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

分析经济发展的起点是经济的禀赋特征。一个经济的禀赋特征在任何给定时间是给定的，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按照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一国的禀赋仅由土地（或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包括物质和人力资本）构成。这些实际上是要素禀赋，是经济中的企业在生产中使用的。应该指出的是，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资本劳动比的动态变化。这是因为，在实事求是地讨论一国的经济发展时，土地都是外生给定的，而自然资源的存量是固定的，发现也是随机的，例如矿产资源。理论上说，也应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经济的禀赋的一部分。基础设施包括硬件（有形的）基础设施和软件（无形的）基础设施。硬件基础设施的例子包括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电信系统、电网和其他公共设施等。软件基础设施包括制度、条例、社会资本、价值体系，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安排等。基础设施影响每个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投资的边际收益。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禀赋结构不同，相应也会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其要素禀赋结构一般会呈现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同时资本相对稀缺的特点，因而生产也多集中于劳动力或资源密集型产业（主要有维持生存的农业、畜牧业、渔业和采矿业），采用传统的、成熟的技术，生产“成熟的”产品。除了矿业和种植业，这些生产活动很少有规模经济。这些国家的企业规模一般而言相对较小，市场交换往往也不正规，通常仅限于在当地市场上跟熟人进行交易。这种生产和交易对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要求不高，只需要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初级的基础设施就可以了。

位于发展阶段谱线另一端的高收入国家，则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禀赋结构图景。这些国家相对丰裕的要素不是劳动力，也不是自然资源，而是资本；因而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各种硬件（电力、通信、道路、港口等）和软件（法律法规体系、文化价值系统等）基础设施也必须与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市场活动相适应，这种情形下的市场交易是远距离、大容量、高价值的。

经济发展要求在现有产业中不断引入新的、更好的技术。低收入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以农业为生。农业技术的改进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和减贫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经济发展也要求经济不断地从现有产业向新的、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扩展，从而实现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如果没有这样的结构变迁，人均收入持续增加的余地就很小。因此，本文的讨论将集中于与产业升级和多样化有关的问题。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资本密集度从小到大的所有产业都可供选择。然而，要实现向资本更密集产业的升级，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升级其要素禀赋结构，而这就要求资本积累速度高于劳动力增长速度（Ju, Lin and Wang, 2009）。当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顺着产业阶梯拾级而上时，由于资本设备的不可分性，该国生产的规模效应也在扩大。该国企业的规模更大，需要更大的市场，这些都反过来要求基础设施（比如电力、交通、金融以及其他软件基础设施）的相应变化。

产业升级和产业多样化的过程也增加了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企业离世界科技前沿越近，就越难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成熟技术，也就越需要自主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从而面对的风险就越大。根据风险的来源，一个企业独有的风险可以分为三类：技术创新风险、产品创新风险和管理才能风险。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企业倾向于使用成熟的技术为成熟的市场生产成熟的产品。此时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来自于企业所有者—管理者的管理才能。当发展到了更高水平，企业往往发明新技术以向新市场生产新产品。此时除管理才能风险以外，企业还会面临技术和市场成熟的风险。因此，虽然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才能都影响到企业的总体风险，但三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却因产业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大不相同。

随着企业规模、市场范围和风险性质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对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和软件）的要求也发生变化。倘若基础设施无法同时改善，各个产业的升级过程都将面临Leibenstein（1957）讨论过的X-低效率（x-inefficiency）问题。在任何给定时点，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上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因此，随着资本积累或人口增长，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发生变化，使其产业结构偏离原来发展阶段下的最优产业结构。

当企业所选择的产业和技术都与经济体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时，经济将会最有竞争力。随着这些充满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不断成长，它们将占有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份额，同时也将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表现为工资和利润）。而且，由于产业结构在那个要素禀赋结构下是最优的，如果把这些经济剩余重新投资的话，其回报也将最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将不断积累实物和人力资本，不断提升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并且使得本国企业在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的产品中越来越有竞争力。

企业关注的是利润。要想使企业自发进入和选择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该经济的价格体系就必须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而只有竞争性的市场才能做到这一点（Lin, 2009a; Lin and Chang, 2009）。因此，无论在哪一个发展水平上，市场都应被作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机制。这种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方法对于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看起来或许是缓慢而令人沮丧的。但事实上，这种办法却是积累资本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最快方法；并且，只要能得到更为发达的国家已经开发出来且依然存在于这些国家的技术，并进入这类产业，其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还可加快。在每一个发展水平上，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可以选择适合该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技术（并进入相关产业），而不用自己重新研发（Gerschenkron, 1962; Krugman, 1979）。正是这种利用已臻完善的技术进入现有产业的做法，让一些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维持了年均8%—10%的GDP增速。

随着发展中国家沿产业和技术阶梯拾级而上，许多其他变化都随之而至：企业所采用的技术越来越复杂，资本需求增加，生产和市场规模也有了变化。远距离市场交易越来越多。因而，为了给新升级的产业中的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并使其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一个灵活、平稳的产业和技术升级过程就需要教育、金融、法律和硬件基础设施方面同时做出相应改进（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 2010）。显而易见，单个企业无法有效地内部化所有这些变革成本，而多个企业之间为了应对这种挑战进行的自发协调往往也不可能实现。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集体行动，至少需要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者与工业企业二者之间协调行动。这样，就把政府拉了进来，政府要么自己进行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要么就需要积极协调各方的行动。

当一个经济体的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其潜在比较优势也发生变化，哪些新产业符合这一新的比较优势呢？这就出现了信息不足的问题。要想成功进行产业升级，就要求有一些先驱企业去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先驱企业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它们的经验教训都会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外部性。因此，除了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中发挥积极作用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跟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还需要对先驱企业产生的信息外部性进行补偿（Rodrik, 2004; Lin, 2009a; Lin and Monga,2011; 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