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手工业技术

商代前期，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不仅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且在各行手工业内部也有了一定分工。到了后期，手工业更大规模地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尤其是王室贵族所掌握的手工业，生产规模大，种类多，分工越来越细。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其专业有青铜冶铸业、制陶业、兵器制造业、骨器业、玉石工艺业，还有皮革、竹木、舟车、建筑等。各种工匠见于文献记载的有陶工、酒器工、椎工、旗工、绳工、马缨工等。每个专业生产部门中还有更细的分工，如青铜冶铸工艺就有采料、配料、冶炼、制模、制范、浇铸、修整等一系列程序和分工。周代手工业在商代基础上又有进步，种类增多，分工更细致，因而号称“百工”。社会生产分工的发展，为手工业生产者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

建筑

各项手工业技术的进步给建筑业以新的技术武装。青铜工具斧、凿、锥、锯等用于建筑工程，陶制水道管和瓦的发明与应用，青铜建筑构件和各种雕刻品、丝织品用于建筑装饰，都自商、周以来开始盛行。初具规模的都邑和相当宽敞的宫殿，是奴隶主贵族据以显示威严及享受生活的处所。

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加强防御，古史传说夏禹之父鲧已开始筑城。近年，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和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时间相当于夏代的城堡遗址。墙体是用夯土修筑的，与以后商代的夯筑技术相比，较为原始。商代城址已发现的有河南郑州和湖北黄陂盘龙城两处。两处的城墙主体都是夯土版筑而成，版筑办法是将两侧壁和一个横头用木板堵住，在这一段内分层夯筑，夯成后拆除横堵板和两侧壁板，然后逐段上筑。这种分段版筑法，可以在同一时间里集中较多劳动力，按一定的要求标准施工，既加速了筑城的进度，也保证了质量。位于现在洛阳的周代王城，城墙墙体采用方块夯筑的方法，即夯筑时用木板隔成方块，在这个方块内分层夯筑到相当于木板的高度，然后拆板向一方或向上移动，另组方块，上下夯块交错叠压，层次分明。这种成方块的夯打和交错叠放，增强了城墙的坚固性，类似后来的砖墙把砖交错叠砌一样。这方法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成为我国传统建筑技术的特点之一。城墙的上部建筑没有遗存，但从甲骨文字的形象来看，商代城墙四门之上应该已有门楼建筑了。郑州商城遗址规模很大，有一定的规划布局。城内北中部高地上有大面积的夯土台基，是宫殿和宗庙的遗址。城的四周分布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和半穴居式居宅遗址及墓葬区。

“夏桀作琼宫瑶台，殚百姓之财。”说明夏代在广大奴隶创造的物质财富基础上，已经开始兴建相当规模的宫室。从商代早期、中期的二里头宫殿宗庙遗址和盘龙城宫室建筑基址来看，已有比较成熟的营造设计。以夯土筑成的高台为殿基，台基上有大型木骨泥墙构成的堂、庑、门、庭等建筑物。有的地方在地下还铺设有排水用的陶水管。

河南安阳附近小屯村殷墟遗址为商代晚期的都城，是当时最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这里曾发现过几十座宫殿遗址。根据其基址的情况来看，建筑群的规划布局采用东西南北屋两两相对，中为广庭的四合院组织的布局。这种四合院房基已发现好几组，以长方形的基址比较多。最大基址长约46.7米，宽约10.7米。房基上整齐地排列着许多扁圆的大砾石柱础，有的砾石上还加垫了一块扁圆的铜片。在安阳小屯遗址一个为王室磨制玉石器的处所内，还发现一块涂有彩绘的白灰面墙皮，上绘有红色花纹和黑圆点，纹饰似由对称的图案组成。这一发现，说明了商代建筑物已用壁画来装饰室内墙壁。河北藁城台西村晚商居住遗存中发现了用夯土和土坯混筑的墙。土坯是以后烧砖出现的前奏。

