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买办制度是资本主义掠夺殖民地的产物。日本、印度和南洋各国都存在过这种制度。在中国，买办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开始形成的一个特殊阶级。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于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的人民大众。”

当资本主义列强处在自由竞争时期，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以商品输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侵略者利用多次发动侵略战争所攫取的特权，倾销商品和搜括原料，并非法地设立银行和经营航运业、加工工业。

19世纪最后30年，当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强烈的对外侵略就日益注重资本输出。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和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正是适应于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要求。从此以后，中国除了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倾销的市场以外，又成了国际资本的投资场所。

当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方式，还限于推销工业制造品、搜括农产原料时，他们如果不借助于买办，是完全无力进行掠夺的。当外国资本在中国设银行、开矿山、行轮船、办工厂，进行更直接的掠夺时，同样也少不了买办。据海关册记载：1890～1913年这二十多年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约由两亿一千多万关两增至九亿七千多万关两，而同时期，中国一切通商口岸的全部外籍商行数最高还不足四千家，各种外籍人员总数不过十六万多人。这么几家外籍商行完全不可能和中国人民进行直接交易到如此庞大的数字。所以洋货在既到通商口岸之后，土货在未到通商口岸之前，自两亿一千多万至九亿七千多万两的贸易额全部必须经过买办之手。

买办，这个名称，鸦片战争前虽已存在，但它和近代意义上的买办，是迥然不同的。鸦片战争前，他们是清政府管理来华外商的人员。他们和外国资本的关系，和后来刚好相反，是控制外商，而不是为外商所控制。

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规定：“无论其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从此外国商人可以自由选择买办，控制买办，买办也就成为外国资本在华利益的代理人。

买办以抽取经纪费用为利润，是永远只会赢利不会破产的。经过几十年的生长，买办显然已成为一个人数众多而又资力雄厚的显赫阶级了。

这个阶级的存在，是人人都会观察到的；这个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之雄厚，也是众所公认的。当时人这样说：“沪埠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惟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丝茶是当时中国出口贸易中两宗主要的商品，像在福州、南台经营丝茶的“其买办多广东人，自道咸以来，操其术者，皆起家巨万”。但是，由于他们隐蔽身份，耻言买办，讳言他们的生财之道，所以人们很难捉摸其势力，涉及买办的若干统计和记载，也不免是挂一漏万极不完全的。

关于买办的收入，严中平同志根据海关册，曾作过如下估计：“1890～1913年，对外贸易总值共计12491969000关两，从低估计经纪费用，以5%计算，二十四年里，全国买办阶级共获利润达六亿二千多万关两之多。”实际上，这个数字远不是买办阶级所得财富的全部。第一，这个数字仅仅包括24年，而买办制度，从其产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第二，这个贸易总值，是指通过海关的所谓合法贸易而言，大批走私并没有计算在内，也无从计算；第三，那些在中国境内，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就地制造就地销售的直接投资，也没有包括进去。如果估计到上述因素，那么买办的积累定是比六亿二千多万要大得多的一个数字。

因此，当中国开始发展大机器工业时，买办投资的大量出现，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买办不独拥有创办现代工厂企业所必需的大量资金，并且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须具备的某些“洋务”知识，以及同洋人外国的种种固有联系。这正是—切官僚、地主、高利贷者等土财主纵使花费巨金也是无从购买的。因此，当地主、官僚、高利贷者都同样握有巨额货币财富，甚至像地主显然比买办积累更多的情况下，首先投资于近代机器工业，并在投资中占着显著优势的，是买办阶级而不是地主或其他阶级。

