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家级新区发展概述

第一节 国家级新区概况

一、新区获批时间呈现阶段特征

自1992年10月国务院批复首个国家级新区——上海浦东新区起，到2017年4月雄安新区设立，国家已经先后批准设立了除澳门新城区外的19个国家级新区，涉及陆地面积2.24万平方千米，海域总面积2.58万平方千米，人口2630多万人。从新区的批复来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从1992年到2012年间，是试点探索阶段，20年间，一共才批复了6个新区，特别是从浦东新区到滨海新区，前后相隔了13年；从2014年到2015年，是审批加速阶段，也是新区大面积铺开阶段，两年间批复了10个新区，占到目前总量的一半以上；2016年以后是控制调整阶段，该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联合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严控各类开发区和城市新区设立”，新区的审批也日趋谨慎，2016年批复了2个，2017年1个，即雄安新区。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批复的新区，在面积上已经大大压缩（见表1-1）。

二、新区地理空间分布日趋均衡

从国家级新区地理分布来看，前期获批的国家级新区主要分布在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例如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后来逐步向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扩展，其中也体现了国家的战略意图。目前来看，东部地区的国家级新区数量最多，拥有8个；其次是西部地区，拥有6个；再次是东北地区，拥有3个；最后是中部地区，目前只有2个。相对而言，东部新区更多是发挥引领体制机制创新、带动全国转型发展、构建全面对外开放平台等作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新区，更多是担当区域经济发展增长极和区域对外合作的作用，例如2015年批复了湖南湘江新区，体现了对中部地区崛起的支持；福州新区和滇中新区的获批，体现了对深化台湾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支持。整体而言，区域分布走向平衡布局，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新区的功能，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

三、新区总体定位强调示范引领

国家级新区承载着服务国家战略、协调区域发展和政策先行先试的重要功能。党中央、国务院通过批复建设方案和政策引导等方式，明确新区的发展定位与方向，重点强调了新区的引领与示范作用。我们归纳一下国家对新区的定位语，可以看到核心关键词是：先行区、先导区、示范区、门户区、试验区、创新区、战略高地、集聚平台等，这些词汇体现了新区承担的国家使命，体现了国家对新区的期望和寄托。例如国家为了加快改革开放，希望浦东能成为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中的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中的先行者；为了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推动重庆建设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国务院批复设立两江新区，希望两江新区成为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的“发动机”和内陆开放的重要门户（见表1-2）。

四、新区改革创新任务各有侧重

创新是国家级新区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重要任务。国家在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实验中特别注重发挥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例如国务院确定的17个“双创”区域示范基地中，有6个放在新区，全国4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全部位于或涉及新区，希望新区通过制度创新、产业创新、技术创新、社会创新等层面进行不断探索，可以达到以点带面、以线带片的试验示范效应。但国家赋予了每个新区各自不同的改革创新试点内容，例如天津滨海新区重点围绕京津冀协同创新体系建设、两江新区围绕内陆开放领域体制机制创新、南沙新区重点围绕粤港澳深度合作、西海岸新区重点围绕军民融合等（见表1-3）。

五、新区经济发展整体态势良好

自国家级新区设立以来，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发展新动能进一步培育壮大，开放合作水平继续提升，营商环境得到改善，经济发展总体稳中向好，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示范，为全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作出了积极贡献。根据2017年9月25—2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组织召开的第三次国家级新区工作经验交流会暨新区工作推动会的数据，2016年，国家级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约4万亿元，以占全国0.2%左右的人口和面积，创造了占全国5.4%的经济总量，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创新驱动作出了巨大贡献（见表1-4）。

六、新区主导产业特色日趋鲜明

自新区设立以来，各国家级新区坚持把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不断向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迈进。从产业类别来看，各新区各有特色，但主要以汽车制造、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金融服务、文化创意等高新科技与现代服务为主导，是我国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培育与发展的核心阵地。整体来看，各新区的产业特色日趋鲜明，例如浦东新区的现代制造与现代金融、滨海新区的汽车与装备制造、贵安新区的大数据、湘江新区的机械制造、兰州新区的石油化工、舟山群岛新区的海洋产业等（见表1-5）。