周代的建筑，现已发掘的有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早期的宫殿（或宗庙）和扶风县召陈村西周晚期大型建筑群遗址。从建筑技术上看，和商代的建筑大致相同。一些古文献中描述的周代宫殿、建筑是很宏大的。《尚书·顾命》中有一段记载康王即位仪式的文字，其中提及了当时的宫殿建筑有“五宫三门”、“堂”、“室”、“东房”、“西房”、“庭”、“东序”,“西序”、“东垂”、“西垂”等繁多的名目。

瓦的使用是从西周开始的。凤雏村遗址里瓦的数量不多，大概只用于重要部位或部分屋面上。而召陈村遗址三座房屋周围都有大量倒塌下来的瓦片堆积。瓦的种类、大小、形制、纹饰各不相同，有板瓦、筒瓦等。西安客省庄遗址还发现有专用于屋脊的人字形瓦。瓦上都有瓦钉和瓦环，有的在顶面，有的在底面，用来固定瓦的位置。瓦的使用，解决了屋顶的防水问题，延长了房屋的使用年限。但这时建筑上用瓦大概还只限于奴隶主贵族的房屋。春秋以后，瓦的使用才开始普遍起来。

纺织

我国古代各个王朝差不多都设有管理织造的官员，这大概是从商周时期开始的。据《周礼》记载：周代专门设立有典丝、典枲、典妇功和掌画缋之事的官吏。《周礼》中所记官名，虽多有出于后人附会推测者，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即使不能肯定说周代已有这些专管纺织的官吏，至少也能说明进行纺织品生产的组织和分工等已经逐渐健全。当时的纺织业，以麻纺、丝纺为主，也有少量毛纺织。

当时还没有棉花，所谓的布指的都是麻布，是大多数人的衣着原料。在麻纺织技术上，这时有明显的进步。所使用的纺织原料种类相当多，有麻、苎、葛、苘、楮、、菅、蒯等植物。但已逐渐趋向于优选定型。“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说明人们已认识到麻纤维的长度和韧性等纺织效能较优于菅、蒯等野生植物。麻和葛的纤维必须经过脱胶才能利用。对于麻，主要是浸沤，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使麻皮腐蚀柔软，所以《诗经》中有“可以沤麻”、“可以沤苎”的说法。对于葛，则要用沸水烹煮，因为葛纤维的胶质不易脱解，非使用高温不可。所以，《诗经》中有“是刈是濩”之说，“濩”就是煮。

因为纤维加工能力提高了，相应的也促使麻织品的质量有所改进，并出现了统一的纱支标准。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用途，按照纱支标准的要求，织成粗细不同的各种麻布。计算纱支的主要单位叫“升”，每升为80根经线。据《仪礼》、《晏子春秋》等记载，周代的麻布，一般幅宽为周尺二尺二寸（约合现在50厘米）。最粗的布用三升，专供丧服之用。比较粗的布用七升，专供奴隶穿着的。最细的为十五升和三十升，是专供奴隶主们朝会宴享和制冕用的。用1200或2400根经线织成宽50厘米的布，每厘米的经密约24或48根，是相当细密的了。后者已和现在较细密的棉布不相上下。

这一时期，丝织技术的提高，首先表现在品种大量增加上。见于记载的有缯、帛、素、练、纨、缟、纱、绢、縠、绮、罗、锦等。既有生织、熟织，也有素织、色织，而且有多彩织物，即所谓锦。从河北藁城台西村商墓出土的一批铜器中，有一件铜觚上残留了一些丝织物的痕迹，尚能辨认的即有五个类别，可能为纨、绡、纱、罗、绉，足见其时丝织物品种之丰富。

