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初聘于北京大学时所受的影响

胡适回国后，应聘于北京大学，除了教书以外，他忙于各样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除了在北大教书是为生计以外，其他的各种活动就是为了成名和成功，为了获得声誉和成为士林的一位领袖。作为一位海归人士，他选择北京大学作为表现的舞台，是非常有智慧的，实际上他找到了一个靠山，如同他的父亲找到了吴大澂一样。因为虽那时的北京大学已不是京师大学堂，但它聚集了在当时中国最有活力的一帮才俊，蔡元培先生团结、引领了一大帮人，有些人曾经是革命党人，他们离开南方到北京来，就是要在北洋政府的眼皮底下营造一个革命的根据地，培养读书和革命的种子。那时的北大，俨然就是士林的一个制高点，校长蔡元培当然是士林的耆宿，他不仅是前清时的翰林，又在上海创办过爱国学社，很多才俊是他的学生；他又是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且出洋游历很久，考察过很多大学教育，他的学问、资历足以让他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陈独秀是一位老革命党人，他为人豪迈，文笔犀利，富有号召力，那时正在编《新青年》杂志，分析青年的问题，并介绍新的思想和学说，成为青年的导师。除此之外，另一位士林的耆宿章太炎先生，是以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语）著称的，虽自身没成为北大的教员，但他的一帮徒子徒孙，已在北大形成蔚为壮观的一股势力，这些人中如周氏兄弟（周树人、周作人）、沈氏兄弟（沈士远、沈兼士）、马氏兄弟(马衡，马裕藻)、钱玄同等，都是章太炎先生在日本时所带的学生，其他还有刘复等，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支持胡适在美国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的。胡适加入北大，无形中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分子，他不光成为蔡元培的职员，更与章太炎拉上了关系，所以，实际上，他一到北大，已经是晋身于当时士林的最高阶层了。胡适占据这个平台，而且在那里站稳了，便是他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胡适他们倡导新文化运动，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其中跳出来迎战的是翻译大师林琴南，这位林大师也是名望重于一时的士林耆宿，他虽仅是前清的举人出身，但他苦学成才，成为桐城派古文家中非常重要的人物，更因他在不懂外文的前提下，居然翻译了二百来部小说（实数为一百八十种，二百八十一卷），这使得他的声望更高，所以他也具有很高的气势。他作为应战方的主将，身份和影响力也很够资格，外加他有北洋政府中的徐树铮势力可依靠，他们以保护国粹和传统文化为口号，似乎也很有“正当”的理由。双方在互相论战中，各自发表很多的文字，这让一般的读书人在阅读他们的文字中，进一步闻知胡适的大名。事实上，在具体的论战中，林琴南们把胡适在士林中的身份地位等同了自己的身份地位，这是促使胡适大名天下知的一个极好的机会。所以当白话文运动中反对方反应不够热烈时，就有钱玄同与刘复的双簧戏码的上演，钱玄同假装反对白话文方的老先生“王敬轩”，做成一个靶子，让刘复写文章骂，以此来引得大家的注意，进而把这场论战轰轰烈烈地进行下去。

在国内的白话文运动中，胡适已经不是孤独的战士了，他是作为团队的一分子参加论战的，这个阵营的人员组成可以用狭义的和广义的来分析。狭义的说，这个阵营就是由《新青年》杂志中的编委人员和一些主要作者所组成，编委人员除了胡适外，还有陈独秀、沈尹默、刘半农、钱玄同和陶孟和，而主要作者如鲁迅兄弟等；而广泛意义上的新派人物，当然还包括蔡元培、吴稚晖等一帮人，蔡元培作为北大的校长，以一种超然的姿态，为陈独秀、胡适等辩护，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公言报》上发表了写给林琴南的公开信，他以理性平和的语言，做了对陈独秀、胡适等人最大的保护。随着在《新青年》以及其他如《新潮》等杂志上关于白话文讨论及具体的新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再加上胡适的《尝试集》等的出版，事实上白话文运动的胜败双方已经定了下来。林琴南先生以“吾固知古文不当废，然吾不知其所以然”的真情告白，告诉拥护他这一方的遗老遗少，他们的应战是没有具体实质纲领的。相比较于“胡八条”和陈独秀在革命大旗上所大书特书的“革命三大主义”（这三大主义分别为：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等白话文的具体革命纲领，林琴南们犯了一个胡适所认为的“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们不能以自己的无来打击人家的有）”的根本错误。这也是说，只要自己有东西，就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nothing）”来打我们。通过这样的文学革命运动，国内的读书人开始逐渐认识和了解这位海归的北大教授了。