第二节 国家级新区建设基本做法

一、主动融入和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科学谋局布篇

“十二五”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立足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目标和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实际，党中央、国务院推动实施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文化强国、海洋强国等系列重大国家战略，各新区依托各自区位特点、基础条件和特色资源主动对接重大发展战略。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新路径，寻求适宜的发展突破口，从而拓展了经济发展新空间，保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在每个新区的发展进程中，我们都能看到贯彻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特色和闪光点。例如滨海新区始终把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自觉融入、主动对接、协同发展，着力打造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引擎；青岛西海岸新区践行新理念，担当新使命，着力打造海洋强国战略的新支点。

对接国家战略过程中，各新区积极科学谋篇布局，坚持高端引领、规划先行，努力通过高起点、高标准的规划设计，引领高水平、高质量的开发建设。例如湖南湘江新区先后制定了《湖南湘江新区总体方案》《湖南湘江新区发展规划（2016—2025年）》《湖南湘江新区发布“十三五”发展规划》等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明确了新区发展的战略目标、空间布局和重点任务，提出科学合理的开发方向、推进时序和管控措施；赣江新区主动对接国家、江西省“十三五”规划和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有效衔接南昌大都市区规划和九江都市区规划，在江西省率先开展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三规合一”试点，积极编制江西赣江新区总体规划和各专项规划，为新区的发展谋好局和布好篇。

二、坚持生态为基，高度重视新区生态环境建设

生态是新区发展产业、集聚人才的基本条件。各新区成立以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推动空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重点污染企业搬迁改造、增加绿化用地、打造城市公园等措施，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的改善。例如滨海新区围绕宜居生态型新城区建设，在盐碱荒地上探索建设生态城市，提出了“三和三能”（人与人和谐共存、人与经济活动和谐共存、人与环境和谐共存，能实行、能复制、能推广）理念，制定了世界首套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形成以量化指标为导向的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体系；组建股份制、市场化、专业化的投资公司和合资公司，构建资源能源综合开发和循环利用体系，构建了“生态细胞—生态社区—生态片区”三级居住模式，探索建设分层级、标准化的公共服务体系。贵安新区坚持生态优先，构建万水千山城市生态系统；率先编制强制性“低冲击开发模式”规划建设标准，制定实施最严格的“1+9”生态文明制度，大力实施“五区八廊百园”“十河百湖千塘”等重大环境工程；围绕保护和改善水生态环境，重点实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四大系统工程”，首创“城市再生水循环利用系统”，按国内最高排放标准建成5座污水处理厂。湘江新区从2015年成立以来，始终把创新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推动建立综合性生态补偿机制作为重点改革任务，积极促进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城市绿色建筑建设融合发展。一是在环境保护和修复中，不是强行拆村，而是充分调动当地的生态保护积极性，对38个生态补偿点行政村发放扶持资金3000万，同时积极改善村庄的公共基础设施、垃圾回收系统，并大力推动集体土地流转，进行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引导村民开展农家乐、民宿旅游，从而实现在生态保护的同时，不断改善和提升民生水平。二是大力推进绿色建筑的建设。湘江新区制定出台了《绿色建筑管理暂行办法》，编制《低能耗建筑65%节能设计标准》等鼓励支持政策，完善绿色建筑指标体系和设计导则，将绿色建筑相关指标、星级标准等指标纳入土地出让、规划设计等全过程。截至2017年6月，新区范围内累积绿色建筑设计标识共125个，运营标识1个，累积绿色建筑面积约1549万平方米，新区核心区新建建筑绿色建筑覆盖率达到100%。

三、立足区域比较优势，探索特色化发展模式

各新区立足自身优势，围绕重点领域推动放大比较优势，积极探索区域特色鲜明、与经济水平相适应、惠及周边毗邻地区的区域发展新模式。一是因地制宜，根据自身区域、资源等优势，瞄准最前沿科技，发展特色高新技术产业，例如贵安新区依托气候、成本等优势，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会窗口，积极构建以大数据引领的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大健康医药、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五大产业为主的现代产业格局。两江新区紧抓产业基础和配套服务优势，以价值链、产业链打造主导产业，对汽车、电子、装备三大优势产业本地配套率达80%，形成了千亿级的产业集群，其中汽车产业集聚了10大品牌，达到370万辆整车、300万台发动机的产能，实现产值5000亿元。二是优化城市发展空间，突出本地文化与自然风貌特色，因地制宜地规划空间布局，探索形成独特的建筑风貌，指引和推动形成有特点、有底蕴、有历史的新区风貌。例如哈尔滨新区、湘江新区在其中心区的标志性公建中，突出本地文化特色。三是积极构建对外开放平台，扩展国家发展空间，形成自身特色，例如福州新区发挥独特优势，做足“海”的文章，主动融入“海丝”发展。密切与海丝沿线国家海、空港合作，推动开展海关、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等方面合作试点，推动中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发展壮大，促进交易所在海外设立交易分中心。四是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土地开发、新区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做法，形成了系列独特的做法和经验，为构建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四、重视推进产城融合，打造复合型城市新形态

