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发现
在分析调研日记基础上，本研究梳理了以下五个方面的信息：一是井镇及其周边地区农民工群体基本结构信息，二是井镇及其周边地区农民工群体的工作场景，三是井镇及其周边地区农民工群体的生活休闲场景，四是井镇及其周边地区农民工群体的权益保障场景，五是井镇及其周边地区农民工群体的思想动态，包括其愿景与心理倾向。进而，在这五类信息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下几点判断。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这几个判断未必适用解释总体。但是，井镇研究的“脚注式”价值在这里依然得到充分体现。
（一）在持续流动中，井镇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了变化
近几年来，总体上讲不少工业产业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洼地”实施战略转移。但是，截至目前，广东省仍然是最大的农民工输入地。以东莞为例，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市年末户籍人口171.26万人，常住人口达到694.72万人，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例是4：1。2011年，全市年末户籍人口184.77万人，常住人口825.48万人，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例将近4.5：1。两年的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并没有减少。[30]而且，实际流动人口数量可能远远超出这个数字。2012年4月中旬从新莞人服务管理局了解到，“前几年流入东莞的农民工肯定超过1000万人，现阶段因为各种原因在人数上有所减少，但是外地人和本地人的比例仍然维持在6∶1或者7∶1左右”。
无论是增是减，这些数据都足以表示农民工仍然在进行着大规模的、跨越区域的流动。在井镇的调研也表明，农民工的迁徙流动仍然在持续，但是农民工群体内部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其一，群体年龄结构发生变化，80后成为中坚力量。
问卷调查显示，从年龄来看，出生于1969年前的受访对象仅有9.6%，出生于1990年及之后的占有16.0%，出生于1970—1979年的占到27.3%，出生于1980—1985以及1986—1989年的分别为24.8%和22.3%（两项合计比例达到47.1%）。从这些数据可以推测，在现阶段的井镇及其周边地区，80后已经成为打工者的中坚力量，70后仍然占据一定舞台，90后队伍开始逐渐壮大（参见图2：《井镇农民工群体年龄结构》）。群体年龄结构的变化，表明井镇农民工群体内部循环是畅通的，同层流动是健康有序的。
另外，从政治面貌来看，党员身份的受访对象占有7.2%，民主党派占有0.7%，其他受访对象为“群众”。从性别来看，女性受访对象占到34.6%，男性占到65.4%。从文化程度来看，具有初中学历的受访对象占到48.6%，高中和中技学历的占到32.7%，大专学历的达到7.5%，大学及以上的仅有2.8%。[31]
图2 井镇农民工群体年龄结构
其二，群体内部发生分化，出现三个类别。
在现阶段的井镇，聚集着三种形态的“气生根”群体。[32]三种类型的存在，一方面，表示在流动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内部发生了分化；另一方面，表示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自致性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部分农民工通过自身努力在城市（镇）获得了发展机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实现了向上流动。而后者正是前者的诱因。最重要地，这也说明了向上的社会流动渠道对农民工群体来说是逐渐增宽的。
第一类是“不定须状型”群体。这个亚群体指的是刚刚进入井镇寻求打工和发展机会或者来到井镇时间不长的群体，他们的工作还不是很稳定，收入和居所也不是很稳定。但是，他们确实也在与井镇同着呼吸、为井镇作着贡献。他们的存在形态类似随风飘荡的须状气生根，他们的作用犹如须状气生根之于榕树主干的作用。这个亚群体的人口在井镇农民工群体总量中占到大多数。
第二类是“攀援缠绕型”群体。这个亚群体指的是来到井镇时间较长，工作和收入都还算稳定的那部分农民工。一般地，他们认为“如果离开井镇会觉得有些不舍”，但是他们毕竟“没有能够在井镇完全扎根下来”，还在筹划着“回乡或者到其他城市（镇）另谋发展之路“。这部分农民工，无论是存在形态还是基本功能都类似努力缠绕在榕树主干上的枝条型气生根。这个亚群体的人口在井镇农民工群体总量中只占少数。
第三类是“钻地支柱型”群体。这个亚群体指的是来到井镇时间不短，文化水平不低而且比较有头脑的那一部分人。他们已经由打工者成长为微小企业的老板，已经拥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每年按照规定缴纳税赋，有着比较稳定的收入和一定的体面，基本已在井镇安家。这部分人的存在形态和功能发挥类似那些与榕树主干“难分伯仲”的气生根。这个亚群体的人口在井镇农民工群体总量中只占极少数。
（二）井镇农民工群体总体上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助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如上所述，不同形态的气生根之于榕树主干都有着自己的特殊功能。在井镇，三个类别的“气生根”群体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助力地方经济发展都有自己特殊贡献。除此之外，如研究假设所示，本研究做出这一判断还基于以下几个缘由：
1.多数农民工对自己的工作现状比较满意。
问卷调查显示，近七成农民工对自己现在所从事工作比较满意（如图3所示）。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比例的农民工主观上对自己的工作比较满意，本研究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图3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工作满意度
首先，从工作机会供给角度来看，尽管近三四年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井镇以及B市其他地区不少工厂规模萎缩甚至消失，但从总体上讲目前已经从“厂选人”进入“人选厂”阶段，农民工大致处于“卖方市场”。例如，不少农民工受到“不当”处罚时敢于跟管理人员“叫板”或者直接“走人”。再例如，在安徽等一些地区，“多数农民还是把种田当主业而把进厂打工当副业，农忙季节来了说走人就走人，结果工人不够”，进而导致一些工厂在西部地区“办厂困难”。不过，工作岗位的结构性富余与缺乏同时存在，工厂办公室文员、产品质量检查员、生产跟单员等管理岗位的“满员”情况比较普遍，毛织厂、钢针厂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则需要大量普工，此类工厂多半出台政策“奖励老员工介绍新员工”。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农民工获得工作的机会相对较少，因为“有些工厂怕惹事而不招收少数民族”。
其次，从农民工选择工作所考虑的因素来看，多数农民工对工作不大“挑拣”。绝大多数农民工选择工作时主要考虑的是工资高低，有些农民工因为“贪图每月多挣几百元，在不明全面情况下‘辞急工’离开原在工厂，结果丢了原有工作只落得个当保安的下场”。但是，也有不少农民工开始考虑工资之外的福利待遇问题，认为“待遇好些身体就会好些”。再者，“有抱负”的农民工逐步觉悟到要考虑“是否有发展空间”，认为“做保安没有前途，跑业务才能有发展”。另外，很少农民工考虑工作环境污染问题，认为“习惯了就不算污染了”。
年轻农民工还会考虑劳动强度问题，毛织厂、钢针厂等“又苦又累”的工作不是90后的首选，70后尤其是70后女性因此仍然是这类企业的中坚力量。90后农民工一般喜欢进电子厂打工。主要原因包括：第一，电子厂工作“轻松”，工厂“一般执行计时工资而不是计件工资”，“干多干少一个样”；第二，电子厂里“年轻人多好玩，找女朋友比较容易”；第三，“进去容易”，“电子厂一般没有什么要求，所以技校跟毕业生签就业协议一般都是签电子厂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很多人不知道电子元件含镍和铅，在电子厂做工的时间长了会中毒，所以一般工厂老板跟员工只签三年的合同，三年之后如果员工想留下来则必须保证‘后果自负’。因此，电子厂的工人一般是三年一换，显得用工需要数量很大”。
再者，从工作环境角度看，农民工打工的大小环境逐渐改善。绝大多数农民工认为现在打工的大环境总体优于十年之前的，而且越来越好。不少70后和80后反映“有过在大街上被查证”乃至“送劳教”的经历，但是“现在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了”。从小环境来讲，不少公司和工厂尤其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重视生产安全，劳保用品逐渐齐全，在预防职业病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不过，不少农民工反映，“因为扎堆打工，工厂内部人际关系复杂”，以致不少农民工不愿意担任班长、组长、拉长等基层管理岗位而宁愿选择做普工。
而且，工作自由度也有所增强。近年来，部分农民工选择“打游击”。“打游击”指的是“人不进厂，专门从厂里拿货回家加工，工序完成之后送回厂里，按照约定领取报酬”。因为“打游击”“不用打卡上下班”，“不用受人管制”，“想多挣一点的话可以通宵干活”，“哪家的货好干、钱又多就做哪家的”，所以不少既有一定技术又有一定人脉的人选择在工厂附近租房“打游击”。同时，不少农民工选择“创造条件”举家打工，年轻或者男性家庭成员进厂上班，年纪偏大或者女性家庭成员则在工厂附近“开个小店做点买卖”，同时负责全家人的生活起居。但是，“随工老人”也有自己的辛酸和苦楚，只是与留守老人的不同而已。