胡适与陈独秀等在一个战壕中一起战斗，他们成为了老朋友。陈独秀是一位具有很强鼓动性的老革命党人，胡适还在美国的时候，陈独秀就把胡适介绍、推荐给了当时的士林耆宿蔡元培，由此，胡适得以受聘于北大，并获得蔡元培以及章太炎等的支持，使得他晋身当时士林的最高层。所以选择一个平台是非常要紧的，选择了高的平台，起点就高，就容易产生“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的效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可以减少走弯路的过程，但很多时候，因为凭借外力，博得大名，因自己不是“金刚钻”，就会产生昙花一现的情况，聪明如胡适，早已经融汇了中西之学，他满腹的经纶到了喷发的时期，所以这样的外力，正如“宝剑”一般，用来赠送“英雄”，就恰到好处了。所以，胡适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和北京大学这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充分展现了他那长袖善舞的技艺，他凭借着绵密的做工，终于成为了士林的一位头领。

除了参加新文化运动，胡适还积极展开学术研究，以在哥伦比亚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为底本，写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的哲学专著，并请蔡元培先生作序。蔡元培把他说成绩溪“解经三胡”的后代，认为他家学深厚，说及他的著作的特点时，概括成四个方面，分别为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这四个方面实际上反映了胡适的学养和治学的眼光和手段。蔡元培的持平、中肯的褒扬，让士林更加认识到这位家学渊源深厚而又具有新思想、新方法的留美博士确实非同凡响。胡适由这样已具显赫地位的前辈学人的推荐，身价百倍是不待说的，事实上，除了说他是“解经三胡”的同宗后代是“错把颜标做鲁公”外，其他的褒奖，胡适都是实至名归的。胡适的这本书，对于先秦哲学等的研究，创立了新的范式，无论取材，还是剪裁处理中的截断众流等方式，都反映了胡适专业训练的高水准。这是一本开创新格局的书籍，成为研究类似哲学问题的范例，它的示范作用历久弥长，就是到了近百年后的今天，似乎还没有人跳出他的研究上古哲学史的基本方法，就连自称卓然成大家的冯友兰，他自认为创立了自己的中国哲学体系，而由此形成的专著，其体例和相关的方法并不见得比胡适高明多少，其他的就更不必说了。当然，对胡适本人来说，他完成这样的哲学著作，也是实现在澄衷学堂时立下的宏愿——要完善梁启超先生所研究的中国旧思想史。事实也确实如此，当胡适拿到这本书后，就迫不及待地把它送给梁启超，并邀请梁启超到北京大学来演讲，尤其以这本书为批判对象，请梁启超评述；他还把这本书送给章太炎，请章太炎予以评价。这些虽是小事，但反映了胡适绵密的功夫，这不仅与这些士林耆宿拉上了关系，更可通过他们的言论来抬高胡适的学术地位，这种讨巧的功夫，为胡适赢得了朋友的同时，也减少了很多可能的敌人，确实提升了胡适在士林中的地位。

作为一位留洋学生，回国后出专著本也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唯有胡适出《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就不平常。因为他写的不是什么自然学科或以西洋知识为主体的文章，如物理学或化学等专门著作，若是这样，他的著作的读者群就相对较小，相关的反响也不会如此热烈；他写的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所以他实际上近接乾嘉的考证之学，远连“汉学”和“宋学”，更从儒家的角度来看，似乎也可与一班自命不凡的“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坐而论道。所以，他的大著作就有很大的读者群体；对在旧框框内打转的那些抱着考据、义理等不放的学究，这本专著更让他们大开眼界的同时，也有可能使他们大跌眼镜，因为它输入了他们未曾使用过的证明方法和系统论述等较科学的治学方法。相关的读者群是如此的广泛，而他们所受的震动又是如此的巨大，胡适想籍籍无名都已非常困难了，所以这本专著如同寂静沉闷中的一个响雷，当时的士林中捧之者、贬之者层出不穷，无形中为胡适博得大名制造了强大的舆论。

胡适凭借北京大学这个舞台，以及留学欧美的关系，他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山头”，形成了一个派系。虽然从主观上讲，胡适是绝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但不必为贤者避讳，他确实成为一帮人的核心之一，可列举的这些人有：徐志摩、陈通伯、朱骝先、罗隆基、梁实秋、吴稚晖、丁文江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学有专长的人物或为某一方面的杰出人才，他们成为了胡适“山头”的众家异姓兄弟，都能促使胡适影响的扩大。如丁文江，他是一位留学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地质学家，经历非常丰富，留学回国后被清政府授予“进士”，他聪明、踏实肯干，具有很好的专业训练，在地质学等方面具有世界一流的学术水准；他很会办事，有心要成为“治世之能臣”，是一位纵横捭阖的高手，被誉为中国的赫胥黎。他成为了胡适的“丁大哥”，他对胡适有长远的影响，他们一起办《努力周刊》，一起讨论社会问题，如科学与玄学之间的论战，一起讨论好人政府，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他补强了胡适知识结构中的短板，如胡适在自然科学、工程实践等方面的不足得以补充。又如吴稚晖先生，他与蔡元培、李石曾和张静江等人被称为国民党的元老；他更是军师型的人物，捧之者称为人生导师，贬之者称之为“无耻之徒”，是一位老辣的“油头滑子”（曹聚仁对他的一种带有戏弄性的称谓）；他是蒋介石的大红人，是对蒋主政后的国民政府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人。胡适与吴稚晖的交好，实际上也为他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间建立了一条可达天听的通道。想当年，当胡适批判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等学说时，虽受到党棍们的挞伐，但都如同一阵风吹过，相信中间一定有如吴稚晖等朋友的帮忙，这些都说明了胡适“山头”中的众家异姓兄弟对胡适成名的影响。

