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起点
也许因为群体本身的特殊性，农民工群体自出现以来，受到学术界“大家”的高度关注。“大家”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指投入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学者很多，二是指不少知名学者关注和投入农民工问题研究。因此，关于农民工研究的学术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一）基本研究脉络
从研究角度来看，早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分析农民工群体出现的原由、阐释农民工群体的特点等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平先生主编的《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是这个领域和主题的力作。黄平先生在文中指出，农民的外出尽管是在“生存理性”（区别于“经济理性”）的驱动下进行的，但他们外出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还要受制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尤其是包括就业用工制度、户籍身份制度以及粮油管理制度在内的制度性条件。[7]
清华大学李强先生所著的《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也是这个领域和主题的代表性著作。李强先生认为，农民工是城市中的“边缘人”，他们有着自己群体的亚文化。造成边缘化的首要制度原因在于户籍制度，正是户籍制度的存在和作用使得传统的人口流动的推力与拉力的模型发生了变化。于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构成了“第三元群体”，这一群体与农村居民相比是一个占有一定城市资源的群体，与城市居民相比又是一个仅占有十分有限城市资源的群体，但他们始终只是一个新的身份群体而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8]
再晚一点，学界对农民工的研究兴趣发生了转变，基本放弃了对群体形成原因的分析，而主要关注农民工群体的权益保障和文化生活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从不同角度提出一定的对策和建议。中山大学蔡禾先生所编著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研究》是汗牛充栋成果中的不俗之笔。该著作关注的几乎是农民工群体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全景”。它以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为依据，以珠江三角洲为对象，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日常生活（包括收支情况、城市生活消费状况、社会关系、休闲等）、利益抗争行动、城市认同与迁移意愿、子女教育、社会保险等各个方面的状况进行了考察。[9]
农民工“市民化”在较长时间内成为关注热点，不少学者投入不少精力。有学者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的缓慢，表面上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土地制度等二元体制改革的滞后，但根本的原因还是改革这些制度需要付出相应的社会成本。作为一个特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个转型时期的国家，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效率需求等原因，我国政府认为现阶段还没有能力承受制度改革过程中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享受的资金需求，因此无法将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现实目标。所以，农民工市民化的最核心难题就是其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成本问题。[10]有学者尝试借鉴西方社会距离理论和方法，对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关系状况进行分析，继而尝试从制度经济学视角阐释了导致农民工与市民之间“中、远距离”实际的原因。[11]还有学者从城市准入、就业、居住、子女教育、劳动权益等具体的领域考察农民工与社会结构的互构，同时，从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分化、代际差异、实践路径等方面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进程。[12]
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不少人士着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13]的问题。有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稳定观”的培育，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外在客观环境、自身价值定位及事关切身利益的诸多现实问题时，对社会稳定具有双重影响，因此，必须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稳定观”的培育，引导他们为社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14]。《光明日报》曾经刊文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重大问题。因为，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边缘性特征明显的社会群体，作为传统二元社会结构中衍生出的“第三元”，在再社会化、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面临许多实际问题与困境。这些问题处理得怎样，不仅关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身发展，而且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稳定就业面临困难，“频繁跳槽、漂泊不定”现象比较普遍，不利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第二，权益维护面临困难，“渠道不畅、群体性失语”现象比较明显，容易诱发法外维权。第三，精神文化生活面临困难，“婚恋不顺、文化生活匮乏”现象比较严重，不利于形成积极乐观的文化心态。第四，发展上升面临困难，“前途迷茫、焦虑无奈”情绪比较突出，技能培训和职业发展指导明显不足。第五，社会归属面临困难，“拔根农村”比较彻底、“扎根城市”力不从心，群体身份认同开始出现。[15]不过，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最有份量的当属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形成和公布的一项成果——《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鉴于后面章节还有分析，在此不作赘述。[16]
（二）经典研究视角