这个时期，丝织物的组织逐渐繁复。除平纹外，还出现了斜纹、变化斜纹、重经组织、重纬组织等。最重要的是提花技术的出现。根据有关文物分析，这时已有具备多综片的提花机，能够织作比较复杂和华美的提花织物。瑞典远东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中国商代青铜钺，其上黏附有丝织物的残痕。原丝织物即是在平纹底上起菱形花纹的提花织物。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铜器和玉器里，也有黏附丝织物的。其中有一件采用了回纹图案，比远东博物馆的那件还精美，是在平纹底上起斜纹花，每个回纹由25根经线和28根纬线组成。回纹外围线条较粗，自然地成为一组几何纹的骨架。图案对称、协调，层次分明，做工精巧，已经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提花技术，是中国古代在织作技术上的一件非常重要的贡献。它不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内容，对于世界纺织技术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西方的提花技术都是在汉以后由中国传过去的。而追根溯源，我国的提花技术实肇基于殷商时期。

染色

随着纺织业的发展，染色在这时期也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由于人们，特别是奴隶主阶级越来越讲究服装彩色和花纹，驱使工匠和工奴们在染色上下工夫，因而使印染技术得到发展。

商周时期，人们已掌握利用多种矿物颜料给服装着色和利用植物染料染色的技术，能够染出黄、红、紫、蓝、绿、黑等色。利用矿物原料着色的方法称为“石染”。矿物染料，染红的有赤铁矿（又名赭石）、朱砂；染黄的有石黄；染绿的有空青（又名曾青、石绿）；石青（又名大青、扁青）可作蓝色染料。染的方法有浸染与画缋两种。浸染是将着色材料研磨成微细粉末，再用水调和，把纱、丝或织物浸入其中，矿石粉末即为纤维所吸附。画缋是将调和的颜料涂在织物上，或涂一种颜色，或杂涂各色而成图案花纹。“画缋之事，杂五色……后素功”，说的就是这一方法。用矿物着色的实物，在出土文物中业已见到，如1974年长沙发现的战国丝织物“朱条地暗花对龙凤纹锦”，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几件印花敷彩纱等等；而且为了使图案清晰，防止颜料渗化，可能已使用了有黏性的增稠剂。

植物染料在周代以前已使用，靛蓝是利用得最早的一种。《夏小正》中记载“五月……启灌蓼蓝”，说明夏代已开始种植蓝草了。蓝草中含有蓝甙，从中可以提出靛蓝素。有人推测，最初用蓝草染色，可能是把蓝草叶和织物揉在一起，蓝叶揉碎了，其液汁就浸入了织物；或者把布帛浸在经发酵的蓝草叶溶液里，然后晾在空气中，使吲哚酚转化为靛蓝。靛蓝色泽浓艳，牢度好，几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喜爱。茜草是商周时期染红色的主要染料，紫草主要用来染紫色。茜素和紫草若不加媒染剂，丝、毛、麻均不能着色，而当它们与椿木灰、明矾等媒染时就能得到鲜艳的红色和紫红色。《诗经》中多处说到茜草和茜染的服装，如“茹藘在阪”, “缟衣茹藘”。“藘”即茜草。春秋时，“齐桓公好紫服”，因而紫绸价格五倍于素绸，尚供不应求。染黄色的植物染料品种较多，有荩草、地黄、黄栌等。荩草若以铜盐为媒染剂，还可以得到鲜艳的绿色，因而它原名“绿”。皂斗即橡斗，是古代主要的黑色植物染料。“肃肃鸨羽，集于苞栩”和“山有苞栎”等诗句中的栩和栎，又名杼或柞，现名麻栎。麻栎的壳斗中含五倍子单宁，以铁盐媒染就能得到黑色。此外，含硫酸亚铁的矿石——绿矾也可以与许多植物媒染染料产生黑色沉淀以染缁（黑绸）。植物染料染色以及媒染染料、媒染剂的使用，在染色技术上是个重大的突破，它大大丰富了颜色品种，对后世染色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制陶技术的进步和原始瓷器的出现

