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料繁多对史学的影响

面对数量如此庞大，各项编目工作严重滞后，规模不断扩张，系统无法把握的史料状态，研究者的确很难做到心中有数。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史料繁多，目录不全，学人反而不注意由目录入手，把握整体，探察系统。不要说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态度认识学术的渊源流变，作为索引的功能也未予以足够重视。近年来接触各校研究生，不少人博士毕业，还不知道多种目录书的存在，更谈不上利用。研究问题仿佛在黑暗中摸索，四周茫茫一片，不禁始终忐忑。

一般认为，近代史资料搜集不难，判断也相对简单，因而容易立论。胡适就说：

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他劝罗尔纲治近代史，理由便是“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甚至陈寅恪也一度认为：

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

前贤的这些意见，在讲究史料的详略多寡与史学的关系方面各有所见，但是，揆诸事实，不能不说多少低估了近代史研究领域史料制约史学的程度。

就学界现状而言，由于晚近史资料的边际较为模糊，引证、论述与评判，容易主观随意，见仁见智往往成为信口开河的托词。与古代史尤其是唐以前的研究相比，这样的指责的确无可否认，尽管宋以后已有类似问题，而且训练不够的古史研究者在新材料显著减少，又未能掌握必要的辅助工具的情况下，也出现一味用旧材料重新解释的偏蔽，可是晚近史的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无疑更为突出。

治古史的学人好以自圆其说为立论的起码准则，但在晚近史研究中，先入为主往往也能做到看似自圆其说。本来立论必须贯穿解释所有相关资料而无碍，而晚近史的研究由于史料的边际模糊不定，难以穷尽，看朱成碧，亦可言之有据，无论正反，均不易验证是否能够条贯所有的材料与史事。最为典型的事例，当为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因不信官书，而误作关于钱谦益两次被捕时间的长篇考证，居然能够成说。这与古史研究因论据不足而各自乱猜的情形明显有别。

至于当今学人普遍采用的因果论证与条件判断，割裂材料与史事的时空及内在联系，任意拼凑组装，形成观点，虽然看似具有不少论据，却不能贯通所有材料与史事，甚至不得不故意扭曲史事的时空要素，强材料以就我，证成己说。以这样的方式论证，稍微熟悉材料史事，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多种相异相反的观点，并且均能够提出支持的论据。如此做法，立说固然不难，却于解决问题毫无帮助，无法实质性地推进研究。

材料繁多使得研究的层面可以进一步深入扩展，同时也加剧了掌控史料与研究关系的难度。古代史多重制度文化，晚近则首重人事，而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思维行事极为复杂。由于近代史的材料难得其全，导致最为活跃的思维心理层面不易驾驭把握得当，在处理史料与史学的关系时，需要更加精细而具可操作性的办法。在古代史研究领域，所谓直接材料与间接材料，或主料与辅料，又或者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等分别，于史事真伪的判定作用极大。至于近代史，一般而言，这样的判断固然不错，可是比照材料与事实之间的复杂性，仍有表面之嫌。近代学人强调有几分材料出几分货，但材料不会直接说明事实，或者说，材料只会展现记录人所知和所以为的事实。而当事人关于本事的记录，除了最简单的真伪是否之外，如何才是真的问题实际上相当复杂。梁启超即认为：“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并指出近代史料不易征信近真的原因，一是“真迹放大”，二是记载错误。