许多新区并不是平地起高楼，而是在原先工业区、高新区或加工区的基础上建立的。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些区域正经历了一个从“园区（高新区、加工区等）→社区→城区→创新生态圈”的升级过程，园区不断与城市走向融合，如何实现职住平衡、网络互动、知识共享、业态创新，成为未来发展的新任务与新趋势。正是基于这种客观的需求，在2015年7月9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国家级新区全面落实产城融合发展理念，走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发展道路，促进产城融合发展。近年来，各新区按照文件要求，先行先试，有不少创新的做法。兰州新区围绕产城融合补短板，健全城市服务设施，完善城市功能体系，重点推进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向新区聚集，大力发展以工业旅游、景观旅游、休闲体验，增加新区人气，推动新区由单一型经济园区向综合型现代新城转变。浦东新区以张江科学城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在做实做强产业支撑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完善城市功能，推进教育、医疗、文体艺术、生活休闲等综合配套设施建设，促进科技、产业、人口与空间有机耦合，推动由开发区向城区转变。

五、做好城乡统筹，以新区建设带动安民富民

许多新区的规划面积很大，不仅涉及城市区域，也涉及农村或城中村，如何在新区建设中动态深入地了解民情民生民意，让村民能够获得发展的实惠，是新区建设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把他们看成是新区的见证者与贡献者，而非包袱，要解决好拆迁补偿、异地安置、就业转岗、持续收入、社会保障等问题，让他们在新区建设中拥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能在新区体面的生活，而不是最终成为“四保人群”（保安、保姆、保洁、保险），成为新区建设中的边缘人。其中重点和关键是要做好拆迁补偿和群众的民生保障问题。目前许多新区在城乡统筹中，积累了大量的创新做法。例如陕西西咸新区探索建立“五金制度”，全面保障拆迁群众的未来生活。即在房屋拆迁、土地征收与流转时，群众可以领到补偿“现金”；回迁后可以利用闲置或空出的房屋收取“租金”；政府在安置区为回迁群众预留商业用房，群众以房入股，村经济组织统一经营后，群众可以获得“股金”；通过开展劳务用工对接、加大就业创业培育等，推荐群众到新区企业进行工作，参与新区建设，让群众获得“薪金”；通过合理提高社保和养老标准，让群众获得足够的“保障金”，进而减少群众的后顾之忧，保障新区的长治久安。再如贵安新区在新城建设中，大力实施精准扶贫，全面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将直管区366个自然村寨按整体搬迁、保留提升、分散整合等三类规划建设，对整体搬迁型探索“三变三化”（资源变资本、资金变股金、农民变市民，均等化、社区化、资产化）征收安置新模式，建成生态智慧社区；对保留提升型和分散整合型村寨全面建设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并探索乡村资源资本化运作、村庄品牌化经营新路。

六、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改革，激发新区活力

改革创新是新区最重要的使命。新区坚持新的发展思路引领发展新常态，打造新优势。各新区坚持率先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创新，通过优化行政管理架构、规范权力和运行机制，提升了政府管理服务效能，推动了土地、金融、科技、人才等资源要素在新区集聚。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通过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改革，优化了外贸服务环境，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空间，有力促进了新区的发展。例如湖南湘江新区全面推行上门服务、预约服务、全程服务等十项举措，行政审批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社会投资房建类项目审批时限由23天缩短至17天，市政类项目审批时限由43天缩短至25天。

天府新区深入推进行政审批改革，7大类207项业务全面实现“一窗受理、内部流转、即时（限时）办结、一窗发放”，审批提速50%。重庆市三次调整优化两江新区体制，先后把4个市属开放投资平台公司和130平方千米的北部新区并入两江新区。出台了《两江新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和《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办法》，下放了283项市级审批权限。青西新区创新开展了“身份封存、全员竞聘、能上能下”的职员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创新“管委会+理事会”管理体制新模式，探索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定机构管理模式，有力地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哈尔滨新区以“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服务方式转变，对新区规划范围内的3个国家级开发区和所在行政区实行统一管理体制改革，整合后3个行政区（开发区）的党政工作部门由原来的126个精简为50个，精简幅度达60.3%，新区规划范围内行政管理主体由原来的6个压缩为3个，每个片区工作机构由原来的42个压缩为17个，通过减少政府管理层级、下沉政府管理职能，有效解决了开发区与行政区、不同园区之间跨行政区协调等问题。