不管是早期还是当前，社会排斥—社会包容是很多学者在研究农民工问题时使用的的经典理论视角。“社会排斥”的本意是种族歧视和偏见，指的是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现在一般指涉已经握有社会权力的主导群体不愿意与弱势群体分享各类稀缺资源，而且，这种歧视和偏见建立在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之上。不管是早期还是当前的研究，一般都认定农民工群体是一个受到排斥的群体，因而这个群体往往被称为“弱势群体”、“底层群体”或者“边缘群体”。
不少研究认定导致这一群体弱势化、底层化、边缘化的关键原因在于户籍制度的实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消除户籍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先生正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多年以前，陆老先生指出，解决和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以及消除在就业方面的不合理限制只是解决农民工表面的问题，只是“扬汤止沸”的作法而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农民工问题只能从“根”上治。换言之，即要统筹城乡社会发展，要解决三农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就一定要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而且“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早就在盼望户籍制度的改革了。户籍制不改，他们就永远不能转为正式工人，不能成为城市的居民，融不进城市的社会”。[17]
黄平先生等则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户籍制度在保障农民工以及广大农民基本权益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自从改革以来，农村居民拥有了一块能够维持其基本生存的土地，这块土地其实是他们的安全保障网，防止了出现大量的失地阶层，再加上户籍制度，确保了中国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出现大量的城市贫民窟。同时，黄平先生还强调要关注农村凋敝现象，要重视中国特色，要致力于乡村建设。因为即便到2020年我国城（市）镇化率达到56%甚至60%，人口总量控制在16亿之内，也还有6亿多人口留在农村。[18]
与黄平先生观点类似，中国人民大学的温铁军先生认为我们要复制西方的城市化模式，无论是通过土地私有化来建立大规模的农场，还是通过城市化来把农村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去，都是不可能的。一方面，中国有着非常有限的人均耕地面积。另一方面，9亿多农民人口中有5亿多劳动力，农民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就业问题。如果再把城市劳动力加上，中国现有劳动力8个亿，10年之后我们会超过9个亿，20年之后我们会达到10个亿，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解决10亿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如果把10亿劳动力推向市场就必须打破世界各国的疆界，但是今天的全球化只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却不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因此，中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靠市场是解决不了的，全部推向市场他们就会成为奴隶。取消户籍制度并不是一个能够“一了百了”的方案。[19]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昕先生回应了温铁军先生的观点，认同我国的发展面临特殊问题。一方面，他认为，因为国内外不可跨越的障碍，“二元结构”的社会必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他认为，我国之所以可以保持稳定的、适中的劳动力价格正是受益于“二元结构”，我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可回复性的、弹性的城市化也正是受益于“二元结构”。继而他指出，如果我们复制西方模式社会必将崩溃，既然如此，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建设“积极”的或者新型的“二元社会”。而建设“积极”或者“新型”的“二元社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要实现城乡公共产品的均等化；第二，要用各种现代技术装备农村，改变现有凋敝局面；第三，要改变“只分不统”以及“搞单干”的局面，提倡各种形式的联合，大力建设各种形式的专业经济合作组织。[20]
新近出现一种观点，暂时搁置了废除户籍制度的激进主张而彰显了“温和”倾向。这种观点，一方面认为加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破除城乡分割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户口的转换是形而服务的共享是实。基于此，这种观点把农民工市民化界定为“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推动农民工个体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也就是农民工在城市‘有活干，有学上，有房住，有保障’”；而当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逐项落到实处之后，传统户籍制度的消亡，正如粮票的取消，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21]
任何社会都会建立一套程序或规范体系，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其他人。排斥方式一般分为两种：“集体排它”和“个体排它”。[22]同时，任何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讲它本身应该具有正功能、负功能和无功能。我国正在实施的户籍制度实质上也是这样一种屏蔽制度。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往深处讲，在我国特殊情境之中，关于户籍制度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发展模式的讨论。截至目前，关于是否应该取消这种屏蔽制度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歇。但是，历史的车轮也没有因为争论而出现停歇。在学者们的争论声中，农民工群体继续着他们的跨越和流动，继续着他们“偶有波澜”的工作和生活。
（三）另辟蹊径？
既然现行制度框架不能或者难以改变，我们是否可以暂时搁置争论，是否可以搁置排斥—包容之理论视角，继而调整问题意识，采用另一种理论视角去考察这一群体呢？
