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收到孙兆霞老师寄来的《第四只眼——世界银行贷款贵州省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发展项目（中期）“社区参与工作”评估以及重点社区基线调查》，厚厚的一大本，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份有分量的报告。认真拜读之后，发现果不其然，正如我猜测的。这是世界银行间接委托给他们的一个评估研究报告。从课题立项到调研乃至现在形成的研究报告，孙老师都会打电话告诉我进展情况，其间我也参加了在黎平堂安的田野调查。从这一点来看，我也是该课题研究的参与者之一，但是贡献不大。一开始，孙老师来电话告诉我要接受这样的一个评估课题，当时我是支持的，毕竟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但是我心里也没有底，没有说出来，因为不知道能做出什么样的研究结果，以前没有做过相似的研究。当然，我对我们这个团队的深入、踏实、刻苦以及认真的研究精神和作风是深信不疑的。这个研究报告在许多方面超出了我的预料，真是一个很好、很有价值的报告。
首先，课题的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知识背景，既有从事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也有从事经济史研究的，还有政治学、旅游学研究背景的学者等等。本课题研究的一个亮点是体现多学科方法和知识兼容的优势：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常人民族志方法以及对文化意义的探求和阐释；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法；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非正式领导的SWOT（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分析方法；旅游学研究常用的资源图绘制方法等。这些方法都被用于村庄的田野调查中，不仅有助于收集到丰富多样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拓宽了研究范围和视野，从更大的视角去观察、透视和分析研究对象，评估有关项目与当地社会、经济、政治、管理和文化的关系，使得研究者做出的评估更全面、客观和深入。
该研究报告实际上远远超出了项目调查评估报告的要求，更是一个较高水平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不论是总报告还是基线调查报告，不仅显示出研究者具有深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而且展示了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素材。尤其是，每个基线调查报告呈现给我们的是非常有价值的、丰富多彩的调查材料，它们从多角度揭示了村庄的历史和现实、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不同侧面。在许多方面具体入微的描述和关键节点的点拨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使我对有关村庄有了透彻的认识和了解。比如，研究报告对堂安村史、各种资源、农耕文明、宗教信仰、人口结构、种植结构、外出务工情况、性别分工、生计来源、消费结构、婚姻圈和初婚年龄、生育情况、语言、房屋结构和建房周期、教育、公共活动、社会组织、村庄治理、民族艺术、社区互助和集体行动、风险规避和应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养老、村庄节庆、饮食等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和分析，既让读者有一种坐着直升飞机俯视村庄的全景观感，又让人获得一种有如拿着放大镜观测微生物般的对现象的细微体验，更使人拥有了从远古走来的深沉悠远的感受。从这些基线报告中，我们看到，远在贵州偏远地方，村子文化底蕴是那么深厚，其生活是那么的丰富，其精神是那么的富有，给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城市水泥墙中的人们一种新的回归和依托。所有这些告诉我们，不能一味地让村落衰败和消失，否则不仅是国家的巨大损失，也是人类社会的不幸！
正如研究报告中所提到的那样，世界银行支持的项目，其目的就是利用其资金实力和在其他国家所获得的经验、技术和教训，更好地保护和恢复贵州农村丰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以解决当地的贫困和发展问题。世界银行在发展项目上推崇的是社会合作和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的做法或模式。研究报告对世界银行的发展理念和实施机制与中国当前相似的扶贫发展项目作了比较，揭示出其一些优点和先进性。接着研究报告进一步重点探讨了如此先进的理念和方法是否适应中国本土问题及其原因。从该研究报告中我们看到，世界银行在贵州项目上有所谓先进的理念，也做了多次的事先调研，对项目实施做出了似乎无懈可击的机制安排和政策设计，但是，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却出了很多问题，以至于面临失败的危险。