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结语
从奥巴马在任美国总统6年所实施的经济政策调整来看，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不得不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得美国的国债负担达到了历史新高并成为威胁美国经济未来增长的隐患，但这是奥巴马政府的无奈选择，是奥巴马政府相比之前各届政府的不幸之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财政扩张毕竟防止了金融市场在危机期间的崩溃，而此后奥巴马政府对财政悬崖的妥善处理也为改善美国财政状况完成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当然，如何处理棘手的债务压力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后任美国总统的难题。在货币政策方面，奥巴马虽然也因为长达6年之久的量化宽松而给未来留下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但是奥巴马政府在运用超常规货币政策来稳定金融危机后经济形势和政府信用方面是成功的，在使用前瞻性货币政策指导和市场沟通方面来应对金融危机后出现的流动性陷阱，维持货币政策有效性方面所做出的探索是开拓性的，其影响也将是深远的。与克林顿政府相似，奥巴马执政期间也得到能源独立和美国经济结构转型对经济复苏与增长的助力，这又成了奥巴马政府的幸运之处。不过即使如此，他还没能完成出口倍增计划，扭转美国长期以来经常项目逆差的结构性顽疾，这又成为奥巴马政府的遗憾。
总的说来，奥巴马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调整虽然给人留下的亮点不多，给人以忙于应战的被动感觉，但是总体上说却难言失败，至少是成功应对了金融危机。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奥巴马政府中期选举的失利才主要归因于其外交政策而不是经济政策的调整。
[1]孙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2]里根作为共和党总统主要是对企业主减税，同时还包括对企业实行加速折旧等措施。
[3]减赤的压力早在里根执政的1985年，就使得国会通过了民主党参议员提出的《1985年平衡预算和紧急控制赤字修正案》。但是，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克林顿在1993年一上台就提出了增加163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补充财政拨款提案。该提案因为连很多民主党议员都感到在他们投票表决削减支出之前就先投票增加支出无法向选民交代而流产。
[4]作为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主要是对富人和企业主增税，而节支主要是借助苏联解体以后的和平红利压缩军费和政府开支。
[5]按照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在2010年公布的数字，财政赤字对GDP的比重是10.1％，之后才逐渐调整到9.8％。
[6]由于里根政府时期财政赤字问题很严重，因此在他的两届任期内政府关门有8次之多，创下历届总统之最。而且前7次也是在控制参院的情况下发生的，只有最后一次是在共和党同时失去对参众两院控制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老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时期的几次政府关门则都是在失去对参众两院控制的情况下发生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里根政府8次关门，总时间也不过14天，而奥巴马一次就长达16天，仅次于克林顿创下的政府关门21天的纪录，而那次也是在克林顿同时失去对参众两院控制的情况下发生的。
[7]所谓财政悬崖是指到2013年年初，包括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奥巴马政府在金融危机后的多项减税政策即将到期使税收收入大幅增加，而与此同时由于国会减赤压力造成财政支出大幅减少，财政赤字水平呈现断崖式下跌的现象。这种急剧的变化可能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甚至是陷入二次衰退。因此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12年2月底的国会证词中首先使用财政悬崖一词来说明美国应该处理好在削减长期财政赤字和不伤及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8]此外，还包括文学艺术娱乐、住宅类资产所有权转移成本资本化、定额养老金计划虚拟交易以及统一工薪核算处理等。这种变化体现出来的一个明确理念是研发支出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因为它与固定投资一样，不仅会推动当期增长，也会增加未来的收益，因此具有资产的属性，在技术、知识和信息时代已经成为创新和增长的重要来源。
[9]因为研发存在风险，所以在原则上必须根据研发的预期效益来确定其价值，失败的研发只能算作成本，记作中间消耗，而不能计入固定资产。此外，基础理论研发的所有权是开放的，所以对研发效益的归属也存在不少技术上的困难。如何准确倒推历史上的研发存量也是研发资本化的障碍。
[10]在2009财年，美国用在抵押信贷方面的财政支出从2008财年的1700万美元猛增到997.6亿美元，而在2010财年，美国用在能源和教育的支出分别从2009财年的47.55亿美元和797.49亿美元上升到116.18亿美元和1285.98亿美元。
[11]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过去两年间，尽管美国政府面临来自国会的减赤压力巨大，但是白宫也仅仅是控制资助项目的增长，而对于以社保支出为主要内容的刚性项目支出却不减反增。这种增长即使以老龄化为背景，也显示出政府力图维持原有转移支付水平的愿望。
[12]这包括短期标售工具（Term Auction Facility，TAF），定期证券借出工具（Term Securities Lending Facility，TSLF），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erm Asset－Backed Securities Loan Facility，TALF）；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临时流动性担保计划（Temporary Liquidity Guarantee Program，TLGP），债务担保计划（Debt Guarantee Program，DGP），交易账户担保计划（Transaction Account Guarantee，TAG），公私投资计划（Public－Private Investment Program，PPIP）；全美信贷协会的中央流动性工具（Central Liquidity Facility，CLF），住房所有者支付能力救助计划（Homeowners Affordability Relief Program，HARP），系统投资计划（System Investment Program，SIP），以及资产收购计划（Capital Purchase Program，CPP），AIG投资计划（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vestments），目标投资计划（Targeted Investment Program，TIP），资产担保计划（Asset Guarantee Program，AGP），汽车产业融资计划（Automotive Industry Financing Program，AIFP），住房支付更新计划（Home Affordable Modification Program，HAMP），消费者和商业借款提议（Consumer and Business Lending Initiative，CBLI）等一系列包括直接贷款、结构贷款、担保、购买证券以及刺激性支出的措施。