不过，问卷调查显示，合计只有44%的被访农民工对自己目前的收入水平感到“满意”和“基本满意”，将近50%的被访农民工表示“不满意”。为什么在对收入水平不满意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对工作的满意度还能达到七成呢？有被访者给出的解释是：“物价高，钱不够用，但是自己的文化水平又只有这么高”。问卷调查同时显示，超过四成的被访农民工对自己现在的文化水平和业务技术不满意。
2.多数农民工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比较满意。
这一主观感受大致建基于以下具体原因：
居住条件逐渐改善，而且具有一定选择自由。从全国层面来看，外出农民工仍是以雇主或单位提供住宿为主。其中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农民工，在单位宿舍中居住的占32.3%，在工地或工棚居住的占10.4%，在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占6.1%，与他人合租住房的占19.7%，独立租赁住房的占13.5%，有13.8%的外出农民工在乡镇以外从业但每天回家居住，仅有0.6%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33]
在现阶段的井镇，大中型工厂一般配建集体宿舍，一个床位的每月价格在50元左右。但是，集体宿舍条件不一。一方面，由于近年工厂规模缩减以及外宿员工增加，不少集体宿舍空置床位较多，少数工厂员工甚至可以“住单间”；另一方面，有些工厂仍然无法解决打工夫妻住房问题，存在两对夫妻“拉上一条帘子”同住一间宿舍的情况。与此同时，“为了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农民工厂外租房现象普遍起来。不少工厂允许员工外宿，并且每月给外宿员工发放几十元或者上百元不等的补助。不过，如果发生员工遭遇交通事故的情况，关涉工厂则会“收紧”外宿政策。
市场为农民工提供的宿舍一般包括两类：一是由废弃厂房改建的出租屋，二是由民居（多半是老式民居）改建而成的出租屋。另外，多数出租屋的条件比较简陋，单间面积一般小于10平方米，一般“不能做饭”，“每层共用一个厕所”。出租屋价格不一。现阶段，配有阳台的每月租金在200元以上，没有阳台的月租为100多元。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宿农民工群体中，在不甚了解对方婚恋实况的情况下而“搭伙过日子”的情形并不少见。总之，超过六成的农民工（如图4所示）对自己现在的居住条件比较满意。
图4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居住条件满意度
就餐条件逐渐改善，而且具有一定选择自由。大中型工厂企业一般开办内部食堂，统一向员工发放饭卡。员工既可以选择在厂内食堂就餐也可以选择厂外“自行解决”。如果选择“自行解决”，员工可以使用饭卡在厂内食堂或者其他相关部门购买诸如洗涤用品之类的生活必需品。现阶段每月伙食执行标准为300元左右，伙食费从员工当月工资中扣除。微小型工厂企业一般不开办内部食堂，员工只能自己解决用餐问题。因此，在工厂相对密集的区域，形成了一批主要面向农民工群体的中低档餐馆、中小型超市以及流动小摊。餐馆以湘菜馆、川菜馆为主。专卖酸辣粉以及各式粥品的糖水店生意兴旺。另外，价格不等的香烟以及矿泉水是各家中小超市“走得最好的东西”。
在休闲方面，休闲时间有了一定保障。目前员工休假类型大致包括两种：一是法定假期型，即晚上不加班，周六周日不上班。二是非法定休假类型，这一类型当中有很多的亚型，包括周日休假型（有分晚上加班或不加班两种）、轮休型、总量控制不定期休假型等等。不同公司工厂选择不同休假类型的原因很复杂，但至少与工厂管理理念、生产任务、机器设备运营特性以及员工自身要求等几个因素相关。总体上讲，规模企业加班情形相对较少、法定假期型占比较大，中小企业加班相对较多、休假情形相对复杂。（还有一种情形，因为“出来就是为了挣钱”，有些农民工“愿意”放弃休假而选择加班。）
休闲环境和娱乐设施逐步改善，“下班之后有地方去”的局面基本形成。近年来，地方政府加大了民生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本地群众和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娱乐设施。不少公园、度假山庄（分时段）免费向公众开放，不少农民工选择在周末前往工厂附近公园游玩。有些村（社区）办的图书馆面向地域范围内的农民工开放，但是现阶段图书馆的使用率不高。再者，有些地方政府定期举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活动（例如泼水节等），不少90后农民工是参与活动的积极分子，年纪较大的则是忠实的观众。还有，为了丰富农民工夜间文化生活，同时为了做大做强企业，有些农贸市场开发商和超市老板投入了一定资金建设简易“群众大舞台”，并聘请专门人员教授舞蹈，有的甚至组建小型“文工团”定期在企业所辐射的商圈范围内进行巡回演出。另外，在工厂周围形成了诸如棋牌室之类的娱乐场所，这些娱乐场所成为了农民工休闲时的集结地点。有些工厂尤其是外资企业可以提供免费上网服务。QQ成为不少打工者的主要联络方式和获取信息的平台。
而且，农民工休闲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除了“补觉”之外，目前主要休闲方式包括跳舞、K歌、打台球、滑旱冰、泡网吧等等，尤其是广场健身舞受到不少女性农民工的青睐。休闲消费水平偏低。例如，目前台球的收费标准是3—5元/小时，简易K歌包间的费用是20—30元/小时（不含酒水），上网是3—5元/小时。少数有头脑、有抱负的青年农民工开始重视学习营销技术和业务知识。
图5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感情生活满意度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大多数农民工（近八成，如图5所示）对家庭/感情生活比较满意。可惜本研究没有能够深究其原因。但是，与此相关的是，农民工之间感情联络比较经常。具体表现为：农民工同乡、同事、同学之间在节假日相约“下馆子”的现象比较普遍。“下馆子”既是为了“打牙祭”也是为了缓解远在异乡的孤独寂寞，以及联络感情、增进友谊。聚会一般采用AA制，因为“大家收入都不高，没有谁能够总是埋单”，而“人员流动太大，轮流做东也不合适”。“下馆子”的消费水平不一。与此同时，农民工在打工地举办婚宴的情形逐渐多了起来。婚宴一般选择在当地中档餐馆举行。参加人员主要包括同事、同乡以及少数来自老家农村的亲人代表。这种婚宴一般是作为老家婚礼之外的补充性礼仪，新郎新娘可以不用“刻意装扮”。再者，农民工在打工地举办“大小生日宴”的情形也逐渐多了起来。不过，不少婚宴和生日宴兼有“敛财”之嫌，不少被访者感叹“现在的社会现状是你不发请柬你不够朋友，接到请柬我不去是我不够朋友，面子、人情害苦人”。
3.农民工群体基本权益得到逐步保障。
近年来，井镇农民工群体权益保障状况逐步改善，这是地方政府和公司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农民工群体主观感受得以改变的客观背景和基础。具体情况如下：
维权渠道。总体上农民工维权意识逐步增强[34]。现阶段，涉及农民工的诉讼主要包括工伤事故补偿以及加班工资两种类型。维权渠道包括上法院打官司、选择使用行政复议以及上访等等。针对劳动争议较多以及出现“打官司专业户”等情况，有的地方政府（如中山市等）制定和实施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参考意见》以及相应的《通用条款》，开辟了“快速处理通道”，依据“快调、快立、快审、快结”原则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同时，为了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有的地方政府要求基层相关单位和组织设立了“欠薪保障金”，但是“由于没有上位法，对企业主的约束力有限，企业主要是不配合，没有钱抓了他也没用，只能由基层政府垫资”。
社会保险。从全国层面来看，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有所提高，但总体仍然较低。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4.3%、24%、16.9%、8.4%和6.1%，分别比上年提高0.4、0.4、0.2、0.4和0.5个百分点。从近五年调查数据看，外出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率提高4个百分点左右，而“五险”中参保率相对较高的工伤保险没有明显提高。[35]
井镇的具体情况是：一般工厂都会为一线工人购买工伤险，其他险种的购买则因厂而异。例如，“80%的鞋厂不会给员工购买其他保险”，“只有大厂才给买”。即便大厂也是分类购买，“一定会给管理人员购买”，但是因为“普工的流动性太大”，往往会在第二年才给普工中的“正式工”购买。另外，为了留住核心人才，有些“聪明”的企业老板一般“在你给他做了几年才给你买保险，前面几年的保险会以现金的方式补发给你。如果你走人就不会有这样的好事”。
总体来说，购买各种社会保险险种的情况大致是：大型企业购买比例高于中小型企业，外资、合资企业购买比例高于内资企业。这与全国总工会等机构发布的结果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保险检查工作中工厂有作假现象。有些工厂，为了应付评估公司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检查（检查项目一般包括社保、工资、管理、劳动强度、企业文化等），厂方“会提前通知全厂员工，调整工厂作息时间”，“会安排被抽中员工背诵好多东西”，并“对答对了的（过关员工）给予100元（不等的）奖励”。同时，会将有些员工的名字从花名册中“暂时删去”，“检查时给他们放假”。但是，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是有近半数的农民工对厂里的执行社保政策的情况表示比较满意（如图6所示）。
图6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厂里社保政策执行情况满意度
