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世界上已经讨论很久，有关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也有过持久热烈的讨论，学者们对之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与热情，以至有人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情结。由于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近年来热情似乎有所减退，研究者日见稀少。这些现象说明，要推进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必须要有理论创新。厉以宁教授的这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就是有关这个问题的一部创新之作，读罢令人耳目一新，有茅塞顿开之感。
这部著作以总揽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眼光，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坚实具体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构筑成了宏大的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体系。作者把资本主义的起源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原生型的资本主义，西欧国家大体上属之，另一种是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日本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属之。为什么有这两种产生资本主义的不同方式，那就要追踪到它们的封建社会的不同体制。一种是刚性体制，这个社会中等级制和身份制严格，社会流动不易，看似稳固，但应变能力很差，所以一击即溃；另一种是弹性体制，该社会中缺乏严格的等级制和身份制，纵向和横向上社会流动都可进行，权力结构可以变化，权力的行使方式也灵活多样，所以这种社会的应变能力很强，遇到危机可以自我调整，从而长期存活下来。而在刚性体制中，权力结构固定，权力行使方式也僵化而不会改变。由此各权力之间出现了空隙，便于体制外的异己力量滋生成长，再发展壮大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与体制内的权力中心发生冲突，最终导致封建社会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所以说，只有在西欧刚性体制的封建社会中，才有可能产生原生型的资本主义。
厉以宁教授的这部著作，中心是在分析原生型的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他认为西欧刚性体制的封建社会中，城市是它的体制外权力中心，市民即是体制外的异己力量，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城市和市民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和封建领主、王权等发生了冲突。作者从经济、政治、思想意识诸方面详细分析了冲突各方复杂的关系，前进与后退，压迫与让步，冲突与妥协，限制与支持，等等，说明作用于历史前进的力量是多方面的，历史的前进过程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充满了曲折和反复。例如在第三章中，分析了教会、城市、行会、王权对封建社会中的取利行为、商品货币关系的态度。教会从教义上反对高利贷，同时这也是为了私利，因为寺院不是自然人，可以更有空间放款取息。城市是工商业中心，应该支持工商业的发展，可是为了城市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它又采取了限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这种限制政策实行一段时间以后，又会遇到新的矛盾而使城市陷入两难境地，必须改弦更张。这些分析都是十分精彩的。
厉以宁教授既是经济史专家，又是经济理论的专家，所以他的这部著作，和我国一般治经济史而不熟悉经济理论的学者有所不同，他能娴熟地应用各种经济学的理论分析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增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等。但他作为经济史的专家，又严格地从历史事实出发，用历史事实来纠正理论的不适应之处。这两点构成本书的一大特色。例如，西欧的航运业为什么发展得很快呢，当然有环境的因素（河流纵横而且海岸线长），有技术因素（造船业发达），也有制度因素，就是制度创新——股份制的推行，金融业的较早介入，形成了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原则，因而促进了航运业的发展。又如，西欧为什么会出现统一市场呢，可用交易成本理论来加以解释。要促进经济增长，就要降低交易成本，在当时西欧的条件下，技术没有多大进步，降低交易成本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扩大市场规模，封建割据限制了市场的扩大，因此有关的体制外权力中心、体制外异己力量就促进王权的成长，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可是，厉以宁教授并不认同诺思所说的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中人口因素和产权的重要作用，指出对产权的保护，只有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甚至是取得政权以后很久才可以实现。因此如果离开了对封建社会刚性体制的研究，体制外异己力量和体制外权力中心的研究，是不可能说明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的。他还在有关印度经济史的讨论中，不同意马克思的关于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的提法，认为这和印度历史的实际不符。指出英国在印度破坏封建制度的使命远远没有完成，到1947年印度独立时还没有完成。至于建设的使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完成不完成的问题。英国在那里实行的只是建设英国殖民地的使命，而不是在印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使命。
厉以宁教授这本书的基本构架，是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体制外权力中心和体制外异己力量等，由此构筑成了其巍峨的大厦。可是作为一名经济史学家，他并不是拿这个模式去到处套用，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指出了各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道路。西欧各国虽然同属原生型资本主义，但又可细分为荷、英、法和德、意、西两类，两类中各国也并不相同，各具特色。意大利虽然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很早，但后来体制外的权力中心转化为体制内的权力中心，再加上许多外力的作用，使得它的资本主义直到1870年后方才建立。德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以普鲁士为中心，这里作为体制外权力中心的城市长期屈服于王权，农村的封建势力是靠自上而下的改革废除的，但是它利用了后发优势，所以很快发展起资本主义。对一些非原生型资本主义的分析尤具真知灼见，如他指出朝鲜是弹性体制，又加上内忧外患，所以直到二次大战以后美军占领下韩国资本主义才得以发展；日本是刚性体制，可是缺乏体制外的权力中心和异己力量，再加上所处的国际环境，所以也不能成为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走向资本主义的，由于其过渡的推动力量是由体制内转向体制外的，所以使得其封建势力残余严重存在。对于中国的资本主义产生问题，厉以宁的分析更是自成一家，别开生面。他指出中国自宋代起即建立起弹性体制的封建社会，而且后来更为完善。明清时期是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因素，可是并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建立。但中国社会最终仍会变化，即使没有发生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也会在中国逐渐发生作用，使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只是这种变化肯定十分缓慢，如果没有巨大的震荡，中国产生不了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从而也不可能过渡到资本主义。辛亥革命后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之前的资本主义因素并没有很多联系。中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一系列斗争，走上了一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些分析，体现出厉以宁教授的一种历史观，即历史的发展规律是多线的，不能削足适履，套用统一模式。
总之，本书体大思精，自成一格，既有宏观理论，又有具体实证研究，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研究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她的推出，必将对我国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启发我们的思考。当然，本书似乎也有不足之处，我感到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产生问题写得不够。如能结合关于原工业化理论、农民学等的研究成果，有所发挥，则会使本书更加精彩。
我与厉以宁同志1958年在斋堂下放相识，时有过从，十分折服于他的思维锋利，才识过人。我也对研究经济史有兴趣，碰到的经济理论问题很多，他所写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置之案头，时常翻检，获益良多。我还对诗词有点爱好，多次蒙他馈赠他的词作，可惜我对音韵之学属于下愚，虽然努力学习，迄今仍然平仄不分，所以对他的佳作只能欣赏，无法唱和，亦一憾事。如今对他的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写了上面的一些话，只可以说是读后感，是否有当，还请作者和读者雅正。
200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