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研究(2017年第2期/总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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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博弈双方的决策逻辑

(一)非对称博弈的缘由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沙特和伊朗在也门内战中的博弈属于非对称博弈。一般而言,对称博弈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一,所有的博弈参与方有相同的策略集合;其二,博弈方使用相同策略时的收益相同;其三,交换两个博弈方的策略,则他们的收益也会被交换。〔美〕小约瑟夫·哈林顿:《哈林顿博弈论》,第82页。在这种情况下,博弈的收益只依赖于博弈方所采取的策略,而不依赖于博弈方本身。但博弈不是发生在真空里的模拟游戏,社会科学的复杂性恰恰在此,因为博弈的参与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角色,因而就有不同的策略集合,而这种情况下的博弈就是非对称的。即使所有的参与者都有相同的策略集合,参与者不同的收益情况也会使得博弈具有非对称性。〔美〕小约瑟夫·哈林顿:《哈林顿博弈论》,第90页。显然,本文的博弈属于后者,即当沙特和伊朗各自采取相同策略时收益并不相同。在本文看来,这种在相同策略集合和相同信息条件下的不同收益,很大程度上与博弈涉及的问题对博弈双方的重要性不同有关。

从也门自身的重要性来看,其一,因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角,扼守红海、亚丁湾、阿拉伯海和曼德海峡等国际航道之要冲,历来是大国角逐必争之地,也是保障国际航道安全的重要关口,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其二,当前中东地区的各类问题与矛盾在也门均有体现,包括教派冲突、部落斗争、领土与资源争夺、恐怖组织的扩张、阿拉伯世界与西方世界的矛盾等,因此,也门局势的发展走向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影响甚大。

基于也门本身的重要性以及沙特与也门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沙特在也门乱局中的利益是直接而重大的。若以重要性来排序,首先,沙特在也门的首要利益是打击胡塞武装组织的进攻势头,挽救哈迪政府于危亡,以解除或缓解其边境面临的安全威胁,并进一步摆脱“腹背受敌”的尴尬处境。其次,由于地理位置的独特性,也门历来是沙特极其倚重的贸易通道和战略要塞,尤其是在西南角扼守曼德海峡,而曼德海峡作为红海的门户,是通往大西洋、地中海、亚丁湾和印度洋的必经航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据统计,经过曼德海峡的国际运输量占全球运输总量的38%,每天大约有300万桶原油经由此处运往欧洲、亚洲和美洲等地王涛:《解读沙特军事介入也门战事》,第38页。,这对于严重依赖石油经济的沙特而言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基于此,沙特在也门的第二个利益考虑是保证石油通道的航行安全。最后,在整个中东地区教派冲突异常激烈的环境下,防范和遏制伊朗与什叶派的扩张是沙特的第三重利益考虑。在也门维系一个逊尼派的或者对沙特“友好的”注:也门前总统萨利赫虽属什叶派,却奉行亲沙特的外交政策。政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沙特的底线。沙特在历史上曾多次介入也门内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无法忍受一个对其不甚“友好”的什叶派政治力量在也门掌权。

相较沙特基于地缘、宗教、能源等原因将也门视为不容敌对国染指之地,对伊朗而言,也门并非核心利益之所在,其在也门的利益是间接和相对有限的。这种利益虽然也包括多个方面,但重要性相较于沙特而言要小得多。首先,对于一个寻求“崛起”的伊朗而言,扩大地区影响力、寻求地区力量平衡是一个外交选择。因此,在也门建立和维系一个亲伊朗的政权似乎是其首要考虑。其次,伊朗作为最大的什叶派国家,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就一直将团结国际什叶派力量同自身国家利益相结合。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德黑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卓有成效地争取到了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什叶派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与伊斯兰教第一大教派的逊尼派相比,什叶派的规模和力量依然微小。因此,团结和联合包括也门在内的众多国家的什叶派力量,是实现伊朗宗教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的必然选择。最后,从与沙特争夺的角度来看,伊朗在也门利益的落脚点似乎更多的在于沙特,不论是为了分散沙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注意力并牵制其投入的力量Brian Whitaker,“Yemen and Iran, ”Al-bab.Com, http://al-bab.com/blog/2015/03/yemen-and-i-ran,2017-7-3.,还是单纯地为遏制沙特而在传统上被沙特视为“后院”的地方获得一块亲伊朗的飞地。W.Andrew Terrill,“Iranian Involvement in Yemen,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May 24, 2014, p.431.