子女教育。只身外出打工的一般不会把子女带在身边，而是把子女留在家中；夫妻双双外出打工的，有的把子女都带在身边，有的把儿子带在身边而把女儿留在农村老家；从打工仔成为“老板”后，一般会把子女带在身边。子女教育问题是很多受访农民工“最关注的问题”，与子女教育相关的政策也是受访农民工“最受关注的政策”。不少被访者甚至反映，农民工“可能并不真正想转城镇户口”，因为“要了城镇户口就得退地，还只能生一个孩子，真正想要的是解决子女在城里上学的问题”（如图7所示）。
图7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农民工并不一定想转城镇户口”的看法
根据地方有关政策（备注：目前广东辖区内不少地方政府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行“积分入学”制，详见接下来的相关分析），符合条件的子女可以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少数由农民工成长为“老板”或者“管理人员”的子女可以获得就读公办学校的机会，具体事宜一般由所属商会协调和操作，相关“老板”负责所有发生的协调费用。但是，多数受访农民工反映“上（公办学校）学难”；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只能就读民办学校；多数农民工子女家长抱怨“民办学校质量不行”，具体反映包括：“教师多为民办大学毕业生”、“老师说走就走”，“学生考分不能反映学生实际成绩”等等。同时，不少地方官员反映，地方政府之所以不能解决所有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问题，并不是因为没有“同在蓝天下”的理念，而是因为“力不从心”，即没有足够的财力提供足够的“学位”。例如，目前中山市境内共有适龄儿童16万人之多，但是公立学校只能容纳3—4万人。
4.多数农民工基本“默认”现行劳资关系和城乡关系。
调研发现，尽管部分农民工认为城乡差别仍然存在，比如说农村在医疗卫生、交通设施、教育资源以及人脉等方面不如城里的，但是，不少农民工表示“不再像以前那样羡慕城里人了”，具体原因包括：“打工的来去自由”、“农村空气好水好”、“农村人情味浓些”、“农村生活成本低一些”等等。问卷调查也显示，近七成农民工（基本）赞同“农民工并不一定想转城镇户口”的说法（如图7所示）。
同时，多数农民工非但不仇恨老板反而认为老板有本事（因为老板能够挣大钱），少数农民工可能因为某些具体事情怨恨公司工厂，但是怨恨的具体对象一般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即生产线上的直接管理人员。而且，问卷调查显示，八成以上的受访对象赞同“一个工厂有一套管理制度是必要的，员工也要本本分分做事学会适应那些纪律”的说法（如图8所示）。
图8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员工也要本本分分做事，学会适应工厂纪律”的看法
5.多数农民工能够理性决定“何去何从”。
问卷调查显示，多数农民工外出务工是有着明确目的的，其中70后和80后农民工把“挣钱”摆在第一位，而90后把“见见世面”摆在更重要的位置。问卷调查还显示，将近七成的农民工表示，如果将来不想在外打工时则回到老家农村或者镇上、县里，调研中很少听到“不回农村了”、“赖也要赖在城里”的声音（如图9所示）。
图9 “如果将来不在外地打工了您打算怎么办”
而且，多数农民工对回到家乡后从事什么职业有着自己比较明确的设想（如表2所示）。选择回到家乡的具体理由因人而异，大致包括：“家里独子或长子，不得不回”，“到了50岁或者再大一点干不动了还是要回去”，“在城里生活压力大，什么都要花钱，而在家里种点粮、种点菜就可以过日子了”等等。但是有一个多数农民工（将近七成）都认可的背景，即“现在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很宽松，国家发展趋势很好”。农民工群体能够理性决定“何去何从”这一情况也再次表明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同层流动呈现有序健康态势。
6.地方政府为加强农民工群体服务管理做出积极努力。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群体服务和管理工作。从广东省来看，近年来该省关涉农民工的政策实践由排斥转向适度包容[36]，具体说来，表现出三个特点：
第一，常规化，即对农民工群体的服务管理实现了“常规化”。
表2 “如果将来不进厂打工了您打算怎么办”
这主要表现为各级政府都设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农民工管理服务的日常工作，并且要求规范、运作良好。进入21世纪以来，广东省积极顺应国家有关政策调整和形势发展要求，认真探索具体形势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截至2007年，广东省已经形成了省、市、县（区）、乡镇（街道）、居（村）委会五级管理体系。
在省级层面，广东省建立了三个常设机构负责农民工管理服务工作：一是省综治委成立了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省公安厅；二是按照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的设置框架，成立了省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三是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内设了农民工工作处，该处的主要工作职责是：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农民工工作综合性政策和规划，推动农民工相关政策的落实，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指导、协调农民工工作信息建设；承担省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而且，在加强日常机构建设的同时广东还加强了相关人员和队伍的建设。目前，全省组建了一支四万人左右的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综合协管员队伍。
省内各市也建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和职能部门，但是各市设置模式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情况。模式I：在市政府设立办公室。这种模式主要见诸广州、东莞、中山等市。其中，中山市于2005年4月正式成立了“中山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正处级建制，挂靠市政府办公室。模式II：在综治委设办公室。这种模式主要见诸深圳、珠海、汕头、佛山、惠州等市。其中，佛山市于几年前成立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领导小组，并设立办公室（简称市流管办）作为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的日常工作机构。市流管办与市综治办合署办公，内设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科（简称流管科）。在流动人员较少的其他各市，则一般采取模式III，即在公安局设立办公室负责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例如，潮州市公安局的户政部门承担了流动人口入户和农民工积分入户工作，梅州的农民工服务管理机构也设在了公安部门。这三种模式的常设机构的设立，不但标志着农民工服务管理工作步入“常规化”，而且机构的职能设置显示：这些常设机构已经逐步从管制导向型转向了服务管理并重导向型。
市级以下日常工作机构设置的情况是：在珠三角地区，各镇（街）设立了流动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各居（村）委设立服务管理站。在其他地区，在流动人员2000人以上的乡镇设立了流动人员服务管理中心。简言之，目前在广东省范围内，加强农民工管理服务工作已经步入“常规化”阶段。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建立了负责农民工管理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和常设机构，并且职能要求规范、机构运作正常。
第二，民主化，即在增强管理和加大服务同时，注重充分发挥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作用，有效搭建各类平台将农民工群体组织起来，实行农民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最具活力的地区。近年来，广东在社会组织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引人瞩目。自党的十七大之后，广东社会组织改革全面提速和持续深化，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法规和政策。其中，广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2008年9月下发的《关于发展和规范我省社会组织的意见》，对社会组织的科学定位和分类、培育扶持发展措施、监督管理措施、能力建设等规范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改革创新，提出要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定位准确、功能齐全、作用显著的社会组织发展体系。