图1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变化图1985、1992—2011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图1所示，其中国内生产总值的单位是：亿元）。1985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7780亿元；2002年，突破10万亿元；2006年，突破20万亿元；2008年，突破30万亿元。2011年，直逼50万亿元大关；2012年，达到519322亿元，同比增长7.8%。[23]但是，与此同时，我国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步暴露出来，这些矛盾和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危及社会稳定。“端着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就是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典型社会心理。不时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24]，从侧面验证问题之多以及情势之急（如果不是处处有地雷和火药桶之类的，导火索即使被点燃了也是不会有爆炸的），同时不断给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冲击。
社会稳定，既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而且关系到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当前我国社会稳定形势可以用‘大局稳定，问题不少’这八个字来概括”这样的判断，而应该致力于回答：主要问题到底有哪些，存在哪些领域，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有哪些，等等。
既然“稳定压倒一切”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既然现阶段社会稳定问题突出、社会管理任务繁重，既然农民工这个规模庞大、流动性强、地位失调的群体，还是一个直接关系社会是否稳定乃至影响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大局的巨大力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社会稳定这个视角来考察这个群体呢？[25]这个选择，可能更加具有现实价值和操作意义。事实上，最近几年也有少数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开始关注农民工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有的停留在呼吁层面，有的尝试做些分析和判断，但是其中不乏有益成份。
农民工群体到底会不会危及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研究成果当中，有一种判断是“没有问题”。2008年9月出炉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指出，“农民工群体虽然经济地位较低，但具有积极的社会态度，不是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课题组做出这一判断所依据的研究发现是：在社会安全感、公平感、满意度、过去生活评价和未来生活预期等多个方面，农民工都比城市工人表现得更加积极；在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方面，农民工也高于城市工人，特别是对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维护社会治安、实现社会公正、依法办事等六个方面，满意度明显高于城市工人。为什么农民工收入较低但社会态度更积极？课题组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倾向于把自身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归因于自身素质和能力所致，特别是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农民工普遍没有强调因户籍身份导致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歧视，而是更重视努力程度和教育对个人成功机会的影响。第二，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低，生活需求层次较低，更容易得到满足，同时又缺乏自我权利意识和社会参与性，对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严重性不敏感。第三，农民工的比较参照体系常常定位于自己过去的生活和留乡农民。[26]
另一种判断是“有潜在问题”。清华大学李强先生从“正常社会一定要避免存在‘没有机会的群体’”以及“合理的社会结构”两个视角的交汇点出发，研究农民工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他的研究呈现出这么一个逻辑链条：其一，从理论上讲，底层人群过大势必威胁社会稳定，而泰国的“红衫军”事件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其二，现阶段我国底层群体规模过大，因此，我们要设法改变我国以中下层为主体的现有社会结构模式；其三，基于现阶段我国国情以及农民工群体特点，有必要开放农民工步入社会中间阶层的通道，使得底层规模缩小而社会结构逐步合理化；其四，曾经实施的“八级工制”让中国技术工人很有尊严，建议恢复建立八级职业技术分层制度，改变农民工“有技术没地位”的现状；其五，“八级工制”的恢复和实施，将使农民工群体当中的技术工人拥有跃升“中产”的机会，从而改变底层群体规模庞大的现状；其六，社会结构合理了，社会也就稳定了。[27]
还有一种判断是“一部分人群尤其要受到重视”，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应该受到特别关注。全国总工会的专题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为什么做出这种判断？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具体说来，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第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第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第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第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第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第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
同时，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其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其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其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其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其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28]
那么，这三种判断哪种是更加符合实际的判断呢？农民工群体到底是不是危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或者说，农民工群体问题是不是已经影响到国家社会稳定呢？这正是本研究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