正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办工业必须和洋人洋货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买办无疑也就身价百倍。这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方面表现在，买办阶级本身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优先将财富转化为资本。这可以由买办投资规模之庞大中得到证实。上面提到的那几十个企业创办人或投资人中，投资规模最大者，恰恰就是两个买办，即祝大椿和朱志尧。祝大椿是怡和洋行和上海电气电车公司的买办，创办和投资的企业有：上海源昌碾米厂、上海华兴面粉厂、上海源昌缫丝厂、上海龙章造纸厂、上海怡和源机器打包厂、苏州振兴电灯厂、无锡源康缫丝厂、上海公益纱厂、无锡惠元面粉厂、扬州振扬电灯厂。此外，轮船运输业、上海房地产、榨油业和中国银行，都有他的资本。朱志尧是东方汇理银行的买办，创办和投资的企业有：上海大德榨油厂、上海同昌榨油厂、上海求新机器厂，上海大达轮船公司、北京溥利呢革厂、上海同昌纱厂、上海申大面粉厂、大通轮船公司，以及中西书屋等企业。

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买办又成为办厂各色人物所共同依靠的势力。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者，首推棉纺织工业。它的最早的一个大型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设立过程，可以作为上述看法的一个实例。

上海机器织布局最先是由一个姓彭名汝崇的候补道于1878年呈请开设的。1878年10月5日，彭汝崇给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和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上过一个禀帖，请求李、沈两人准他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其后不久，彭又特别到天津去面谒李鸿章，并再上禀帖，说明设厂计划。彭汝崇的设厂计划表明，他是懂得不少资本主义新鲜事物的，也说明他和上海的英国商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他购买机器是和“经手并作保”的洋行订有合同的，当机器在英国制造时，就有“我们在英国的代表派人”去监视制造，以防偷工减料；各套机器都是“最新式、最灵巧、最坚固、最合用的”，又英国工匠五人，负责教习中国工人技艺，订有合同。关于彭汝崇的出身，我们了解得还不详细，只知道他1878年和1879年先后任四川候补道和湖北候补道。根据彭的禀帖和建厂计划，严中平同志推测“这彭某大约和上海英国商人很有关系，很可能是一个买办，候补道的头衔是纳捐买来的”。我们认为这个推测是很近情理，可以相信的。至于这个买办既然已经备足资本，也有机器设备和技师，为何还需两次上书李鸿章和沈葆桢，再三陈诉“未经皇上恩准，不有官委经理，则尽责无权，尽心无保障”，我们认为，这只能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谁要创办工厂，不仅和洋货洋人必须有关系，和封建政权也不得不有关系。

李鸿章等十分欣赏彭汝崇的建厂计划，并立即委派代表去经理这个工厂。这个被委派的代表就是名噪一时的洋务通——买办郑观应。经过长期的准备，直至1880年，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才上书清政府，提出“试办机器织布局”的主张。在同一封奏折里，李鸿章还给织布局委派了六个经理人员，分别是三品衔候选道郑观应、三品衔江苏补用道龚寿图、翰林院编修戴恒、郎中蔡鸿仪、主事经元善、道员李培松。他们虽然都带有官衔，但这些官衔多半是捐买的，他们的本来身份是形形色色的，龚乃“八闽殷臣”，李“久业盐鹾”，蔡“业宏沪、甬”, “均当今之巨室”，郑、经“久居沪上，熟谙洋务商情”。这些人同样都拥有巨额财富，都是机器织布局的投资人。然而，被李鸿章委派来经理织布局商务的，既不是现任官僚、世宦家族，也不是盐商大贾，而偏偏又是“久已获得中外各方信任”的洋行买办郑观应。

从彭汝崇到郑观应，这一设厂经过说明，洋务派大官僚李鸿章奏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动议是继轮船招商局之后，又一次起因于买办的推动、支持和实际经理。