鼓励、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的用意在于将广大基层群众组织起来，并为其搭建起参与公共事务、提供自我服务的平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种做法没有止步于城市，而是延伸到了农村；这种做法也没有止步于本地人，而是延伸到了外地人。惠州建设“特殊之家”[37]做法就是一个重要例证（详见《2012年3月22日在惠州龙门调研》）。惠州建设“外来工之家”的做法，不但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稳定和改善政群关系，还维护了农民工基本群益，同时创造了超越农民工问题的价值，为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具体说来，在以下三点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一是变“问题”为“资源”：在社会管理思路转化上取得了突破。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分化为现有的十个阶层乃至更多数量的群体，农民工（以及、出租车司机、小商小贩等）群体一般被看作新的社会结构当中的“底层”。而且，因为这些群体所生活区域多是问题和矛盾多发区域，他们往往被看作是“问题群体”，是需要重点防范的对象和加强管制的受体。惠州突破了把“底层群体”看作“问题”的思维定势，转而认为这些群体也是一种可资运用的管理“资源”，并通过建设“特殊之家”之有效形式将他们组织起来积极发挥他们作为重要管理主体的作用。思路决定出路。只有突破定势、转变思路，才能真正拓宽社会管理的工作视野，才能准确找到深化工作重点的有力抓手和切入工作难点的有效路径。
二是将党政力量与民间力量有机对接起来：在社会管理格局完善上取得了突破。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权利主体的完备化和权力配置的合理化。当前，建基于血缘、地缘、业缘、学缘、趣缘的民间组织大量涌现。民政部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各类社会组织44.6万个（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活跃在城乡社区的大批“草根组织”）。在这种背景下，无视这些民间组织的存在而任其游离于“体制”之外，既造成了资源闲置和浪费，也增加了其成为政府对抗力量的可能，还可能错失了引导社会“正常发育”的最佳时机。惠州党政部门放弃了常见的“唱独角戏”模式，转而尝试将民间力量纳入社会管理格局；而且，区别于盲目迷信、一味放任而一不小心掉入“公民社会”陷阱的做法，区别于害怕社会力量的壮大而严格控制各类民间组织发展乃至导致“暴力维稳”的一般做法，惠州在“大胆”地培育民间组织的同时，及时将党政力量和民间力量有机对接起来，从而不但增强了广大群众贯彻执行各类政策和制度的自觉性，还在对接中加强和规范了对民间组织的管理，进而在完善和优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格局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三是将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相加使用：在社会管理策略创新上取得了突破。“经济维稳”与“暴力维稳”同属于“刚性维稳”。“经济维稳”至少因为以下三点而为人所诟病：首先，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花钱能够解决的；其次，即便花钱能够解决，维护成本也太高，维稳往往难以为继；再者，即便经济实力足够雄厚，花钱买来的稳定只能是脆弱的“机械稳定”。维护社会稳定固然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但是简单“砸钱”的路子显然行不通。如果在使用经济资本过程中注意充分发挥各种强弱社会关系的作用，懂得利用社会资本来增强经济资本的使用效率，这样不但可以最大限度节约经济资本，不断激活和强化社会资本，还因为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沟通、交流与合作的加强而规避了“刚性维稳”带来的不少问题，进而助推了坚实的“有机稳定”的形成。惠州在这方面的实践正是体现了这种指向和主张。
第三，系统化，即将农民工管理服务工作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来规划和部署，并且农民工工作机制本身也自成体系。
近年来，广东提出了“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总体工作目标，积极启动和实施“六项幸福工程”。广东省委、省政府将农民工管理服务工作纳入“六项幸福工程”当中统筹和谋划，强调在实施“六项幸福工程”进程中，坚持促进农民工就业与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结合，努力夯实农民工创造幸福生活的基础；坚持农民工技能素质与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结合，努力增强农民工谋求幸福的能力；坚持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结合，努力强化农民工稳定幸福的保障；坚持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结合，努力营造农民工共享幸福的环境。正因为有这样的统筹和谋划，农民工工作基础不断夯实，劳动力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农民工权益维护不断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险水平不断提高，农民工生产生活环境不断改善，关心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农民工工作不断取得良好成效。
而广东中山可以算作系统化推进农民工管理服务的典型样本。考察权益实现和维护问题一般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考察体现综合权益的户籍制度。户籍在本质上是一个利益屏蔽机制，它的背后是系列事关各类利益分配的制度丛。二是考察生存权，就业、住房、工资等属于这一范畴。三是考察享受权，社会保障、文化生活、教育培训和政治参与等归属于这一范畴。四是考察发展权，创业资助、公职人员招录等可以列为保障和落实这一权益的举措。中山市推出的八项机制，基本涵盖了这四个方面，另外还涉及了加强物质保障和组织领导两个领域，值得研究和称道（详见调研日记“2012年3月19日在中山市调研”）。
概要地讲，从农民工群体本身来看，多数农民工对自己的工作现状和生活现状比较满意（换言之，多数农民工是比较知足的），多数农民工基本“默认”现行劳资关系和城乡关系（换言之，多数农民工是比较安份的），多数农民工能够理性决定“何去何从”（换言之，多数农民工是不会盲目滞留在输入城市的）；超越农民工群体本身来看，地方政府（以及公司工厂）为加强农民工群体服务管理做出积极努力，（作为部分结果）农民工群体基本权益得到逐步保障。基于这一丛具有内在联系的主、客观因素，笔者基本认定（至少对于输入地而言）井镇农民工群体总体上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不是危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
（三）井镇农民工群体中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和倾向
井镇农民工群体总体上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助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调研发现，该群体中存在一些值得重点关注的现象和倾向。
1.盗窃抢劫案件在井镇及其周边地区时有发生，各种形式的赌博在农民工群体中广为流行，嫖娼卖淫现象被认为“见多不怪”，这些情况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地方社会秩序。
赌博问题。赌博基本成为不少农民工尤其是男性农民工闲暇的主要“娱乐”方式。包括“老虎机”、“六合彩”、“双色球”、“三十六码”（又称作“转盘”）以及“麻将”和“牌九”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赌博在农民工群体中广为流行，不少人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不少年纪较大的女性农民工因为不会上网、跳舞也加入赌博行列以“消磨时间”。赌博导致一些参与者“花光了所有积蓄”、夫妻不和乃至家庭解体。有些农民工通宵打麻将，以致影响第二天的工作。不少棋牌室以及其他娱乐场所已经成为赌博窝点，连老板都感叹“中国人就是喜欢赌，无论做什么事都想办法变着花样赌，打台球的有时也赌，几块、几十块甚至几百块钱一局”。
调研时，笔者经常可以看到工厂附近的“老虎机”尤其是“转盘”的红火生意（如图10所示）。之所以“转盘”倍受青睐是因为：第一，玩“老虎机”主要是“寻找刺激”，“赚点钱”的想法不可能实现，因为“如果不会玩，一般1000块钱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能玩完”。第二，“玩麻将要四个人，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够凑齐人数，输得多了还可能吵架”。第三，“买福利彩票、体育彩票，中奖概率太低，可能一辈子都中不到一次。‘转盘’的中奖比例相对高一些，还可以见到现钱，一分钟就出结果。”。
图10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好赌是人的本性，没有了老虎机和三十六码还会有别的赌法”的看法
嫖娼卖淫问题。卖淫窝点往往隐藏在旧式民居中，并形成“一条街”（俗称“鸡婆街”）。一条“鸡婆街”基本是一条完整的利益/产业链条，嫖客花钱买服务，性工作者为挣钱而提供服务，“妈咪”（卖淫窝点的负责人）从性工作者身上“抽水”（即提成），并从“抽水”中拿出部分（即“保护费”）“孝敬”地方治安联防大队等权力部门。这些隐藏在民居楼群里的“鸡婆街”生意一直不错，只在“严打”时期有所收敛而改为“白天关门、晚上开门、做完走人”。还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多半人是结伴嫖娼；第二，不少性工作者将卖淫称为“上班”，并将此作为生财之道。第三，未成年人嫖娼和卖淫的情况并不少见。第四，嫖娼卖淫还有档次之分。人们一般把到“鸡婆街”“玩玩”叫作“吃快餐”，“完事就走人”。“快餐”分两种层次：一种是“当街快餐”，这种“快餐”有固定的当街“门面”，且有“鸡头”（也称“妈咪”）做统一经营和管理，“工作者”一般比较年轻；另一种是“背街小巷快餐”，这种“快餐”没有当街的“候客室”，“工作者”一般会走到当街小巷的路口向“合适人选”挥手，她们的年纪一般在30岁以上，上头也没有什么“鸡头”。