七、聚焦重点项目、企业和活动，加速新区建设

通过引擎带动，以点带面实现新区高效发展，是新区建设中的重要做法和经验。新区积极打好项目建设攻坚战，不断形成经济增长点。例如湘江新区提出“一切向着项目看，一切围绕项目转”，着力突出项目建设的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重点聚焦战略性引擎项目、重大创意性项目、重大的公共文化设施项目，坚持抓早、抓快、抓实，仅2017年，湘江计划铺排项目584个，预计完成投资1138.76亿元，并按照“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责任部门”的要求，落实项目工作责任，让项目顺利落地建设。金普新区通过重大项目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精准把握自身特色定位，大力实施主题概念、招商产业链招商和产业集群招商，引进了迄今为止全国单体投资最大的外资项目——Intel二期非易失性存储器项目总投资55亿美元。青西新区连续3年开展项目集中签约、集中开工、集中投产“三集中”活动，累计引进产业项目1000余个、总投资近万亿。2017年新引进、开工、投产优质项目各200个，包括总投资500亿元的东方影都、总投资500亿元的青岛世界博览城、总投资220亿元的慧与大数据等27个百亿级重大项目。哈尔滨新区致力于“音乐之都”的建设，重金打造了哈尔滨大剧院，被ArchDaily评选为“2015年世界最佳建筑”之“最佳文化类建筑”，成为哈尔滨的标志建筑和市民的骄傲。

八、重视区域协同与国际合作，推进共建共赢共享

在2015年4月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国家级新区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强调国家级新区的功能是“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创新体制机制的重要平台、辐射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产城融合发展的重要示范区”。区域协同和国家合作是新区建设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各新区在建设中，牢固树立开放、包容、互惠、共赢的理念，不断强化国际国内的深化合作，积累了许多先进做法，进一步提升了新区在国家区域协同发展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例如两江新区高度重视区域协同发展，带动效应开始显现，已通过新区将1824个项目落户到三个行政区，投资金额分别占江北区的63%、北碚区的69%、渝北区的77%。赣江新区围绕“一区三口岸”（“一区”即南昌综合保税区，“三口岸”即昌北国际机场的空港口岸、龙头岗综合码头的水港口岸、昌北铁路物流基地的陆港口岸）国际多式联运中心建设，不断提升内陆地区的国际化开放水平。兰州新区主动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建立了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并举办了丝绸之路高端论坛等活动，促进了中外产业合作和文化的交流。滇中新区充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提升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通道和门户功能，把新区建设成为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等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哈尔滨新区以建设“中俄合作重要承载区”为主攻方向，完善对俄合作承载功能。先后开通了“哈尔滨—汉堡”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和“哈尔滨—莫斯科”中俄国际货运班列，打造服务多样、功能多元的中俄贸易总部基地，目前新区对俄邮政小包发运量已占全国30%以上。

第三节 国家级新区建设存在的问题

国家级新区成立以来，为改革创新发展提供了很多新的做法与示范。但是随着国家新区数量的不断增多，以及各个新区的发展阶段与基础不同，在新区战略意图、发展特色、产业升级、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仍然存在系列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区健康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一、示范作用上，还需强化“领”

国家设立国家级新区的初衷，即是要发挥新区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引领全面改革开放、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产城融合和城乡一体发展等方面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多年来，新区在国家税收减免、土地供应等优惠政策的支持下，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经济规模日益壮大。但整体来看，目前新区还主要集中在自我发展，在带动周边区域方面的力度还不足，有些甚至是产生“虹吸”现象，将周边的优势资源吸聚到新区。

二、改革发展上，还需强化“新”

创新是国家新区的核心动能，但面临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新要求的背景下，许多新区在改革创新上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进一步突破。例如部分新区发展理念还不够新，还保留着传统的通过“土地主让、房地产开发”来兴城的思路，对产业培育、人才招引重视不够；部分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机制还不到位，新区、高新区、工业区、行政区等各个主体叠床架屋，权责不清，难以形成发展的合力；部分新区重管控轻服务，公共服务意识较为薄弱，服务效能不高。