问题出在哪里呢？这里的原因可以借助美国人类学家阿图罗·埃斯科瓦尔教授的研究发现来加以表述，她在长期深入调查发达国家和世界银行等世界组织在拉美国家推进发展项目和理念时发现：“发展催生了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将社会生活看作是一个技术问题，使一个可以被托付给发展专家来进行理性决策和管理的问题，发展工作者的专业知识使他们足以胜任这项任务。这些发展工作者并没有把变化看作是一个植根于对每个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诠释之中的过程（这正是一个来自第三世界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20、30年代相邀做的，甘地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而是企图修正社会的机制和程序，使社会去适应一个已经先行存在的、体现出现代性结构和功能的模型。”
在埃斯科瓦尔看来，发达国家和世界性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所谓的先进发展理念和方法，其实质仅仅是停留在技术层面的，而忽视了更深奥的文化和社会精神。因此它们实施的许多发展项目并没有切合当地社会文化传统，更没有激发当地人的参与积极性和动力，故而没有如愿地真正带动当地的发展和繁荣，相反却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扩大了贫富差距和滋生了严重的腐败。对此，我也曾有过一些具体的特定体会。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在中国实施农村第三期改水项目，我作为特邀的所谓专家，参与对该项目开展的基线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参观了二期改水项目点，发现在这些建成自来水厂的项目点上，当地不少农民依然不用自来水，还是沿用传统的挑水方式。直接原因是他们承受不起高昂的水费，而水费之所以高，是因为当地一些干部把自来水厂作为安置他们子女工作的好地方，使得自来水厂的人工费用无节制地增加。人工费用则通过水费转嫁到农民身上，因此农民用不起自来水，反过来，自来水厂也就无法运行，其结果是成为废弃的工程。这种只重视技术层面（形而下的器物层面）而忽视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做法在世界银行贵州项目中随处可见，研究报告对此有很深度的揭示和分析。
我们不能说世界银行的发展官员们不知道和不熟悉埃斯科瓦尔教授所表达的思想和观点，但是，他们依然无法改变重视技术路径的发展思路和话语，没有机会深入地认识当地社会的运行机理和历史文化传统。他们在规则和机制上设计得很具体，看起来很先进，但是由于受现实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制约，因此，在落实上就面临许多困境。研究报告对此进行深度的挖掘和分析，使我们看到，世界银行在贵州农村非遗保护和发展上遭遇的一些不可避免的情况：行政主导，虚化了社区参与和合作；专家规划与社区社会文化脱嵌，导致规划不被农民认可；项目设计了过于烦琐的环节，使得实施过于拖沓，从而难以适应已经变化的社会和政策环境；项目提供的支持与农民对发展的需求脱节，致使农民缺乏对项目的兴趣和积极性；社会组织参与不够，使得农民与官员、专家以及其他实施人员缺乏沟通，产生信任缺失等。如果在项目设计和实施之前，能进行本课题这样的深入调研，也许会提供更全面的思路和视角，从形而上层面为形成更可行、更契合当地社会和文化的机制建构提供智力和理念支持。尽管如此，本研究报告依然对后续的世行项目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价值：一方面它有助于调整本项目的后续工作，使得那些尚未实施项目的村庄有可能找到了更好的实施机制和方法；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其他相似项目的实施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为中国的社会政策评估研究提供一个精彩的范本。
我很少为他人的大作写序，尽可能委婉地推掉一些写序的要求，实在没有办法推辞，只好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去应付。不想写序，不是因为自己的清高，而在于学识上的胆怯。给一本书作序，不仅要读懂它，而且还要在更大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去认识它的重要性。读懂一本书还是比较容易，但是，要认识其重要性和价值就有很大的难度，因此给人写序会相当胆怯。尽管如此，读了本研究报告之后，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不说不痛快的想法，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多学科方法和知识去认识和分析农村社会以及进行项目评估的很好的范例，因此我就斗胆地领命来发表一通并不一定有深度的想法，以贻笑众家。
王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