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三国志》撰成之初，在陈寿生前，就有张华、荀勖、陆机等不少人看到，好评如潮，张华还因此决定把晋朝国史的修纂托付给他：“当以《晋书》相付耳。”但不幸元康七年（297），经过几年仕途上的挫折，还来不及到太子中庶子任上，他就在洛阳病故了，终年六十五岁。

陈寿去世的消息一传出，范等人联想到汉武帝曾在司马相如弥留之际，派人去取他的遗书，其中就有关于封禅的极为重要的意见，便立刻上书，称《三国志》很有价值，“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应该赶紧去采录。于是，晋惠帝责令河南尹、洛阳令叫人到陈寿家里去抄写，这样，《三国志》也就成了一部官方认可的史书。在陈寿以前或者与他同时，其实还有不少人在写魏、蜀、吴三国历史，现在还能知道的，就有魏国的荀觊、阮籍、傅玄、王沉等写过《魏书》，鱼豢写过《魏略》，还有吴国的韦昭、薛莹、周昭、梁广等写过《吴书》，即便是在陈寿抱怨的“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蜀志·后主传》）的蜀国，也有王崇写过《蜀书》。当陈寿编写《三国志》时，上述史书或多或少都成为他的参考。过去内藤湖南曾怀疑《三国志》中凡是写有“今云”处，便是采用鱼豢《魏略》留下的痕迹（《中国史学史》），是不是可靠且不去管它，而他在《蜀志·杨戏传》里明确说过，李密有同乡杨戏于延熙四年（241）写有一篇《季汉辅臣赞》，这就是他编写《蜀志》很重要的依据。

不过这些官修、私纂的三国史，在陈寿的《三国志》成书、传布以后，都为其光芒所掩，逐渐散佚，如王沉等人编写的《魏书》，就遭到了“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晋书·王沉传》）的批评。还有一些作者，是在看到陈寿的《三国志》后，自愧弗如，放弃了类似的写作计划，如与潘岳有“双璧”之称的夏侯湛，便是销毁了他正在撰写的《魏书》，而从吴国来的陆机，本来正在酝酿《吴书》，也被打乱了节奏。还有像东晋时代孙盛所写《魏氏春秋》、习凿齿所写《汉晋春秋》，这一类三国史，据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的统计，大概有十五种，都没有流传下来。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三国志》被认定为“铨叙可观，事多审正”的“近世之嘉史”，只是它叙事过于简略，官方于是委托裴松之（372—451）为它作注，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完成。当时裴松之能看到的汉晋间书籍还很多，所以他注释用的是“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上三国志注表》）的方法，在《三国志》原书之上增加了一倍的文字，因而保存了非常多的史料，这也就更加奠定了包括裴注在内的《三国志》的地位。

《三国志》之受好评，首先，是由于陈寿根据魏、蜀、吴的官方档案，并参考它们的官修史书，又以“笃于旧故”的杨戏《季汉辅臣传》等为线索，他的《三国志》，因此原原本本，有来历、讲证据，故得到“质直”“实录”的肯定。其次，他拜谯周为师，“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本来就有很好的历史学基础，除了《三国志》，他还写过《古国志》五十篇，同样获得好评。当时流行给地方人物写传，东汉初期以来，蜀郡的郑伯邑、赵彦信以及汉中的陈申伯、祝元灵和广汉的王文表等都写过《巴蜀耆旧传》，在此基础上，陈寿增订完成了《益部耆旧传》十篇，有些篇章，迄今保留在裴松之注里，很可见他的乡土情怀，也可见他写人物传的本领。

后来人比较“前四史”，往往说《三国志》的文字简洁、质朴，不像《史记》《后汉书》那么神采飞扬、激情四溢，然而在当时，也有人认为陈寿的文字只是不如司马相如艳丽，但足够“富艳”，《三国志》和《古国志》都称得上“品藻典雅”，显示作者“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据说张华还有过“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的话（《华阳国志本传》）。南朝宋齐时代的王僧虔说：“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仿佛。”（《诫子书》）他说自己在接触玄学以前，本来要学历史，那时是把《三国志》当床头书天天来看的，可见《三国志》是很重要的一部史书。齐梁时代的评论家刘勰对陈寿还有一个总结，说他的历史写作有根有据，不是简单抒情，也并不大而化之，叙事都经过剪裁和提炼，融入自己的观点，可以说是文章和史实结合得恰到好处，因此能在众多史书中脱颖而出：“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文心雕龙·史传》）说明叙事得体、文字漂亮，也曾是《三国志》备受赞扬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