[13]这一术语最初由Richard Koo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在泡沫破灭后的增长停滞时提出，见Richard Koo，Balance Sheet Recession，John Wiley＆Sons，2003。
[14]尽管如何测度通货膨胀预期有不少相对客观的指标，比如使用美国国债与同期限TIPS名义收益率之差来衡量的通货膨胀补偿指标以显示市场对未来美国的通货膨胀预期，但是美联储在泰勒规则中使用的潜在增长率是以CBO的预测为准的，在对自然失业率的估计方面，则是由FOMC在货币政策报告中的经济展望部分相对主观地给出的。在埃文斯规则中，已经转而采取未来1—2年的通货膨胀预期数据，以避免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决策的影响，以便与货币政策决策的前瞻性要求相适应。也就是说，判断美国货币政策走势，仅仅看当前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可能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应该关注的是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长期目标或中心趋势，更具体地说就是要看美联储认为的合意值。
[15]参见陆晓明《从泰勒规则到伊文思规则》，《国际金融研究》2013年第4期。
[16]将失业率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最先是由芝加哥联储主席查尔斯·埃文斯提出的。在2011年9月，当美国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埃文斯首先于2011年7月在伦敦的讲演稿（The Fed’s Dual Mandate Respon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U.S.Monetary Policy）中提出了失业率7％和通货膨胀3％的退出门槛。2012年11月埃文斯又将这个门槛下调到失业率6.5％和通货膨胀2.5％的水平上（参见埃文斯2012年11月在多伦多的讲演稿：Monetary Policy in Challenging Times），并最终在12月12日的议息会上得到采纳。
[17]Ruge－Murcia，J.F.，“The Inflation Bias When the Central Banker Targets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4，Vol.48，pp.91－107；Cukierman，A.and Gerlach，S.，“The Inflation Bias Revisited：Theory and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The Manchester School，2003，Vol.71，pp.541－565，以及Nobay，A.and Peel，A.D.，“Optimal Discretionary Monetary Policy in a Model of Asymmetric Central Bank Prefereces”，Economic Journal，2003，Vol.113，pp.657－665，等等文献表明，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货币当局所面临的损失函数可能是不同的。
[18]参见2012年12月12日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公告。
[19]早在2010年，美国经济分析局就宣布危机已经过去。而按照惯常的思路，当衰退已经过去，经济进入复苏阶段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应该退出了。所以，追求更强劲的复苏这样的提法本身就已经与常规的货币政策有了很大的差异。而在2013年9月18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公告中甚至出现了“支持迈向最大就业和价格稳定进程”的提法。在2014年10月29日宣布终止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公告中继续沿用了“支持迈向最大就业和价格稳定进程”的提法。
[20]其实，历届美国政府的能源政策内容各有侧重。尼克松政府的能源政策侧重消费控制，加快国内石油生产，加快阿拉斯加石油管道建设，加快国内核电建设速度，加大能源研发和替代能源的研究等。卡特政府的政策侧重节能、开发和价格管制等措施。里根政府侧重放松管制，减少干预和减税的措施，直至1986年“逆向石油危机”后才有所修改。此后，美国政府的能源政策侧重石油政策导向、节能、环保与可再生能源开发、石油战略储备建设和海外石油供应保障等方面。
[21]中小石油公司在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中发挥了主要推动者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在初始阶段难采、低渗和不经济性能源资源使得大能源公司避而远之，从而为中小能源公司从事这些类型的资源开发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和潜在利益。而随着页岩气开采特有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推广、油气需求和盈利空间的扩大，也使原来难以盈利的项目变为可盈利的项目，最终吸引大型能源公司参与并推动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从而最终形成了能源独立的趋势。
[22]1993年克林顿政府也提出过“国家出口战略”（NES）。但那只是一个由商务部牵头，多政府部门共同参与制订的一份政府与私人企业加强合作，以增强美国出口商品竞争力为目的，比较具体和全面的战略计划，没有设定具体的时限目标。
[23]Caroline Freund，“Rethinking the 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Number PB14－7.
[24]Moran和Oldenski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另一篇政策研究报告中也指出美国为了应对生产率下降应该采取的类似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