2.“临时工”和“杀货部落”等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地方经济秩序。
“临时工”现象。在井镇，“临时工”现象比较普遍。不少工厂员工包括七成“正式工”、三成“临时工”。“临时工”多为年纪在15岁左右的初中毕业生或者肄业生。“临时工”出现的原因主要包括：工厂招工难，“工厂没活的时候不想养那么多人，赶活的时候又急着找人”；再者，“有些人不到年纪进不了厂，要想进厂就必须找经纪人”。“‘临时工’进厂出厂，一般由经纪人直接跟厂里打交道，厂里没有这些工人的详细资料，工资直接发到经纪人手里，工厂更不会同他们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上面来检查也查不到这批人”，而“经纪人要从每个‘临时工’身上‘抽水’，目前的标准是每小时提取2元”。
“杀货部落”问题。“杀货”指的是“当着你的人但是背着你的眼把货物偷了出来”。少数农民青（少）年进城不进厂而专门从事“杀货”等非法活动。与之相配套，形成了专门销售“杀来的货”的市场。市场通常设在某个村庄的旧式民居群落之中，所有店铺老板和员工基本是举家外来的乡亲，饮食习惯、休闲方式、说话口音大致相同。而且，市场与民居出租甲方（为了保证房租的稳定性）密切合作、互通有无，共同应付各种“检查”。一个村庄既是一个严密的销赃场所，又是一个特殊的“过日子”地方，呈现出上规模、有组织、成产业以及“熟人社会化”之特点，俨然一个“部落”。
3.部分井镇农民工表现出一些消极心理倾向。
一是拜金主义占据上风。不少被访者一再强调金钱之重要性，认为“钱他妈的是好东西”，“有钱是爹，没钱是孙子”，“你有钱你就有本事，没有钱你可能连人都不是”，“有钱好说话，没钱话难说”，“社会太现实，没有办不成的事，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办成”。问卷调查显示，对于“现在的社会很现实，有钱什么都能搞定，除了买不到真情之外”这一说法，表示“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的合计74.7%。同时，在“你最想说的一句话”调查中，不少被访者表达了自己对财富的渴望，声称“要做有钱人”，“要赚钱过上新生活”，“要买宝马”，“希望能中五百万”等等。
同时，不少被访者在金钱前面放弃了“取之有道”的原则而表现出相当的妥协，认为只要能够赚到钱就值得崇拜，大有“英雄不问出处”的姿态。有被访者痛恨做“老虎机”、“三十六码”生意的老板，但同时也认为“人家老板有本事，有公安局长做后台，能够赚大钱”；还有被访者认为能够从事“杀货”（指“当着你的人但是背着你的眼把货物从商店里偷了出来”）或者贩毒就是有本事。问卷调查显示，有58.6%的被访者“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老板是黑，但是我不恨他，他能赚钱就说明他有本事”这一说法（如图11所示）。
图11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老板是黑，但是他能赚钱就说明他有本事”的看法
二是对腐败现象的选择性包容。不少被访者反映“贪污腐败多厉害啊”！有被访者认为“挨个抓会有冤枉的，隔个抓会有漏网的”，还有被访指出“如果把领导干部的财产都公开了，发现个个都是贪官，中国共产党不就倒台了”。与此同时，不少被访者认为“被抓的只是浮出水面的”，因为“如果只是贪一点，只要不惊动省里和中央，花钱绝对能够把事情搞定”。但是，与“零容忍”不同，不少被访者对腐败表现出有所选择的包容。有被访者认为对待腐败应该内外有别，指出“用村里老百姓的钱算贪，从外面搞来的钱用一点不算贪”，“你有本事你就贪外面的”；有被访者认为对待腐败应该多寡有别，问卷调查显示，对于“人都有私心，当官的贪一点，不祸害老百姓，能给老百姓创造利益就行”这一说法，超过半数的被访者表示“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另有7.8%的表示“说不清”（如图12所示）；甚至还有被访者认为“谁有能力谁去搞，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现实”。
图12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人都有私心，当官的贪一点不祸害老百姓还给老百姓创造利益就行”的看法
三是对赌博卖淫的合理化接纳。问卷调查显示，合计59.4%的受访对象“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好赌是人的本性，没有了‘老虎机’和‘三十六码’还会有别的赌法”这一说法。同时，不少被访者认为嫖娼卖淫“很正常”。性工作者将为他人提供性服务称作“上班”，有的甚至“似乎不怎么介意让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知道真相”。还有不少被访者认为嫖娼卖淫具有“积极作用”，问卷调查显示，对于“现在人的意识观念开放了，嫖娼卖淫很正常，没有嫖娼卖淫强奸案件肯定会多”，持“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意见的合计36.5%（如图13所示）。
图13 井镇农民工对“嫖娼卖淫很正常，没有了嫖娼卖淫强奸案件会很多”的看法
四是对各类消费的非理性定向。不少农民工“舍得花钱”。每月领到工资即在短时间内花光的情况并不鲜见，有些女性被访者甚至用“工资就像‘大姨妈’，一个月就来一次，一次只有四五天”来概述这一情形。而且，因为“办卡方便，有身份证就给办”，刷卡透支消费现象不少。但是，“舍得花钱”在不同亚群体之间存在差异。较之70后农民工，80后农民工和90后农民工“要舍得花钱一些”。问卷调查显示，对于“打工的80后和90后都没有受过罪，所以花钱要舍得一些，也没那么能吃苦”这一说法，“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的比例合计57%。
同时，攀比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在不少农村盛行。有来自四川的被访者反映现在农村建房费用很高，“房子内外都要贴瓷砖”，“窗户由钢筋的换成了铝合金的”；有来自湖北的被访者反映，农村不少人“过个年要买一千多的衣服穿上”，“17元一包的硬壳黄鹤楼拿不出手”；有来自安徽的被访者反映，“每年春节都是村里外出打工年轻人回乡‘比面子’的时节，比谁的车子高级，比谁穿得时髦，比谁喝的酒抽的烟有档次，比谁家的菜式较多”，在安庆等地一些农村，购买小车已经现阶段成为重要的“面子工程”。
五是因“自顾不暇”导致的冷漠与因“是非不辨”导致的偏激同时并存。调研发现，井镇农民工群体在政治上总体上是“非冷即偏”的，呈现为政治冷漠与观点偏激两极分布态势。多数被访表现为对政治关心不多甚至冷漠。问卷调查显示，“比较清楚”“王立军事件”（政治新闻）的被访者仅有9.4%，“知道一点”的仅有19.1%，两项合计仅有28.4%，远远低于对“小悦悦事件”（社会新闻，选择比例为45.3%）和“张柏芝和谢霆锋离婚了”（娱乐新闻，选择比例为72.3%）的关注和知晓程度（如图14所示）。
图14 井镇农民工群体新闻关注兴趣
既作为政治冷漠的结果也作为其原因，不少被访者表现出强烈的自顾心理。问卷调查显示，对于“现在我们是自己找东西吃，国家大事我们平民百姓管不到”这一说法，表示“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的被访者合计54.6%（如图15所示）。
图15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现在我们是自己找东西吃，国家大事咱平民老百姓管不到”的看法
再者，即便是对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不少被访者也兴趣不高。问卷调查显示，在2011年进行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亲自投票了”以及“授权他人投票了”合计仅有24.8%，“不知道是否由别人代替投票了”的以及“不知道2011年选举这回事，对这个从不关心”的比例合计达到61.6%（如表3所示）。
表3 去年村（居）委会换届选举您的情况是什么
另一方面，关心政治的被访者为数不多，但是但凡关心者都表现得相当偏激。主要表现包括：对社会不满意。问卷调查显示，对于“现在社会只有有钱人和没钱人之分，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有34.2%的受访对象表示“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说不清”的比例占到14.3%。再者，对政策法规不信任。有被访者认为，“政策是给有钱人制定的，法律是给穷人制定的”；还有被访者认为，“法律都是管着没钱人的，李刚的儿子坐不了牢”，问卷调查显示，46.1%的受访对象“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这一说法，“说不清”比例达到20.1%（如图16所示）。
图16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法律是管着没钱人的，李刚的儿子坐不了牢”的看法
有被访者提出“希望法律真正地公平、公正为事，而不是为有权人士和有钱人士埋单”。而且，对总体形势悲观。有被访者指出“现在的局面是农民等着国家给钱，富人想着办法从国家那里拿钱”；有被访者感叹“这个社会，有钱人越来越有钱，掌握太多财富，最后连国家都没有谈判力了”。而且，不少偏激言论在农民工群体中迅速传播并形成偏激共振态势。
以上六种心理分属于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而且消极倾向明显，值得我们警惕。除此之外，井镇农民工群体还有一种中性的心理表现，“要当老板”成为广泛共识。这一中性倾向同样也应该受到关注。较多被访者指出“打工不是长久之计”，表示“想早点当老板”，并且认为“要想当老板就不能做保安，要么学技术，要么跑业务”。问卷调查显示，在回答“如果将来不进厂打工了，您打算怎么办”这一问题时，55.7%的被访者选择了“做生意”，另有2.7%的被访者选择了“办工厂”。事实上，有一批农民工在父母的帮助下或者通过自己（与配偶）多渠道筹措资金，开办起了诸如“快三秒”、“送水站”、“棋牌室”、“净水机专卖店”、“饭馆”、“糖水店”、“塑料原料经营部”等大小不同的店面和企业，实现了“当老板”的梦想。尽管不少被访“老板”抱怨“我们是在门缝里找生意”，但是“不看人脸色”和“自由一点”的感觉仍然让他们“感到满意”。