至于商人、钱庄主等依靠买办者也不乏其人。例如，后来号称为“面粉大王”、“纺织大王”的三新集团的荣氏家族，也同样经历过这条道路。当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由广生钱庄和厘金局做官积累起一部分货币财富，拟投资新式工业并为此而四处奔走觅求经验时，回答他们的是“洋人关照，到此为止”, “从不允参观”。后来终于通过瑞生洋行的买办，才获得一些比较详细的情况。而三新集团的第一个工业企业——茂新面粉厂的前身保兴自此才获得进行机器生产的可能条件。不仅如此，在资金上，三新集团也未能摆脱买办的渗入。1903年设立的无锡茂新面粉厂的股东包括：茂生洋行买办张石君、鸿源买办荣瑞馨、怡和买办祝大椿；1905年设立的无锡振新纺织厂的股东中也有买办，即张石君、荣瑞馨和怡和买办叶慎斋。

大买办阶级的财产一夜簇生起来的暴发过程，还可以从买办阶级的个别分子的暴发史中得到生动的写照。

关于买办起家的历史，我们只是对徐润、郑观应，叶澄衷等少数人的事迹知道得比较详细，因此暂以这几人的历史，当做研究的典型。

徐润，广东香山人，因“家綦贫”，其伯叔辈先后都“弃儒贾于沪，为英商必里土所引重，业丝茶，名满中外”。徐润本人，十五岁（1852）即随其叔父离澳赴沪。不久，亦“弃书入贾”，进宝顺洋行当学徒。在这里有一点特别值得指出，宝顺洋行就是英商的“Dent & Co. ”，又译颠地洋行。宝顺和怡和洋行乃是当时最大的两家鸦片公司，后来投资新式企业的许多买办都和这两家公司有关系，例如，唐廷枢、祝大椿、吴群林等都是出身怡和；徐润、郑观应出身宝顺。这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在整个19世纪，进口货最大宗的是鸦片和棉制品，在70年代以前，鸦片地位尤高。在当时也只有鸦片这一行最能赚大钱，棉制品还在可赚可赔之间，丝茶出口在70年代前还可以，70年代起就走下坡路了。由此可以推测，早期的一批买办的发家之快，是和他们干鸦片勾当分不开的。中国资本原始积累和鸦片“贸易”的联系，同贩卖黑奴又有什么差别呢？这就突出地表明中国民族资本原始积累的暴力掠夺的本质。

徐润“兢兢二十年所经理”的事业，也就是这些“富甲于王侯”的洋行的事业。

徐润刚进洋行时，月薪不过10元，但由于“经理”这家洋行生意的结果，早在1869年，便开始有了“积蓄”，并“与曾寄圃师、芸轩兄三人合开绍祥字号，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

1861年，徐润即跃居副买办的职位。“总行中华人头目”，独揽行中一切事务。每月收入仅薪水就“400另贴80两”，其他各项佣金更是无法计算。其积累之迅速，可由他所设商号之多中得到证明。他先后设立有：润立生、福德泉、永茂合祥记、宝源丝茶土号，顺兴、川汉等行栈以及钱庄、网庄，布号数处。经营的货品，正是各洋行出口的农产、土特产，其中以茶、丝、烟叶、皮油、白蜡、黄白麻、各种桐油为大宗。直至1868年以前，徐氏主要是充当买办职务，同时又分身经营买办商业。他一面以买办商人的身份出卖农产品和农产原料给洋行，通过贱买贵卖的手段获取商业利润；一面又以买办身份来媒介这批生意并从中获取“手续费”。

1868年，徐润正式离开宝顺洋行，自立宝顺祥茶栈。这标志着徐润积累的进一步扩大。然而他致富的途径并未改变，仍旧依附于帝国主义，并从帝国主义掠夺中分取一部分赃物。

1873年，他以积累的一部分，投资于中国最早出现的一个较大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交通运输企业——轮船招商局。此后又陆续投资于矿业、棉纺织、缫丝、造纸、垦牧以及保险和房地产事业。其投资规模之大，插足行业之广，恐怕也是当时沪地巨室中名列前茅的人物。据他自己在《自叙年谱》中说：“所置之业，造房收租中外市房五千八百八十八间，月收二万余金（本系拨作宝源祥房产公司）另置地三千余亩，和字号、当铺附股者八家。商局（轮船招商局）股四十八万，开平（煤矿）股十五万，仁和（水险公司）十万，济和（水火险公司）五万，贵池（煤矿）十万，三山银矿六万，平原铜矿六万，金州（煤矿）五万，缧丝二万五千，织布五万，塘沽耕局三万，造纸局二万，玻璃公司三万，香港利远糖局三万，牛奶公司三万，宜昌鹤峰州铜矿一万，统计不下百二三十万，另搭钱庄股本并外国股分不计数。”此外如同文书局（影印古版书籍）等企业尚未列入。

