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从特殊走向普遍：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是近一二十年国际知识界讨论得很热的一个话题，但在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是近几年出现的新主题。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般认为，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最早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他看来，以前的知识分子通常具有公共性，他们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然而，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出身的一代，却成为了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被科学专家、大学教授所替代，后者仅仅为专业读者写作，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消亡，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因此也衰落了。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学院化、专业化时代的出现直接有关。当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再是自由身份的作家、艺术家，而是技术专家和大学教授时，他们的公共性就发生了问题。

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公共”究竟何指？我以为，其中有三个含义：第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和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公共性所拥有的上述三个内涵，也是与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密切相关。然而，本来属于知识分子本质特征的公共性，在我们这个时代却发生了疑问。知识分子身份上的专业化分工和知识上的后现代思潮，使得过去我们所习以为常的知识分子公共性质发生了问题。在一个专业化和后现代社会中，如何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这个问题不再是自明的，需要重新加以讨论和论证。

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不仅是西方的，也是中国的，中国自1990年代以后也出现了类似欧美1970年代以后所出现的专业化知识体制和后现代文化思潮。在本章中，我将首先分析1990年代中国所出现的专业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两种主流现象，然后在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几次重要的有关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讨论中，提炼出三种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传统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和特殊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并进而从规范层面详细讨论他们各自的知识背景和有限性，最后以布迪厄（Bourdieu）的理论为背景，分析在一个专业化时代里，建构一种由特殊走向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理想类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