图17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当老板唱主角”的看法
与此相关，“想当主角”的心理比较普遍。调研显示，80后和90后农民工比较喜欢独自手舞足蹈的“健身舞”而不喜欢需要男女搭档合作的“交谊舞”，原因“可能是害羞”，“更多的是喜欢自由”；同时，在有些地区，“文工团连续演了几次之后就没人看了”，原因是“现在的人都想当主角，哪愿意总是看别人表演”。问卷调查结果支持了这一解释，合计58.4%的被访者选择了“完全同意”和“基本同意”（如图17所示）。
这些消极心理倾向可能比某些具体的扰乱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事件更具危险性乃至破坏性。一方面，心理倾向一旦形成难以祛除和改变，最终可能沉淀为“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这些建基于现实问题的心理倾向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情势必将愈演愈烈，群体规模庞大和流动性强的特点还会使之变得更加复杂；再者，“老板意识”、“主角意识”的初步形成，尤其在受到外部因素刺激情况下，可能加快主观臆想转化为实际自主行动的进程。调研中，有不少被访农民工向笔者反映，“现在两极分化这么严重，要是不解决好大家真的会起来造反”。问卷调查显示，将近一半的被访者同意这一说法（如图18所示）。有农民工甚至表示意欲参与激进行动。
图18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现在两极分化这么严重，要是不解决好大家真的会起来造反”的看法
（四）井镇农民工群体中的代际差异问题
近年来，农民工新生代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有研究甚至宣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38]如前所述，本研究认为，现阶段的井镇农民工群体总体上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积极力量，而不是危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然而，总体当中的部分尤其是农民工新生代的具体情况到底怎样呢？从这点出发，本研究在此重点关注井镇农民工群体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年龄分布态势，期望了解代际差异存在与否，如果存在，具体情况又是如何。
1.六种“不满意”情况的年龄分布态势。
其一，对工作“不满意”的年龄分布状况。
问卷调查显示，总体上讲，近七成农民工对自己现在所从事工作比较满意。那么，三成“不满意”到底是由哪些人构成的呢？如果执行农民工新生代的一般概念（即1980年以后出生、16岁以上的农民工），“不满意”的三成中超过七成是新生代农民工，而其中以1980—1985年龄组的占比最高（超过35%），1986—1989次之（如图19所示）。不过，因为抽样没有完全考虑各个不同年龄组的合理配比，这些分析是要打些折扣的。因此，在接下来的分析中，这个视角的分析被放弃。
图19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工作不满意”分布
另外一个视角的分析，即对比“不满意”在同一年龄组内的占比与在总体中的占比，同时对比不同年龄组之间的“不满意”比例，应该是有一定解释力和说服力的。问卷调查显示，总体样本当中合计19.2%的被访农民工表示“对自己现在的工作不满意”。进一步分析显示，除了1969年之前年龄组（3.5%）与1990年之后年龄组（12.3%）之外，其他年龄组对工作“不满意”的比例均高于平均比例（如图20所示）。其中，1980—1985年龄组的“不满意”比例最高（35.1%），高出平均比例15.9%；1986—1989年龄组的次之（26.3%），1970—1979年龄组位于第三（22.8%）。据此，基本可以判断：80后对工作“不满意”的比例要高于70后、90后以及70前，其中，1980—1985年龄组的“不满意”比例最高。
图20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工作不满意”年龄组内组际对比
其二，对收入“不满意”的年龄分布状况。
问卷调查显示，总体样本当中合计50.5%的被访农民工表示对自己现在的收入“不满意”。进一步分析显示，1970—1979年龄组、1980—1985年龄组以及1986—1989年龄组的“不满意”比例都要高于总体的平均值（如图21所示）。其中，1980—1985年龄组的比例最高（58.0%），高出平均比例7.5%；1970—1979年龄组次之（54.7%），1986—1989年龄组位居第三（52.4%）。另外，80后“不满意”平均值为55.2%。据此基本可以判断，80后、70后对收入“不满意”的比例较高，其中1980—1985年龄组的比例最高。
图21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收入不满意”年龄组内组际对比
其三，对居住条件“不满意”的年龄分布状况。
问卷调查显示，总体样本当中，对居住条件“不满意”的比例是33.3%。进一步分析显示，1980—1985年龄组以及1986—1989年龄组的“不满意”比例都要高于总体的平均值（如图22所示）。其中，1980—1985年龄组的比例最高（44.3%），高出平均比例11.0%；1986—1989年龄组次之（43.3%），而1990后年龄组的比例最低（20.0%）。据此基本可以判断，80后对居住条件“不满意”的比例高于其他年龄组，其中1980—1985年龄组的比例最高。
图22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居住条件不满意”年龄组内组际对比
其四，对厂里执行社保政策“不满意”的年龄分布状况。
问卷调查显示，总体样本当中，对厂里执行社保政策的情况“不满意”的比例是35.5%。进一步分析显示，1970—1979年龄组、1980—1985年龄组以及1986—1989年龄组的“不满意”比例都要高于总体的平均值（如图23所示）。其中，1986—1989年龄组的比例最高（42.9%），高出平均比例7.4%；1970—1979年龄组（37.8%）次之，1980—1985年龄组位居第三。另外，80后“不满意”平均值为39.2%。据此基本可以判断，80后、70后对厂里执行社保政策情况“不满意”的比例较高，其中，1986—1989年龄组的比例最高。
图23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社保执行政策不满意”年龄组内组际对比
其五，对自己文化水平和技术技能“不满意”的年龄分布状况。
问卷调查显示，总体样本当中，对自己文化水平和技术技能“不满意”的比例达到42.2%。进一步分析显示，1970—1979年龄组以及1980—1985年龄组的“不满意”比例都要高于总体的平均值（如图24所示）。其中，1980—1985年龄组的比例最高（50.8%），高出平均比例8.6%；1970—1979年龄组（44.4%）次之，1969之前年龄组的比例最低。另外，1986—1989年龄组的“不满意”比例是35%，80后的平均值是42.9%。据此基本可以判断，70后、80后对自己文化水平和技术技能“不满意”比例较高，其中1980—1985年龄组的比例最高。
图24 井镇农民工群体“文化水平技术技能”年龄组内组际对比
其六，对感情/家庭生活“不满意”的年龄分布状况。
问卷调查显示，总体样本当中，对自己文化水平和技术技能“不满意”的比例为9.9%。进一步分析显示，1970—1979年龄组、1980—1985年龄组以及1986—1989年龄组的“不满意”比例都要高于总体的平均值（如图25所示）。其中，1970—1979年龄组的比例最高（12.20%），1986—1989年龄组（11.5%）次之，1990之后年龄组的比例最低。据此基本可以判断，70后、80后对自己现在的感情/家庭生活“不满意”比例较高，其中1970—1979年龄组的比例最高。
图25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感情/家庭满意度”年龄组内组际对比
2．对社会和政策法规“不信任”情况的年龄分布态势。
问卷调查显示，总体样本当中，对“完全同意”“现在社会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只有有钱人没钱人之分”的比例占到15.0%。进一步分析显示，1990后年龄组、1969前年龄组以及1970—1979年龄组的“完全同意”比例都要高于总体的平均值（如图26所示）。其中，1990后年龄组的比例最高（20.0%），高于平均值5%；1969前年龄组次之。另外，1986—1989年龄组比例最低（7.9%）。据此基本可以判断，90后、1969前年龄组“对社会不信任”的人数多于其他年龄组。
图26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现在社会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只有有钱人没钱人之分”年龄组内组际对比
问卷调查还显示，总体样本当中，对“完全同意”“法律都是管着没钱人的李刚的儿子坐不了牢”的比例是21.5%。进一步分析显示，1980—1985年龄组、1990后年龄组的“完全同意”比例都要高于总体的平均值（如表4所示）。其中，1980—1985年龄组的比例最高（32.8%），高于平均值11.3%。另外，“基本同意”“法律都是管着没钱人的李刚的儿子坐不了牢”的总体平均值是23.4%，1980—1985年龄组、1986—1989年龄组的比例均高于平均值。其中1986—1989年龄组的比例最高，高出平均值9.9%。据此基本可以判断，80后年龄组中对政策法规的不信任人数要多于其他年龄组。
3．政治关注情况的年龄分布态势。
问卷调查显示，总体样本当中，不知道“王立军事件”的比例高达71.5%，仅有28.5%的被访农民工“比较清楚”和“知道一点”这个事件。进一步分析显示，仅有1980—1985年龄组的“知道”比例超过总体比例，达到40.6%，其他均没有达到平均值（如图27所示）。据此基本可以判断，1980—1985年龄组的对政治的兴趣，更具体一点，对非直接相关的政治事件的兴趣，要高于其他年龄组。