胡适作为北大的教员，通过教学的关系，也团结了一帮青年才俊，他指导这些学生科学地研究学问，帮助他们解决相关的实际困难，这些困难有的是学问上的，有的是生活上的或情感上的，也有一些则是经济上的。出自他门下的学生，都系上胡适学派的丝带，好多都非常了得，有的甚至自己都开宗立派，但似乎都给胡适很多的尊崇。他们中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段锡朋、毛准以及台静农等人，也都是一代人杰，他们自北大毕业后，所产生的影响都非常深远，这些“胡氏山头”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也可把胡适的大名传播得很远。除了这些投身胡氏名下的名人学生以外，其他的普通学生，他们以成为胡适的学生为荣，对于胡适的盛名的远播也起着实实在在的作用。

除了这些与胡适的活动有直接关系的人员，构建成胡适的成功所需的网络以外，胡适还与曾经的故旧等建立关系，这些老乡或少年时的朋友，他们大多以有胡适这样的青年才俊作为朋友而高兴，所以很自觉地成为传播胡适大名的中介。此外，胡适总是表现出极大的谦和雅量，对有些人的讥讽甚至谩骂都能坦然接受，不至于由此而生发纷争，这也为胡适成功加分不少。还有，他知道如何与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建立关系，或不与这些有影响力的人为敌，如他初到北大，就认真阅读章太炎的书籍，并表达了对章氏的崇敬之情；又如，他对严复的尊崇，对王国维的尊崇，对陈寅恪的尊崇等，都可看出他的机巧和善于交际。严复并不像林琴南那样跳出来应战白话文，仅持观望而已，但从他的内心深处，他是反对，至少不完全赞同白话文的，他的观望，并不是他不持立场，但因胡适的相对温和，他们把破坏旧传统的罪愆记在了陈独秀等的身上，而把有所建树的新贡献记在了胡适名下，显然这对胡适的成功也是有帮助的。胡适与王国维的主动接触，推荐王国维担任清华大学的导师的过程中，他忙前忙后，很有点类似于现今的明星的经纪人的味道，他的种种具体入微的工作，自然也赢得了王国维的好感，使他也成为了王国维的朋友。其他如梁启超，胡适也是非常尊崇的，他的所作所为，也得到了梁启超的认可和好感，虽他有点执弟子礼的味道，但梁氏总把他当作了朋友，很多清华的学生因是“圣人再传弟子，皇帝同学少年”而倍感自豪，而对胡适来说，他更可以“圣人弟子和皇帝老师的朋友”自居，可见他的地位要远远高于一般的学人。此外，他还进宫去见废帝，这样的绵密功夫，这样的交际手段，胡适越来越成为各大报章竞相刊登的新闻主角，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他在士林中的地位自然也越来越稳固。

胡适的成功，有学问做底气，所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有北大所搭建的平台，他站得很高，省掉了为爬到一个较高平台的艰辛的过程；有一班同样是人杰的抬轿者和吹鼓手，所以他可以被传播得很广；他更有端正的品行和包容忍耐的功夫作后盾，因此，可省去很多的是非纠纷；除此外，还有很高超的计谋和机巧，恰如其分的交际手段和恰到好处的表演功夫，也就是温源宁所说的knacks。还有一条值得一说的，那就是他还常常在公众面前演说，因为胡适早已经训练成了一位演说家，他的演说，让他获得很多的表演机会，博得很多的喝彩，胡适的影响自然越来越广；他还作为译员（interpreter），在北京、太原等地为Dewey的演讲做翻译；他还与溥仪的老师——英国人庄士敦，以及外国的传教士等建立了联系，等等，使得胡适的声誉传到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他还成为媒体的关注对象，时不时地对某些社会现象发一些与众不同的议论，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成为一位有影响力的士林名士了。

自从在北京大学站稳脚跟后，相关的白话文运动因五四运动的骤然发生而相对弱化，进而进入尾声，但胡适的大名以及在士林中的地位业已形成，他以新派的学者明星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同时他不仅结交了一帮朋友，更带领了一帮同样非常优秀的学生，胡记山头已经形成。接下来的岁月中，假借业已形成的影响，外加对社会甚至政治的热心，时不时地发表相关的见解，以及作为演说家的热烈演说，借助媒体的曝光，胡适越来越成为一颗超亮的学术恒星和社会公共知识分子了——也就是他自谦所说的“国士”，实际上的国师——至少是民众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