所以说,沙特在也门的利益是直接且重大的,而伊朗在也门的利益则显得相对间接且有限。因此,也门问题对于沙特和伊朗的重要性是不对等的,对沙特而言显然比对伊朗更具重要性。因此,在沙特和伊朗就也门问题的博弈中,沙特似乎成了更被动,而且对博弈结果更“敏感”的那一个,因而对博弈过程和博弈结果更具决定性。基于这个原因,下文中对于博弈双方决策逻辑的讨论将更多地侧重于沙特而非伊朗。

(二)博弈双方的决策逻辑

1.伊朗的机会主义倾向

从伊朗对胡塞武装组织的支持意愿来看,因为伊朗在也门并没有迫切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更多的是抱着机会主义的心态,试图通过“软实力”和较少的物质投入支持胡塞武装组织,以期在中东地区开创一个新的政治影响力领域Mohsen Milani,“Iran's Game in Yemen,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 foreignaffairs. com/arti-cles/iran/2015-04-19/irans-game-yemen, 2017-7-3.,从而实现挤压沙特势力范围、寻求地区力量平衡的战略目标。然而,相较伊朗在中东地区的重点支持对象,如伊拉克的正义者联盟、黎巴嫩真主党及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若考虑到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在构建“什叶派之弧”中无可替代的作用,也门的重要性确实要小得多。Thomas Juneau,“Iran's Policy towards the Houthis in Yemen: A Limited Return on A Modest In-vestment, ”p.659.因此,在伊朗看来,基于利益的有限性,过多介入也门的成本过高,而收益有限,所以,伊朗对胡塞武装组织仅提供了有限的支持,合乎情理。

而从其能力方面来看,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组织在地区层面得到其他逊尼派国家的广泛协助,在国际层面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明确支持,相比之下,伊朗支持胡塞武装组织不论是在地区层面还是整个国际层面均显得有些“孤立无援”。同时,由于伊朗在地理上远离也门,在陆上有沙特、阿曼、阿联酋等海湾国家的地理阻隔,海上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舰队封锁和警戒。当连接德黑兰与萨那的空中航线被沙特联军阻断后,伊朗几乎失去了进出也门的通道。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有支持的强烈意愿,限于能力,伊朗为胡塞武装组织提供大规模支持在技术上也很难操作。

2.沙特的实用主义考虑

在上述第一阶段的博弈中,博弈结果实现了纳什均衡,达到了博弈的稳定状态,因此,博弈双方的决策都是合乎理性的。但在第二阶段的博弈中,按照博弈论,作为理性博弈方的沙特,在伊朗选择“软弱”策略的情况下应该选择“强硬”策略(收益为2)而非“软弱”策略(收益为-2),从而使整个博弈实现纳什均衡。但从也门局势的演变所反映出的博弈现实来看,博弈的结果并非如此,沙特并没有继续采取能实现收益最大化的“强硬”策略(出动大规模地面部队,对胡塞武装组织发动地面战争),而是适时“转弯”,选择了“软弱”策略(继续对胡塞武装组织进行空袭)。这种决策行为背后的深层考量值得探究。