表4 您的出生年份是*法律都是管着没钱人的李刚的儿子坐不了牢交叉制表
图27 井镇农民工群体对“王立军事件”关注程度年龄组内组际对比
另外，问卷调查显示，从井镇农民工对2011年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关注情况来看，直接参与程度不高。进一步分析显示，对于“2011年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这回事，“知道”比例最高的是1986—1989年龄组，1980—1985年龄组以及1970—1979年龄组分居第二、第三。而“不知道这回事，对这个从来不关心”比例最高的是1969之前年龄组。
更具体地，“知道，亲自参加投票”的总体平均比例是11.4%，1970—1979年龄组、1980—1985年龄组以及1986—1989年龄组的比例超过平均值。其中，1970—1979年龄组最高，达到15.6%。另外，“知道，授权他人投票”的总体平均比例是13.2%，1970—1979年龄组、1980—1985年龄组以及1990之后年龄组的比例超过平均值。其中，1970—1979年龄组的比例最高，达到18.2%；1990之后年龄组次之，也达到了15.6%（如图28所示）。据此基本可以判断，关于“2011年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知晓情况，70后、80后差异不大。在关注“2011年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人群中，1970—1979年龄组的参与比例最高。
图28 井镇农民工对2011年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关注情况
概要说来，在对工作“不满意”人群中，80后的比例要高于其他年龄组，其中，1980—1985年龄组的“不满意”比例最高。在对收入“不满意”的人群中，80后、70后的比例较高，其中，1980—1985年龄组的比例最高。在对居住条件“不满意”的人群中，80后比例高于其他年龄组，其中，1980—1985年龄组的比例最高。在对厂里执行社保政策情况“不满意”的人群中，80后、70后比例较高，其中，1986—1989年龄组的比例最高。在对自己文化水平和技术技能“不满意”人群中，70后、80后比例较高，其中，1980—1985年龄组的比例最高。另外，90后、1969前年龄组中“对社会不信任”的人数多于其他年龄组，80后年龄组中“对政策法规的不信任”人数要多于其他年龄组。再者，在关注非直接相关的政治事件的人群中，1980—1985年龄组的比例要高于其他年龄组。在关注“上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人群中，1970—1979年龄组的参与比例最高，80后年龄组次之。
（五）初步结论
总体上讲，一方面，井镇农民工群体在持续的流动中出现了变化，不但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群体内部还发生了分化，涌现了包括“不定须状型”群体、“攀援缠绕型”群体以及“钻地支柱型”群体在内的三种亚群体。这三种亚群体分别为井镇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贡献了（着）自己特殊的力量。同时，群体内部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群体总体危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可能。再者，群体内部分化的出现，也表明“集体排它”性的系列政策逐渐向“个体排它”性转变，农民工群体向上的社会流动渠道逐步打开和拓宽。
另一方面，多数农民工对自己的工作现状和生活现状是比较满意的，多数农民工是基本“默认”现行劳资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多数农民工是能够理性决定“何去何从”的，也就是说，多数农民工是“知足”的、“安份”的和“理性”的。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为加强农民工群体服务管理做出了（着）积极努力，相关政策和实践表现出从排斥走向包容的态势，农民工群体基本权益得到逐步保障且日益改善。
鉴于井镇农民工群体内部同层流动健康有序，鉴于井镇农民工群体向上流动渠道逐步打开，鉴于井镇农民工群体本身这种主观感受和选择，鉴于井镇及其周边地区地方政府富有成效的努力，加之我们现在仍然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井镇农民工群体和全国其他农民工群体一样，拥有一种“退可以守，进可以攻”的资本和一个不会沦为无地、无业、无家、无希望的安全屏障，本研究断定：现阶段的井镇农民工群体总体上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积极力量，而不是危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
但是，研究同时也发现，在井镇及其周边地区，盗窃抢劫案件时有发生，各种形式的赌博在农民工群体中广为流行，嫖娼卖淫“见多不怪”，“临时工”现象比较普遍，“杀货部落”生意红火。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更值得注意的是，井镇农民工群体还表现出一些消极的心理倾向，例如，拜金主义占据上风、对腐败现象的选择性包容以及对赌博卖淫的合理化接纳等等。这些倾向可能不独属于农民工群体，但是鉴于该群体规模庞大、流动性强，这个问题更加值得我们关注。这不是或者不会总是危言耸听的推论。[39]另外，从年龄视角的考察显示，80后尤其是1980—1985年龄组值得备加关注，这个年龄组中，对工作、收入、政策、居住条件、文化水平的“不满意”的人数要多于其他年龄组，对政策法规的“不信任”人数要多于其他年龄组，对政治的关注度和参与率也要高于其他年龄组。
因此，尽管农民工群体内部发生分化，尽管现阶段总体上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助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尽管现阶段农民工群体表达的诉求主要属于经济范畴，尽管现阶段农民工群体本身不具备发起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组织、思想、物质等方面的条件，但是，事态的发展可能不尽在我们预料和掌控之中。我们没有盲目乐观和放松的理由。
事实上，各方正在试图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发展道路”，核心内容包括：以健全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为重点，促进农民工多渠道转移就业；以增加投入和创新管理为重点，着力提升农民工职业技能素质；以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重点，较强农民工劳动用工管理；以预防工资拖欠为重点，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和正常增长；以强化输入地政府属地管理责任为重点，切实保障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利；以合理配置公共卫生资源为重点，保障农民工平等享有基本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以完善政策措施为重点，扩大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面；以把农民工尽快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重点，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以关爱“三留守”为重点，妥善解决农民工流动就业过程中出现的相关社会问题；以积分入户为基础，完善进城制度设计；以人文环境为抓手，增强归属感和社会认同；以权益保障为根本，促进共建共享[40]。
井镇及其周边地区的调研结果也揭示了这种全面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努力。不过，本研究着重强调，继续加强农民工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努力提高农民工群体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不断落实和改善农民工群体基本权益，稳步提升农民工群体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信心，科学引导农民工群体形成健康心理，仍然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懈努力的目标。惟有如此，农民工群体这股力量才会切实成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依靠力量。农民工群体，值得我们长期关注、重视和研究。
[1] 为了尽可能保持资料口径的统一性，本研究仍然使用“农民工”而不是“异地务工人员”等其他称谓。
[2] 参见董昕《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历史与现状》，载《财经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
[3] 十多年之前，笔者提出了这一观点，具体可以参见王红艳《作为群体存在的农民工地位研究》，载中国知网“优秀硕士论文库”。
[4]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以及《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载http：//guoqing. china.com.cn/zwxx/2012-05/03/content_25293895.htm。
