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国至南北朝“钱入私门”
三国曹魏时，正式将原来的选部改为吏部，并在选拔官员方面实行九品中正制，加强了中央的人事权，也相应地减削了官员的辟举权，这其实意味着官员私人的买卖官位，就由公开和合法，逐渐转入隐蔽和非法。秦汉时的卖爵已逐渐衰退，取而代之者是卖官。刘毅曾率直地对晋武帝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他还上奏描绘当时的官场说：“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45]“钱入私门”，对官位进行私下交易，正是反映晋代卖官的新特点。当然，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应绝对化，不能因此就认定秦汉时就没有“钱入私门”的情况。陆机说：“鬻官之吏，以货准才，则贪残之萌，皆群后也，安在其不乱哉！”[46]晋惠帝时，“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47]当然包括了买卖官位的情况。东晋孝武帝时，“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宗室司马道子“势倾内外”，[48]“中书令王国宝性卑佞，特为道子所宠昵。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兵食资储，敛为私积，贩官鬻爵，威恣百城”。“茹千秋本钱塘捕贼吏”，受司马道子信用，“千秋卖官贩爵，聚资货累亿”。许荣上奏批评当时的官场说：“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本臧获之徒，无乡邑品第，皆得命议，用为郡守、县令，并带职在内，委事于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竞进亲党，又受货赂，辄临官领众。”[49]
南朝的刘宋明帝时，据《宋书》卷83《吴喜传》载：“南贼未平（晋安王刘子勋叛乱），唯以军粮为急，西南及北道断不通，东土新平，商运稀简，朝廷乃至鬻官卖爵，以救灾困，斗斛收敛，犹有不充。”另一记载更详：“时军旅大起，国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钱五万，杂谷五百斛，同赐荒县除。上米三百斛，钱八万，杂谷千斛，同赐五品正令史；满报，若欲署四品在家，亦听。上米四百斛，钱十二万，杂谷一千三百斛，同赐四品令史；满报，若欲署三品在家，亦听。上米五百斛，钱十五万，杂谷一千五百斛，同赐三品令史；满报，若欲署内监在家，亦听。上米七百斛，钱二十万，杂谷二千斛，同赐荒郡除；若欲署诸王国三令在家，亦听。”大臣邓琬“性鄙暗，贪吝过甚，财货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并卖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酣歌博奕，日夜不休”。[50]《太平御览》卷214《吏部尚书》引《宋书》说：“庾炳之为吏部尚书，通货贿。”其实，自设立吏部以来，“通货贿”当然不止他一人，其主要劣迹也无非是卖官。南齐末年， “国命朝权，尽移近习。贩官鬻爵，贿货公行”。[51]陈朝季年，“宦官近习，内外连结，援引宗戚，纵横不法，卖官鬻狱，货赂公行”，“聚敛无厌，士民嗟怨”，[52]终于被隋朝所灭。
北方燕国主慕容
母可足浑氏“乱政”，太傅慕容评等“贪冒”，“货赂上流”，“政以贿成，官非才举，群下切齿焉”。[53]导致了燕国灭亡。《太平御览》卷216《吏部郎中》引《后魏书》载：“韦玚为吏部郎，性贪婪，鬻卖官吏，皆有定价。”这是执掌人事权者“鬻卖官吏”，以入私囊。北魏后期，战祸连绵，孝明帝孝昌三年（公元527年）二月诏说：“关陇遭罹寇难，燕赵贼逆凭陵，苍生波流，耕农靡业，加诸转运，劳役已甚，州仓储实，无宜悬匮，自非开输赏之格，何以息漕运之烦。凡有能输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华州者，五百石赏一阶。不限多少，粟毕授官。”[54]“庄帝初（公元528年），承丧乱之后，仓廪虚罄，遂班入粟之制。输粟八千石，赏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职人输七百石，赏一大阶，授以实官。白民输五百石，听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无第者输五百石，听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诸沙门有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授本州统，若无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仓，入外州郡仓者，三千石，畿郡都统，依州格；若输五百石入京仓者，授本郡维那，其无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仓七百石者，京仓三百石者，授县维那”。[55]当时北魏已处衰乱之世，财政十分困难，除了卖爵之外，甚至出售僧官。此外，又如赵儁之“轻薄无行。为给事中，转谒者仆射，为刘腾养息。犹以阉官余资，赂遗权门，频历显官而卒”。[56]
北齐时，樊逊曾强调“循名责实，选众举能，朝无铜臭之公，世绝《钱神》之论”。[57]但在事实上，南北朝时，北齐的卖官现象极为严重。元坦历北魏到东魏、北齐，“虽禄厚位尊，贪求滋甚，卖狱鬻官，不知纪极”。[58]北齐前期，郭秀“事齐神武，稍迁行台右丞，封寿阳伯。亲宠日隆，多受赂遗，进退人物”。[59]另“有何海及子洪珍开府封王，尤为亲要。洪珍侮弄权势，鬻狱卖官”。[60]自武成帝“太宁（公元561年）以后，风雅俱缺，卖官鬻狱，上下相蒙，降及末年，黩货滋甚”。[61]当时祖珽“乃疏侍中、尚书令赵彦深，侍中、左仆射元文遥，侍中和士开罪状”，“士开、文遥、彦深等专弄威权，控制朝廷，与吏部尚书尉瑾内外交通，共为表里，卖官鬻狱，政以贿成，天下歌谣。若为有识所知，安可闻于四裔？陛下不以为意，臣恐大齐之业隳矣”！[62]可知吏部尚书在私人卖官中之作用。沦及北齐季年，“赋敛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既殚，币藏空竭。乃赐诸佞幸卖官。或得郡两三，或得县六七，各分州郡，下逮乡官，亦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于是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爰自邺都及诸州郡，所在征税，百端俱起”。“虐人害物，搏噬无厌，卖狱鬻官，溪壑难满”。[63]《北史》卷92《恩幸传》说：“自（后主）武平三年（公元572年）之后，（陆）令萱母子（骆提婆，改姓穆）势倾内外，卖官鬻狱，取敛无厌，每一赐与，动倾府藏。”[64]故北周韦孝宽上策周武帝说：“且齐氏昏暴，政出多门，鬻狱卖官，唯利是视，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阖境熬然，不胜其弊。以此而观，覆亡可待。”[65]原先经济较发达，国力较强的北齐也果然被北周所吞灭。
总的说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刘宋明帝时卖官，北魏后期卖官爵，兼加僧官之外，制度性的卖官反而比前代萎缩，而“钱入私门”的情况却大为扩展。东晋时的《抱朴子》外篇卷15《审举》针对官场的腐败说，“抑清德而扬谄媚，退履道而进多财，力竞成俗，苟得无耻”。“以之治人，则虐暴而豺贪，受取聚敛，以补买官之费”。卷27《刺骄》说：“世间或有少无清白之操业，长以买官而富贵。”《太平御览》卷837引《金楼子》曰：“鬻官者，欲民之死。”据《隋书》卷34《经籍志》：“《金楼子》十卷，梁元帝撰。”梁元帝萧绎虽然身处侯景之乱后之衰世，称帝三年，即为魏军所杀，但喜读书，做文章，能援笔立就，此言仍不失为千古警语。但在今本《金楼子》中，此段要紧的话反而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