三、新区建设上，还需强化“特”

一个城市独特的气质和风格最终是通过文化塑造的。如果城市发展脱离了文化传承，阻绝了文脉延续，城市容易“魂不附体”“千城一面”。因此，新区建设过程中，更深刻的内涵应是文化特色萃取和文化价值升华的过程。目前来看，由于在新区规划上，主要借鉴西方规划和建筑设计，对区域文化底蕴挖掘和文化传统活化继承不足，常常造成城市面貌的雷同。在主导产业选择上，不少国家级新区还缺少从区域协同发展的高度，立足本体市场资源优势来确定产业发展方向，往往热衷于追逐各类热点产业和项目，缺少具有特色和首位度产业集群。

四、经济结构上，还需强化“转”

从新区的经济结构上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大多的新区以二次产业为主，以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具有示范型的项目不多，体制机制创新业不足；二是从二次产业的内部结构来看，一些新区高耗能、中低端技术的产业占比较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养的任务依然艰巨；三是从园区的经济收入来看，一些新区土地财政的特征明显，对土地及房地产依赖性比较强，受近年来地产政策调整的影响，一些新区房地产投资增速减缓，对新区经济运行影响较为明显。

五、统筹发展上，还需强化“融”

新区在统筹发展和资源整合力度上，存在较多的问题。一是体制机制的障碍，例如许多新区是在原来的加工区、高新区、园区、行政区等基础上建立的，这也导致了新区内的行政主体较多，管理职能和管理权限分散在不同的行政主体中，加大了统筹协调的难度。二是新区通常在整体规划新区中，实行扁平化的管理，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较少，与传统的各级行政管理体制对接存在一定困难，容易出现管理缺位，不利于新区的健康发展。

第四节 国家级新区建设对雄安的启迪

一、勇担历史使命，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样板

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在规划建设中，中央指出雄安新区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要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新区发展的核心是要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如果说其他新区主要是在国内作出示范的话，那么雄安新区的建设，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给世界贡献一个什么的城市，为世界城市的建设共享一个什么的样板。中国的汉唐时代，给世界贡献了一批伟大的城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在城市建设、治理、运营等方面贡献中国的智慧、方案与样板。新区的建设，既需要延续文脉，以中华文化积淀为背景，以华北地区文化为核心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承，又要海纳百川，吸收世界各国先进建设之精粹，顺应时代发展之潮流，融会贯通，自成格局，开创新区建设的一个新境界，形成世界新区的新榜样。

二、做好生态建设的顶层设计，绝不能以城废淀、以城废绿

生态是新区建设与发展的基石，许多新区都重视新区生态的建设，特别是从顶层设计出发，统筹布局，制度保障，确保可持续发展。在湘江新区的生态建设中，其始终坚持以规划为先导，优化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顶层设计，率先在全国按照“反规划”理念编制实施发展建设规划，出台了《湖南湘江新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实现了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的“多规合一”“无缝衔接”。率先在全国实施生态控制线规划，实施生态功能分区控制，明确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探索推动生态环境管理的“网格化”和“河长制”，推动生态保护落到实处。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新区时，反复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划定开发边界和生态红线，实现两线合一，着力建设绿色、森林、智慧、水城一体的新区。”在新区的发展任务中，也提出要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可见，生态建设雄安建设中的重要基础与任务。从顶层设计出发，形成统筹布局和长效机制，这是雄安新区在未来生态建设中可以积极取法和借鉴的。

三、聚焦特色产业门类，迅速提升首位度和识别度

雄安新区由于拥有极高的关注度和发展潜力，是国内外许多大型企业布局未来发展的必争之地。但由于雄安新区原来的产业基础较差，因此要快速崛起，就需要聚焦特色的产业门类，全力打造，才能快速出规模、出品牌、见成效，也才能形成发展的集聚优势。例如，雄安文化产业发展想要实现弯道超车，从发展之初就要站在未来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前沿。从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来看，数字创意产业是重要的潜力方向。新区需要根据产业发展趋势、人才、环境以及政策优势，大力发展以数字创意产业。重点包括发展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大力推进数字文化内容开发。包括数字影音、动漫游戏、数字音乐、网络文学、在线演出、文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内容。二是大力推进数字文化技术与装备研发。包括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裸眼三维、交互娱乐引擎、文化资源数字化处理、广播影视融媒体制播等配套装备和平台等。三是积极推进数字融合类产业。包括数字设计、数字旅游、数字农业、数字健康、智慧城市等产业。逐渐形成文化引领、技术先进、链条完整的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格局，打造世界级数字创意高地，成为雄安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四、合理布局城市结构，推动产城深度融合发展