商代的制陶业已设有专门作坊，并且内部有固定的分工。制陶作坊除生产一般的灰陶、红陶和黑陶外，还生产少量供奴隶主贵族使用的釉陶和白陶。白陶的制作技术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它和原始瓷器一样，也是用高岭土作胚胎，烧成温度在1000℃以上，陶质较坚硬。青铜铸造对陶器制作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铸造用的陶范是由砂和黏土构成的，要求较大的强度和较高的透气性、耐热性。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人们就得在制范的原料和烧成温度上设法改进。在这两点上，一旦发生了质的飞跃与突破——瓷土的发现与利用，高温窑的创造成功，再加上釉的出现以及还原焰的运用，原始青瓷器就应时脱胎而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河南的安阳、洛阳、郑州，江西的吴城，江苏的丹徒、苏州，安徽的屯溪，陕西的西安和甘肃灵台等黄河中游及长江下游这一广大地区的商代和西周遗址中，都发现了完整的“青釉器”或其残片。这些出土的“青釉器”胎质一般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也有近似纯白略呈淡黄色的，少数为灰绿色或浅褐色。烧成温度一般在1000℃或1200℃以上，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施有一层石灰釉。这些特征都与瓷器所应具备的条件相近。另一方面，它们也不完全与瓷器相同，所用制胎的原料质量还不够精细，烧成温度一般还略偏低，还有一定的吸水性，胎色白度不高，也没有透光性，器表的釉层较薄，胎和釉结合较差，容易剥落。胎的烧结程度也很不相同，说明当时对烧结温度的认识和对窑温控制的技术都还不够成熟。总之，商周时候的“青釉器”可以认为是瓷而不是陶，但也表现出它们的原始性和过渡性。故而学术界一般将其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以后我国驰名世界的瓷器，实肇基于这个时期。瓷器的发明是我们先民对人类文明的又一项重大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瓷器有较大的发展。浙江绍兴战国墓中出土的大批青釉器，胎质坚密，器形规整，大多仿青铜器。在浙江古越州一带出土的大量东汉时器物，已与魏晋时期成熟的青瓷无任何不同之处。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一千六七百年间的变化，正是我国瓷器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酿酒

农业发生后，人们储存的粮食，有时因设备简陋受潮发酵，吃剩的食物也会因搁置而发酵。淀粉受微生物的作用发酵，引起糖化和产生酒精，这就成了天然的酒。当人们有意识地通过粮食发酵来获取酒浆时，酿酒技术便开始出现了。

我国用谷物酿酒可能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农业生产逐渐发达起来，谷物酿酒就更普遍了。商代饮酒之风很盛，所遗留下来的酒器非常多。周代设有专管酒的官吏“酒正”, “掌酒之政令……辨五齐（即剂）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日盎齐，四日醍齐，五日沉齐……”有人认为“五齐”是酿酒过程中的五个阶段：“泛齐”是发酵开始时发生二氧化碳气体，把部分谷物冲到液面上来；“醴齐”阶段逐渐有薄薄的酒味了；气泡很多，还发出一些声音，是“盎齐”阶段；颜色改变，由黄到红为“醍齐”阶段；气泡停止，发酵完成，糟粕下沉就是最后的“沉齐”。也有人把“五齐”解释为五种原料不同的酒。总之，总结出“五齐”，说明酿酒技术有了提高。《礼记·月令》中说：“仲冬……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兼之，无有差贷。”这一段文字把酿酒应注意之点都说到了。曲中的毛霉和酵母菌都是很敏感的微生物，水里稍有杂质，就会影响菌类的活动，所以“水泉必香”。“陶器必良”，可以避免杂菌的滋生。“火齐必得”是指温度的控制。

用谷物酿酒，谷物里的淀粉质需要经过糖化和酒化两个步骤才能酿成酒。曲能把糖化和酒化结合起来同时进行。利用曲来酿酒，是我国特有的酿酒方法。几千年来，制曲技术得到不断发展，新曲品种续有发现。酿酒技术本身也以原料的不同和比例的差别而有种种方法。到明代《本草纲目》中已记载有70种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了。在欧洲直到19世纪90年代从我国的酒曲中得出一种毛霉，才在酒精工业上建立起著名的淀粉发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