诚然，徐氏的投资，除矿业外，较大的去向是房地产。不过这也是出自他的洋人上司——宝顺洋行的大班韦伯氏的指示。他自己说：“韦伯氏同治二年职满回国，临别赠言，与新大班希里甸同一宗旨，均谓上海市面此后必大，如扬子江路至十六铺地场最妙。此外则南京、河南、福州、四川等路可以接通新老北门，直北至美租界各段地基，尽可有一文置一文。”而徐润正是按照他的洋上司之嘱，所置房屋遍布外滩四马路直至十六铺一带。

如果再看一看徐润这一数十口之家的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就更能说明买办阶级之富有程度。1905年一西方女记者曾对徐氏家族的生活方式作过一番描述。根据这个描述，其住宅、设备之富丽堂皇，恐怕也不逊于当时的皇室贵族，就连这位资产阶级女士也感到“入其室一若别有天地，恍惚在梦之中”。她说，“经往通屋看过，房间如此之多，且大，自己亦不知在屋内何处”, “与所闻东方人家大相悬殊”，就连他们西方资产阶级也“不能日日得有此”享受。她还说徐“五公子现在岳士佛学习政治法律科”, “四公子曾往美国游学”, “女公子与媳妇”对于英语“均能娓娓应对”, “且绝无半点可厌之洋泾浜英语”, “四位小孙亦学习英华文字，谓俟其长成，拟送英国读书”。不难看出徐氏一家生活方式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色彩是多么浓厚、多么明显。这—切堂皇装饰和洋化生活，不正是徐润多年来从事买办和买办商业活动的结果吗？

郑观应，广东香山人，大约出身于一个相当大的地主家庭。十七岁（1858）即离乡赴沪，并“弃举事，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据1899年他自己所说，他“总理宝顺及太古轮船公司事务，嗣又与洋人创办公正轮船公司及各国搅载行”凡“三十余载”。这就是说，充当了三十多年买办和买办商人。宝顺洋行毋须再作介绍，英商太古轮船公司，乃是继美资旗昌之后，创办于1967年，在旗昌被中国轮船招商局收买之后，它和英商怡和轮船公司，成为霸占中国沿海沿江航运的两个最大垄断组织。郑观应长久地经理这两家洋行生意，从中赚得了相当雄厚的资财，并因此同外国商人建立了多种联系。凭着拥有巨额资财，他在1869年、1870年、1878年先后三次捐买官衔，由员外郎而郎中。尽管官衔并不一定代表实际官职，但这足以表明买办和封建统治政权的联系。郑观应正是凭借这些资财和买办出身而身价百倍的。1869年后成为当时封建统治头目里热衷洋务的人争相罗致的红人，和各地近代工矿企业创办者争相斡洽的股东对象。郑观应总计先后给北洋大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左宗棠、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盛宣怀、兵部尚书彭玉麟等经办过上海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粤沪电线、上海汉口电线、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铁路公司、江西萍乡和安徽宣城煤矿、吉林三姓矿务局、粤汉铁路。他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已知的有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福建南太武山煤矿、锦州煤矿公司、烟台采矿公司、缫丝公司、三姓金矿公司、平泉金矿公司、建平金矿公司、玻璃公司、同文书局、上海牛奶公司等。