要避免交通堵塞、潮汐通勤、职住分离、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的问题，需要有良好的城市规划和空间组织。例如天府新区按照“职住平衡、功能复合、配套完善、绿色交通、布局融合”的理念，在成都分区以中型城市和小型城市的尺度规划了35个“产城融合单元”，每个单元的规模为20~30平方千米，容纳20万~30万人，每个单元都有一个主导产业，如电子信息、新材料等，在单元内部，各种城市功能配套齐全，新区居民在单元内可就近实现就业、购物和休闲。每个单元外部出行以轨道和快速交通为主，内部交通则以常规公交、自行车和步行为主，预计工作出行距离不大于6公里，出行时间不大于30分钟。对于雄安新区而言，做好组团式、街区化，推动产城融合发展非常重要。应借鉴国际先进做法，并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创新实践，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自豪感。

五、推进协同与开放合作，扩大引领力辐射力影响力

协同创新是推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多资源、多主体、多元素共同协作、相互补充，才能更好地引领相关行业创新发展。例如南沙新区从区域创新的角度去规划产业的发展，系统、科学地规划产业布局和重点项目，与粤港澳共同发展。雄安新区距北京、天津各100多千米，形成了战略三角。在新区发展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土地、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多方面，与周边城市和地区，与京津冀经济圈之间，进行对接和产业协调，实现资源与要素共享的融合发展模式。同时，雄安新区作为“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要积极建设对外交流载体和活动，大力发展外贸型经济，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提升新区在国家全方位开放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打造成为区域链接世界的战略枢纽，不断增强新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第五节 国家级新区建设对雄安的警示

一、要尊重规划严肃性和落地性，一张蓝图干到底

习近平总书记说：“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现在绝大部分新区基本上都请国内外知名的公司进行规划编制，形成了规划体系。但是有了规划，更重要的是要落实规划。然而由于市场力量、资本的力量或者主政的变化，新区的发展理念、思路等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规划的审批时间较长，一些规划还没有审批完，项目、市场和主政就发生了变化，导致规划难以有效执行。因此，雄安新区的规划执行方面，需要加大力度，特别是需要在法律层面进行有效保障。

二、要注重文化保护与挖掘，用文化铸就新区之魂

历史证明，闪耀人类历史的光辉城市都是伟大的文化都市，一个城市独特的气质和风格最终都要通过文化来塑造。雄安之魂在文化，魅力之源也在文化。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之初，就把文化纳入顶层设计之中。立足广阔的视野和战略的思维，根植中华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标全球经典，以广泛吸纳和融合世界优秀多元文化和多维生态的气度，设计城市文化发展的战略路径，为城市发展注入人文关怀、人文精神、人文内涵，大力建设底蕴深厚、磅礴大气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之城”，打造代表信息时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未来之城”，为全世界新区新城的建设提供极具参考价值和标杆意义的“示范之城”。

三、要将人才放在新区发展之本的高度，加以重视

创新是国家新区的核心动能，但除了位于一线城市的新区，许多其他的新区创新能力稍显不足。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优秀人才的短缺。新区建设离不开人才，虽然这些新区采取了大量政策和创新做法，试图吸引更多海内外优秀人才和创业团队落户，但由于城市能级、产业基础等问题，优秀人才仍然难以满足新区建设的需要，这也成为制约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雄安新区的发展，从根本上而言，取决于人才入驻情况。因此，雄安新区需要积极营造一个适合创新创业的城市生态体系，吸引全球顶级的孵化机构、创投机构、众创空间运营机构落户雄安，全球有梦想、有创意的精英集聚雄安。

四、要锐意创新，探索内陆新区改革发展新路径

在新区的战略使命方面，每个新区的使命都不一样，发展方式与路径也不一样。例如，浦东新区、滨海新区采用的发展模式是初期大量引进外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初步发展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出口为向导进行国际贸易，然后再逐步完善金融、物流、通信等服务性产业，形成中心效应，是典型的沿海外向型经济。而雄安新区并不靠海，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审时度势，大力探索先进高效、集约环保的发展方式，走一条适合新区发展的特色路径，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新区，在全国乃至世界起到引领和样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