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当下中国：30年周期如何破局

“后发优势”遇到“30年周期陷阱”

21世纪之初，杨小凯教授和林毅夫教授曾经在《经济学〈季刊〉》围绕制度而展开关于“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的讨论。持“后发劣势”的杨小凯教授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相对容易，但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其制度，这虽然可以帮助落后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但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从而无法通过“渐进式”的改良解决其与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最终只能是积重难返，使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杨小凯教授建议落后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先学习发达国家的制度，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否则很难实现“真实繁荣”。而持“后发优势”的林毅夫教授则认为，后发优势中的“制度瓶颈”能够通过经济与政治的不断互动而形成长期的良性演进。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结论来论证，林毅夫教授认为制度都是内生的，最优制度内生决定于经济当中的很多因素。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提升，产业结构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如此便能够实现经济的“真实繁荣”。

毫无疑问，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充分显示了“渐进式”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后发优势”。经过30多年渐进地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国民收入、人均生活水平，以及综合国力，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创造出了“中国奇迹”。但改革红利已经释放了30年，经济在2008年也已经遇到了增长回落的困境，未来能否延续“中国奇迹”？能否实现“真实繁荣”？

20世纪之后，30年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数字，中国似乎每经历30年就会迎来发展道路的选择。1919年孙中山作为国民党首脑当选政府总理，但30年后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1949年之后，中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条件下走过了30年，到了1979年，转变为聚焦在经济建设上的发展道路。

翻阅全球经济发展史，我们发现30年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数字。假若我们利用二战之后这些选择性样本来进行不完全归纳，很容易发现许多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每30年就会面临一次大调整的经济“陷阱”。

二战结束以后率先复兴的是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从1945～1973年，经过近30年的快速重建，各大经济体都开始转变增长方式，从军用经济转向民用经济，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迎来的是石油危机、社会动乱以及持续近10年的经济滞胀。1980年里根上台，通过“太空刺激计划”，经济逐步恢复增长，美国经历了28年的高速增长期，直到2008年迎来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走出危机的阴霾。

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开始扶持日本，以改变东亚的地缘格局。1958年，在吉田茂首相的带领下，日本开始复兴并经历了31年的高速增长期。但到1989年，日本经济开始出现衰退直至今日，已经过去了20多年，经济也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20世纪60年代，由于越战持续，美国把很多武器的加工订单交给了“亚洲四小龙”，与此同时，日本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国内一些初级加工业也开始转移至这些国家及地区，“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快速腾飞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然而经历了30年的高速发展，到1998年，迎来的却是东南亚金融危机。

1950年之前，阿根廷的工业主要是食品加工业和简单装备业，为改变分工格局，1950年之后，阿根廷开始重视重化工业的发展，通过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但经历了30年的发展，到1982年，阿根廷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整个80年代成为了阿根廷“失去的10年”。

尽管我们认为这是不完全归纳法的结果，很容易被证伪。但巧合的是，中国经济从2008年之后就出现了增速回落的困境，距改革开放后也是恰好30年。曾经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为何会出现衰竭？曾经通过“后发优势”创造出来的“增长奇迹”，现在为何会出现调整的忧虑？未来会否演绎出“后发劣势”？中国需要怎样主动改革已有的制度安排，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延续“后发优势”，从而走出“30年周期”陷阱？怎样去实现“真实繁荣”？

不确定性：张力多元化的时代

2011年，有一次出差，在坐出租车去机场的路上，一朋友与我电话聊到当时温州金融改革的事情。挂完电话，出租车司机可能听我聊到改革，就开始与我交流对改革的看法。我们知道，北京出租车司机“政治觉悟”很“强”。这位出租车司机说道：当前对改革的看法分为三种人，一种人是极力主张改革的，因为他们已经依靠过去的体制获取了巨大的财富，需要通过改革来使自己的财富永久化；一种人是主张推迟改革，希望维持现状，因为他们还在发财的过程中，害怕改革阻碍自己发财；还有一种人是没有发财的，眼睁睁地看着周围很多人都发财了，而自己却没有变得富有，进而归因于改革开放，巴不得改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年代。我当时笑着说道，这三种人只代表了三种诉求：产权清晰化问题、持续发展问题和经济发展中的共同富裕问题。其实，当前各群体对改革的诉求远不止这些。

改革历来就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不要进行改革；第二，如何改革；第三，怎样实现改革。对于中国“要不要改革”这一议题，目前似乎已经达成共识——中国需要进一步改革，不同的群体都想通过改革来实现各方面的“帕累托改进”。但是不同的群体，对如何改革有着不同的诉求，这些诉求甚至存在天壤之别。有的要求社会更加公平，诉求政府采用“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均等化改革；有的要求政府在确立私有产权方面更有作为，“有恒产者有恒心”，必须通过制度性建设确保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有的要求启动国有企业民营化，以突破垄断；有的则要求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以确保经济安全和实现非常时期就业的相对稳定；等等。这么多“两难冲突”，似乎都是很难调和的矛盾，也导致决策当局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改革，都会面临一些群体的指责和抨击，一旦这些指责和抨击得到放大或者被利益集团利用，就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对于怎样去实现改革，有的主张改革采用“激进式”，也即“休克疗法”的方式完成，觉得“人不可能通过两步去跨越一条鸿沟”。但也有的认为，改革都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破坏，“揠苗助长”往往会事与愿违，主张“渐进式”的改革，可以减少社会因为改革所带来的震荡。不管是“激进式”，还是“渐进式”，既然是改革，就是对原有制度安排的改变，在这过程中就会对原有的经济系统产生冲击，甚至是颠覆，由于每一个经济体都存在特殊性，那么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衍生出在改革设计之初很难预估和防范的风险。

正是因为存在这些不确定性，所以，历史上当社会矛盾加剧时，去选择主动改革的经济体并不多见。由于推动改革时，社会矛盾已经开始集中体现，而改革的推进导致矛盾被利益集团利用或者放大，最后加剧了经济体或者王朝没落的先例不胜枚举。因此，任何领域的改革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其他领域的配合，而且选择改革也应当非常谨慎。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通过主动式改革实现了经济体的快速繁荣，创造了中国“增长奇迹”，但现在一些领域的矛盾已经比较集中，这促使我们思考，为何经过经济的快速发展，温饱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都提高了很多，对进一步改革的诉求还会如此强烈呢？为何我们过去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现在面临的问题还是需要进一步改革？为何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够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我们在启动下轮改革之初是否充分考虑了改革过程遇到的阻力和可能带来的风险？改革为何就不能一劳永逸地设计出绝对正确的制度安排？未来能否通过主动式改革不断释放和创造经济发展的潜力，实现经济的“真实繁荣”，不断延续“中国增长奇迹”？如何进行下一步改革？是效仿西方的发展方式，还是继续特立独行，创造出一套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一套使中国经济能实现繁荣的理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又该选择怎样的路径，是进一步秉承“渐进式”改革，还是采取“激进式”？很多领域都需要改革，我们如何选择突破口，实现改革的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