严格说来，所谓第一手资料的真与对，也是相对而言。历史上所有当事人关于本事的记录，由于位置、关系等客观条件不同，以及利害有别等主观因素，往往异同互见，千差万别，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原因，在于立足点的远近高低各不同，各种历史记载与历史事实之间的罗生门现象因此变得相当普遍。前贤所谓以汉还汉，只能剔除后人的叠加，不能区分当时的异见。就此而论，史学求真至少有两个层次，即史事的真与记述史事的真。史事的真只有一种，而且不会再发生变化，但人们必须根据各种相关记述来还原史事，即使是亲历者，关于史事的记述也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牴啎矛盾，间接材料的差异往往由此衍化而来。当事人的记述无论由于客观条件还是主观因素的作用所产生的差异，间有放大或掩饰的故意，却不一定是有意作伪，不仅所记大都是真（当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失真），更重要的是，他们如此这般或那般记载这一史事，同样是真。前者是他们的眼见为实，后者固然有部分曲隐放大，但他们如此记述，仍然是真实心境的写照。研究历史，一方面要通过比较不同的记述逐渐接近史实，另一方面则要探究不同的当事人何以记述不同，尤其是为何会这样而不是那样记述。探究史事的真与解读相关各人心境的真相辅相成，只有更多地了解所有当事人记述的心路历程，才有可能更加贴切地接近所记事情的真相。

古代史的材料遗存有限，仅凭一般正史或各种断简残篇，很难深入这一层面。陈寅恪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称：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学界多注意上述文字，而未能将紧接下来的这段话做连续解读：

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有鉴于此，陈寅恪虽然表彰冯友兰的著作“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尤其是利用材料别具特识，可是他批评民国学者“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又声明自己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有心与清儒立异外，不愿根据残余断片穿凿附会，以免图画鬼物，当是重要原因。

晚近史料遗存的丰富详尽，使得学人不必依据残篇断简神游冥想，但是因为数量过多，边际模糊，形成雾里看花，盲人摸象，仍然难免穿凿附会的流弊。因此，处理近代史料与史学关系的办法，应较研治古史深入一层。具体而言，既然当事人的记述各异，不可能与事实完全重合，但又并非全伪，而是部分真，则所谓第一手资料的权威性不必事先假定，至少无法区分其中可信的程度以及在哪些方面较为可信。引证第一手资料能够直接证明的问题，大体上只是时间、地点、相关人物、大体过程等比较简单的部分，至于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相关作用的详情究竟如何，一般很难以哪一位当事人的记述为准。所以，所有类型的资料都只能部分地反映真实，只有尽可能完整全面地掌握各种相关记述，并且四面看山似地比较不同的记述，即以俱舍宗治俱舍学似地前后左右了解语境，理解文本，把握错综复杂的相关关系，或许可以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

在此过程中，探究相关当事人何以如此记述与再现事实的本相相辅相成，史实永远不可能完全还原，但是，随着对相关史料的掌握逐渐增多以及了解各自记述差异的潜因逐渐深入，史实的真相可以多层面地逐渐呈现。就此而论，所谓重建史实，迄今为止，仍然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缺一不可。一再强调要将历史学的研究自然科学化，尤其是生物学地质学化的傅斯年也不得不承认：

凡事之不便直说，而作者偏又不能忘情不说者，则用隐喻以暗示后人。有时后人神经过敏，多想了许多，这是常见的事。或者古人有意设一迷阵，以欺后人，而恶作剧，也是可能的事。这真是史学中最危险的地域啊！

正因为如此，高明的史家呈现出来的史实，其实是再现历史场景、人物关系乃至各人当场的心理活动，所有历史人物及其思维行为原景实地再度复活，重新演历一番。不过再现的途径形式是严谨的考证比较，以实证虚，而非文学的创想。

分科治学一方面是近代以来误会科学化造成的既定状况，另一方面也是近代史料太多而缩短战线的不得不然。恰当分门别类的前提，是能够准确把握整体与部分以及部分与部分的相互关系，否则指鹿为马而不自觉。材料与史事之间，本来存在受时空约束、无限延伸的内在联系，不能把握整体，很难探究具体。畛域自囿之下，分段分类的研究，在解读材料、条贯史事方面，由于不能清晰了解把握史料边际，未免有几分盲目，研究者心中无数，不知向何处下手，也不知何时可以出手。谨慎者束手，胆大者妄为，琐碎化与随意性相反相成，都在侵蚀晚近史研究的整体性。面对汗牛充栋的史料，要想纲举目张，执简御繁，胸中有数，放眼读书之外，掌握各种目录索引并由此了解系统，至关重要。而使各种资料变得触手可得，对于破除狭隘的局限也是不可忽视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