从沙特的角度来看,虽然对胡塞武装组织持坚决打击的态度,但就具体行动而言却只坚持空袭战略,而对发动地面战争则表现得相当克制和谨慎。究其原因,大致是出于如下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在也门境内发动地面战争则意味着介入程度升级,甚至会被相关方解读为进行外部入侵。这可能会激发也门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推动被这些情绪感染的广大民众加入“保家卫国”的胡塞武装组织阵营中去,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反抗,最终使沙特陷入一个更加被动的局面。另一方面,从也门局势来看,沙特在第一阶段中的大规模、高强度空袭并未取得十分满意的效果,只是帮助哈迪收复了亚丁及周边地区,也门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省区仍然掌握在胡塞武装组织手中。随后的空袭虽程度不同地取得过一些阶段性战果,但沙特的空袭也激发和磨炼了胡塞武装组织的生存能力与战斗能力,后者不时向沙特发起颇具威胁性的报复性袭击,这种报复性袭击背后传递出的是坚决反抗的意志和信念。据胡塞武装组织宣称,近两年来已向也门境内外沙特所占领的阵地发射了100多枚弹道导弹,甚至多次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弹道导弹。《外媒称也门导弹再袭利雅得:近2年向沙特军队发射108枚》,参考消息网,http://www. cankaoxiaoxi. c-om/mil/20170329/1821442. shtml, 2017-7-5。在这种情况下,沙特一旦发动地面战争就必须一举击溃胡塞武装组织,但这在短期内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强大如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尚且耗了数年之久,最终不得不反复调整攻击战略,沙特地面部队开进也门之后很难说不会步美军后尘。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博弈的魅力恰恰在于每个博弈方的收益并不取决于其自身的策略选择,而是所有博弈方策略选择的函数。即对处于博弈状态中的每一个博弈方而言,其策略选择的原则并不是在多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择优而用,而必须在参考其他博弈方策略选择的前提下,选择能使自身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策略。也就是说,每一个博弈方将根据对其他博弈方策略选择的预期来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只有在预期与现实相符的情况下,博弈才可达到均衡状态,且没有博弈方愿意偏离这个状态,这就是所谓的纳什均衡;而当预期与现实不相符合之时,博弈无法实现均衡状态。

以“胆小鬼博弈”模型为例,从甲的角度来看,若甲对乙的预期是直行,那么为了避免两车相撞,理性的甲自然会选择转弯。但甲选择转弯策略到底能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则取决于其预期与现实的关系:若现实情况与甲的预期相一致,即乙确实选择了直行,则甲实现了收益最大化,博弈达到均衡状态;但若现实与预期相背离,即乙选择了转弯,那么甲采取转弯策略就并没有实现收益最大化,博弈并未实现纳什均衡。

回归本文的案例,在沙特与伊朗的“胆小鬼博弈”中,沙特之所以采取“软弱”策略,很大程度上与其对伊朗的决策预期有关。假设沙特对伊朗的预期为“强硬”,那么为了避免双方之间甚至整个中东地区爆发大规模战争,理性的沙特自然不会也选择“强硬”策略。至于沙特为何会做出这种预期判断,大致与沙特对当下沙伊关系的把握有关。

沙特和伊朗的关系颇为复杂。两国之间既有历史积怨,又有现实矛盾;双方关系既牵涉教派冲突,又关乎民族斗争;争夺目标既涉及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地位,又关联地区霸权的归属问题。唐志超:《伊朗与沙特关系危机及其地缘政治影响》,《领导科学论坛》2016年第10期。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以及中东剧变的出现,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进入急剧变化和重组时期。在此背景下,伊朗核协议的达成在一定程度上为其经济发展松了绑,而且,打击恐怖主义的共同需要使其与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有所缓和。此外,在参与地区事务方面,伊朗也由此前的幕后行为者或边缘化角色逐渐变成了主动而公开的利益攸关方。郑东超:《后制裁时代沙特和伊朗外交对抗探析》,《国际研究参考》2016年第11期。总之,伊朗的进取之心和崛起之势越发明确,这难免会引起沙特的焦虑与不安。沙特在中东积极出击,力求遏制伊朗,以削弱伊朗逐渐扩大的地区影响力,双方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在此背景下,一些偶发性事件,诸如沙特朝圣踩踏事件和沙特处决本国什叶派领袖事件,便成了双方关系全面恶化的导火索,最终导致断交。因此,在沙特看来,在双方关系异常紧张的情况下,若在也门采取“强硬”策略,难免会引发伊朗的激烈反应,甚至采取“强硬”策略作为回应,如此,双方可能面临一个两败俱伤的后果。

在第二阶段,基于对伊朗策略选择的预期,沙特采取了“软弱”策略,即只对胡塞武装组织进行空中打击,而不是出动大规模地面部队寻求快速解决也门问题。这样虽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但至少可以避免出现“胆小鬼博弈”中两车相撞的局面,即至少可以避免爆发两国大规模战争和席卷整个中东地区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战争。就此而言,沙特在这场博弈中的“理性”似乎不在于寻求实现收益最大化,而在于避免损失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