[5]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以及《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载http：//guoqing. china.com.cn/zwxx/2012-05/03/content_25293895.htm。
[6] 参见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陈天群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7] 参见黄平主编《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出版社1997年版。
[8] 参见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9] 参见蔡禾编著《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0] 参见张国胜《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视角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1] 参见卢国显《农民工：社会距离与制度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2] 参见胡杰成《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13]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指当时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但是，不少人士认为80后农民工群体中，出生于1985年之前的与出生于1985年之后也有明显不同。
[14] 参见董宁波、刘满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稳定观培育》，载人民论坛（总第384期）2012年11月28日。
[15] 参见章丽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是个重大问题》，载《光明日报》2012年3月16日。
[16] 参见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0628/2352043.shtml。
[17] 陆学艺：《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载中国社会学网2003年11月3日，陆学艺：《农民与农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其他类似研究。
[18] 参见黄平、彭柯《当今中国农村的劳动者流动》，载赵汀阳主编：《年度学术2004社会格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黄平《当代中国农民寻求外出—迁移的潮流》，载中国社会学网2004年。
[19] 参见《温铁军、秦晖谈农民问题》，载《天涯》2004年第2期，第189—190页，以及黄平、杜铭那克主编《农民工反贫困城市问题与政策导向（中英双语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0] 参见陈昕《发展的话语》，载黄平、杜铭那克主编《农民工反贫困城市问题与政策导向（中英双语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1] 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与顶层政策设计》，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
[22] 井镇调研结果显示，户籍制度的“集体排它”性逐渐减弱而往往只发挥“个体排它”作用，诸如技能之类的自致因素对于决定个体身份和保护自身权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表现为：一方面，一些有能力的农民工已经开始与城市人口分享或争夺原来被城市人口垄断的机会和资源了；另一方面，因为农村劳动力自身的技术结构状况无法应对市场对劳动力结构的挑剔，多数农民工仍然只能进入次属劳动力市场而不是首属劳动力市场（可见，如何实现农民工素质提升和劳动力结构优化是一个必须倍加注意的问题）。更具体地讲，井镇三种形态“气生根”的出现，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从这个角度讲，现阶段社会对待农民工群体的态度以及各级政府政策已经开始由排斥逐步转为包容。这也是井镇研究的另一个发现。
[2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24] 笔者参与的一项课题研究结果显示，受访的148名处级领导干部当中有114名表示“最近三年来，在工作中遇到过重大群体性或突发性事件”。该课题研究成果尚未公开。
[25] 坦诚地讲，正如日记所呈现的，在出发井镇之前，笔者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框架，而是抱着寻求扎根理论的目的出发的。现有问题意识和研究框架是在调研过程当中逐步形成的。其中，房宁先生对政治学所“中国阶级阶层分析”课题组的总体要求，即“要体现政治学研究特色”的要求，也促使笔者选定了社会稳定这个视角。
[26] 参见滕兴才《社科院：农民工不是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载《中国青年报》2008年9月12日。
[27] 李强：《为什么农民工“有技术无地位”——技术工人转向中间阶层社会结构的战略探索》，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28] 参见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载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0628/2352043.shtml。
[29] 借鉴经典社会冲突理论，从思想条件、组织条件、物质条件以及外部环境等几个变量出发考察农民工群体发起集体行动或者社会运动的可能，也是一种选择。但是，鉴于农民工群体目前存在状况，我在一定程度的保持了这种理论观照而没有采用这种模式。
[30] 参见《2007、2011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东莞市统计调查信息网。
[31] 其中，性别结构与文化程度基本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大体一致。《2011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其中男性农民工占65.9%、女性占34.1%，农民工总体仍然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参见http：//guoqing.china.com.cn/zwxx/2012-05/03/content_25293895.htm。
[32] 本研究引入“气生根”概念，将农民工群体称作“气生根”群体，这个称谓主要来自生活经验与与学术想象的对接。具体情况请参见调研日记之《列车上的访谈以及“气生根”联想》。本研究认为，“气生根”既可以指农民工群体的三种生活状态，也可以指农民工个体奋斗的三个阶段，还可以指农民工群体或者个体的三种心态。正如气生根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定根一样，“气生根”是一个具有一定包容性的概念。
[33] 见《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34] 不过，调研还发现两种值得关注的倾向。近年来，少数农民工甚至表现出维权意识“膨胀”趋势，“只要有一点事情就闹”，“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闹访”；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一批“打工者专业官司户”，“他们懂一点法律，今天进厂明天出厂，然后揪住《劳动合同法》要求厂方给予补偿”。另外，有些商会、同乡会在帮助农民工（以及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维权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但是不少维权行为最终往往有意无意地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35] 参见《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36] “关于政府努力”还请参见王红艳《广东依法加强农民工工作的探索》，载田禾主编《广东经验：法治促进改革开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37] 详见王红艳《“特殊之家”：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新尝试》，载《红旗文稿》2012年第23期，以及王红艳《通过建设“特殊之家”将底层群体组织起来》，载中国社会科学网。
[38]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载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0628/2352043.shtml。
[39] 修改书稿期间，同事周石丹先生与我谈及了他的“足球场看台”理论。该理论的大致意思是：假使足球场看台上热情的观众只是此起彼伏地做着“人浪”，看台塌下来的可能性是较小的；假使足球场上狂热观众全都一直站立着挥舞和跺脚，看台塌下来的可能性就大多了。石丹先生的这个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回应了我对现阶段农民工群体于社会稳定之形势的判断。
[40]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发展道路》，载求是理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