必须补充说明一个事实，即上面所指买办，特指那些投身洋行，直接受资本主义的豢养，直接从外国资本的商行、银行、轮船公司、工业企业对中国人民的掠夺中，分取一杯残羹剩饭的具有正式买办身份的人而言。此外，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性贸易的扩大，一个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和搜刮农产品服务的买办商业剥削网，星罗棋布于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

资本主义倾销到中国的货品，从衣食到零星杂物，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虽有庞大的销售机构，但这些商品主要还是通过一套完整的买办体系经过中国商人而倾销到全国或贩运出口的。例如，为了推销外国进口的洋货呢羽等商品，还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广州就有不少商人“唯利是图”，一时“开设洋货店者，纷纷不绝”，仅在回文街等处即达二百余家之多。又如厦门，在1848年开埠后不到一年中，即有何厝乡、卓崎等地商人，争附洋人，开设行店，专同外国商人买卖，并勾串走私。其他各地“因与外人通市而暴起致资财者，不一而足”。

这些商人，也是在外资的孵育之下而暴发起来的，他们剥削的主要手段是依靠辗转贩卖外国商品而从中牟利。虽则名义上不是买办，实质上却与买办无异。不难看出，这类资本家，其资本和买办的资本出于同源。上面提到的叶澄衷，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

《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记述叶澄衷的事迹如下：“叶氏名成忠，字澄衷。先世居浙东之慈溪县，后迁镇海沈郎桥，遂家居焉。父名志禹，世为甿之邱氓，后因成忠，三世皆邀追赠荣禄大夫。成忠生六岁而孤，母洪氏，抚诸幼弱，居一椽蓬屋，刻苦仅以自给。成忠九岁始就学，未几仍以家贫故，从母兄耕。年十一，就佣邻里，居三年……欲从乡人往上海，临行无资斧，母乃指田中秋禾为抵，始得成行。”1853年至上海，“经人介绍入法租界某杂货商店为店员”，不久即辞去。“至时海禁大开，帆船轮舶，麇集于沪渎。成忠自黎明至暮，掉一扁舟，往来江中，就番舶以贸有无。外人见其诚笃敦谨，亦乐与交易，故常获利独厚。同治元年（1862）始设肆于虹口，乃迎母就养。”同年又迁至苏州河畔的上海的“百老汇”区，“初，肆规甚微，数年间，肆业日益扩大，乃推广分肆，殆偏通商各埠”。19世纪80年代开始投资新式工业。最早是继商人黄佐卿创办上海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之后，在闸北创办纶华丝厂; 1890年创办上海燮昌火柴厂（该厂资本200000元，工人1080人），此乃当时沪地最大之火柴厂; 1896年投资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1897年投资汉口燮昌火柴厂，为该厂最大股东; 1898年投资徐杰淦创办的福建南太武山煤矿，资本五万元。

1899年他死去的那一年，有人估计其家资达到800万两之多。不能说不富有了。

上述事实表明，叶澄衷虽然于早年曾一度“佣于邻里”和充当“杂货店店员”，然而他并非学徒出身，他在投资工业之前，其主要经历乃是由一个棹一扁舟与外国船只进行买卖的小洋货贩发展成一个设肆于各通商大埠的巨商，并由这些活动中赚得了相当雄厚的资财，从而投资于工业的。由此可见，叶澄衷投资工业的资金，无疑是来源于经营买办商业所赚得之商业利润。

当时人说买办“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 “为洋务者无不起家巨亿”，徐润、郑观应、叶澄衷等人的发家史表明这一结论是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的。而早期工业资本中来源于买办者又那样多，就更加证实这一结论是带有极大普遍性的。

马克思说：“工业资本家，不是像租地农场主那样逐渐的方法发生的。”在中国，以买办为代表的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正是这样，其积累是异常迅速的。如果说在英国，是因为15世纪末叶各种大发现所造出的新世界市场的商业要求，那么在中国，则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的猛烈破坏，刺激和促进了中国原始资本跳跃式地积累起来。一句话，外国资本侵入中国的过程，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过程，也就是中国民族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