研究推向更为深入的层次。
从前文的介绍可以看出，西方对社会融合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多学科、多元化、多视角并存的状态。这些丰富的理论研究能够为国内开展社会融合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在理论模式上，多元论是对同化论的发展和超越，但这并不意味着同化论已经过时（Alba and Nee, 1997, 2003），对于中国的农民工群体来说，情形更是如此。由于我国的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之间并不存在文化上的显著差异，因此，同化理论对于我国的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现实可能更具解释力，同化论方面的相关研究能够为我国的研究提供直接的借鉴和参考。
在社会融合的结构方面，西方研究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合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诸多方面，直接为我国的社会融合理论研究建立了分析框架；而在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方面，除了传统对移民个体人力资本的关注，西方当代的社会融合研究对于移民社会资本和主流社会的制度与政策的重视，无论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对我国极具启发意义；而在研究视角上，既重视从移民的角度出发考察移民社会融合的态度与行为，又重视从流入地的角度出发考察公共制度与政策和主流社会成员的态度对移民文化适应的影响，以及关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结果，能帮助我们对移民的社会融合有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第四节 社会融合的国内研究评述
相对于西方关于移民社会融合研究的大量文献，我国关于移民的社会融合研究还比较少，且主要集中在针对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群体开展的研究。目前国内社会融合研究的一个焦点是讨论农民工群体社会融合的结构。在此方面，田凯和朱力提出了“城市适应说”（田凯，1995；朱力，2002）。他们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四个层面的适应，其中经济层面的适应是城市适应的基础，其次是社会层面的生活方式适应，最后是文化上的认同和心理上的归属；马西恒等人提出了“新二元关系说”（马西恒、童星，2008），认为新移民与城市社区的“二元关系”从相互隔离、排斥和对立转向一种理性、兼容、合作的“新二元关系”。其间需要经历“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同质认同”三个阶段；风笑天通过对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的研究，提出移民的社会适应是从日常生活领域开始的，社会融合应该从家庭经济、生产劳动、与当地居民的关系、社区认同等维度来分析（风笑天，2004）。张文宏、雷开春通过对上海市白领新移民的研究，认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包含心理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四个方面，四个层面的融合程度呈依次递减趋势，即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程度较高，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程度较低（张文宏、雷开春，2008）。杨菊华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至少包括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等四个维度。四个维度之间存在递进关系，其中身份认同“是社会融入的最高境界”（杨菊华，2009）。悦中山等人在综合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包括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三个维度，其中社会经济融合是方向无涉的，而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则具有双向性（悦中山，2012）。李培林和田丰的研究则表明，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李培林、田丰，2012）。
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也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以户籍制度为主的宏观制度排斥，极大地阻碍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任远、邬民乐，2006；任远、乔楠，2010；易善策，2007）；而流入地居民偏见性的行为和观念，也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产生了负面影响（李强，1995；朱力，2002；郭星华、杨杰丽，2005）；在农民工经济社会地位的获得，以及对城市社会的融入方面，社会资本则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彭庆恩，1996；赵延东、王奋宇，2002；任远、乔楠，2010）。当然，个人的人力资本，也会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产生显著的影响（任远、乔楠，2010；李培林、田丰，2012）。
在研究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的同时，近年来学者们对流动少年儿童特别是农民工子女的城市社会融合也进行了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1）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的现状。研究者主要从城市认同和社会关系两个角度出发来加以探讨。研究表明，农民工子女大多维持农村身份认同，但也有部分农民工子女产生了城市身份认同。还有一部分人出现了模糊性甚至冲突性的身份认同（史柏年等，2005；史秋霞、王毅杰，2009）。大部分农民工子女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史柏年等，2005；王毅杰、梁子浪，2007；王毅杰、刘海健，2008）。在与市民形成的社会关系方面，研究认为，市民对农民工子女存在偏见和歧视（王毅杰等，2009），农民工子女群体的总体城市适应状况较差，他们与流入地同龄人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仍然是城市的边缘人，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中去（周皓、章宁，2003；郭良春等，2005；王毅杰、梁子浪，2007；吴新慧，2007）。
（2）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分别从社会、家庭、学校和个人层面的一些因素入手，论证了社会制度、文化差异、家庭特征、就读学校类型及农民工子女的性别、年龄、流入时间等对其社会融合产生的影响（韩嘉玲，2001；周皓、章宁，2003；雷有光，2004；柯锐，2007；吴新慧、刘成斌，2007；何雪松等，2008；崔丽娟等，2009；王静洁、石晶，2009）。研究者普遍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城市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排斥（雷有光，2004；任云霞，2006）。
总的来看，目前国内关于农民工及其子女城市社会融合的研究数量并不多，虽然研究者已经开始借鉴西方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国内开展研究，但是规范、深入的研究还并不多见，也还没有形成有影响的理论。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和分析也主要集中在个体层次，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是以个体层次的案例和变量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样本分布主要集中在少数地区或者单一城市，全国范围内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还极为少见（李培林、田丰，2012）。同时，大多数的研究，要么只注意到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社会融合现状；要么只注意到城市社会对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限制和排斥，忽略了从二者互动的视角来审视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社会融合取向和城市社会的融合取向之间的关系，因此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难以形成完整而深入的认识。这些都是将来开展国内的社会融合研究应该注意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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