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皇帝”称号

尽管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首领的名号在建立政权之初大多选择“王”或“天王”，但是毕竟出现皇帝尊号之后，“王”或“天王”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成为皇帝分封的一方之主，如果“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51]，故而如果有可能，“皇帝”称号仍是他们理想的最终选择。十六国时期，有十个政权最终选择使用“皇帝”称号。刘渊起事之初称“汉王”，但四年之后即称“皇帝”；石勒虽然称“天王”但“行皇帝事”，且不久即称“皇帝”；石虎也是先称“天王”多年，最终还是称“皇帝”；慕容儁称“燕王”后三年即称“皇帝”；赫连勃勃使用“天王”十年后改称“皇帝”。此外，一些政权首领的妻子名号及其父、祖的尊称更能说明“皇帝”其实才是他们心目中梦想的称号。一般说来，如果首领称王，那么其妻就应该称王后，但在十六国时期，各政权“王”的妻子却称“皇后”。义熙五年（409），乞伏乾归复称“秦王”，但其妻却称皇后；冯跋称“天王”，其妻称皇后；石虎称“大赵天王”，尊其祖为武皇帝，父冠觅为太宗孝皇帝，其妻郑氏为天王皇后[52]；苻坚称“天王”，然而追尊其父为文桓皇帝，母为皇太后，其妻为皇后[53]。由此可知，无论“王”还是“天王”都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称号而已。

既然这样，他们建立政权之时没有选择“皇帝”名号的理由是什么呢？石勒在众人劝其称帝时，拒绝说：“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宠，夙夜战惶，如临深薄，岂可假尊窃号，取讥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犹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胜，而尊崇周室。况国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54]从上文所引石虎及赫连勃勃的托词也可以看出，石氏父子及赫连勃勃拒绝臣下建议称帝的理由，都谈到了一点，即“德”或“道”。而这一概念来自古人对“皇帝”之称的理解，这些政权没有选择“皇帝”称号，主要也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古人认为：“皇帝，至尊之称。皇者，煌也，盛德煌煌，无所不照。帝者，谛也，能行天道，事天审谛，故称皇帝。”[55]“上古天子称皇，其次称帝，其次称王。秦承三王之末（周末），为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为号。”[56]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郑玄注《中候敕省图》说：“德合五帝坐星者称帝。”《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祐而子号天子。”《白虎通义》：“德合天地者称帝。”从这些解释可以看出，“皇帝”应该是一种盛德的美称，“天子”是对皇帝其人的神化。受到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浸染的内迁民族的政治首领在建立政权之时，时常利用“德”这一概念论证自己建立政权、称“帝”或“王”的合理性。刘渊说：“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57]苻坚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58]这些说明了十六国时期的政权首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德”的概念与内涵非常熟悉。“德”的含义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可能只是个人修养，即所谓的“敬天”、“忠”、“孝”、“仁”、“义”等伦理道德原则。而按照“皇帝”是盛德之美称这个标准，石虎、苻坚等人的确是不符合做皇帝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以臣弑君是“十恶”之首，而石虎和符坚都是通过弑君的方式继位的，属于“贼君取位”之类。故而因得位不正，“（苻）坚及母苟氏并虑众心未服，难居大位”[59]，所以苻坚不像苻健、苻生父子一样称皇帝，而是称“天王”，而石虎也只能在群臣建议称帝的情况下称“天王”。

除了个人修养方面，“皇帝”称号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应该还有其他方面的含义。秦王嬴政改称“皇帝”之时，也是由于其“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60]，故而觉得原有的称号不足以与其功业相称，由此看来，称帝也需要一定的功业。秦王改称号时最重要的依据是车同轨、书同文，实现了一统。自先秦时期《公羊传》提出“大一统”以来，经过秦及两汉的实践，到十六国时期这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是否一统这也是判断一个政权合法性与正统性的关键，也是一个政权首领能否名正言顺地称帝的一个重要因素，“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61]。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天下一统”也是十六国各个政权孜孜以求的目标，在政治一统的问题没解决之前，各个政权的首领是不太有信心称皇帝的，故而为了可以理直气壮地称帝，这些政权一旦建立，都会以“天下一统”为目标。

石勒称：“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阳，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每一思之，不觉见于神色。”[62]苻坚称：“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63]，俨然一派中华天子的架势，但江左偏安着一个实力弱小但在精神上居于优势地位的晋朝，毕竟让这位统一了大半个中国，自称华夏正统的氐人皇帝有些心虚，于是引群臣会议“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哺，今欲起天下之后以讨之”[64]，并于383年七月下诏伐晋。不料，淝水之战大败，其国大乱。对于苻坚发动淝水之战的原因，宋人朱熹有非常精当的分析：“他是急要做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65]可谓一语中的！即使是偏居一隅的赫连勃勃也想一统天下，其都城统万之意即是“统一天下，君临万邦”。

虽然这些政权首领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以一统为目标以示其政权的正统，可是在当时政权林立的情况下，实现一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是他们没有实现真正的一统，但是皇帝的称号太具有诱惑力，因此，他们就降低标准和要求，只要建立一些稍可傲人的功业就急着称帝。如赫连勃勃称“天王”十余年后，在418年攻占长安之时称帝；石勒在称“赵王”十余年后灭刘氏政权，于当年九月即称帝；慕容儁继承“燕王”之位三年时讨平冉闵，就于次年即皇帝位，并脱离了对东晋名义上的臣属关系。

综上所述，西晋灭亡前后，各个民族趁乱纷纷建立政权，整个北方地区政权林立，割据混乱，其中虽有曾统一北方的前秦政权，但这些政权大多都是偏居一隅，势力皆不足以号令群雄，再加之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辨”思想的影响及“戎狄”只能做名臣不能称尊号观念的歧视与压迫，致使内迁民族在建立政权上有一种卑怯心理，因而他们在选择首领称号时，大都比较低调，不想贸然称帝而成为众矢之的，而是遵循春秋战国时期各个霸主名号的原则，多称“王”，或者是“天王”。尽管如此，“皇帝”尊号仍旧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因此大多数政权的首领竭力按照古人对于“皇帝”尊称的理解，试图多方面做一些努力，以便接近盛德之尊称“皇帝”，最终名正言顺地得到理想的称号。

十六国政权首领的名号，无论“王”、“天王”还是“皇帝”，皆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天王”名号与佛教并无关系，它只不过是这些政权首领不满足于称王，但又没有足够的自信称帝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有了“天王”这一名号，十六国政权首领在通往皇帝称号的路途中又迈进了一步而已，十六国时期各政权先后使用“王”、“天王”、“皇帝”等名号的状况，非常直观、清晰地反映了内迁民族逐步接受汉文化的具体过程及对国家一统观念的强烈认同。

（吴洪琳：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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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为教育部规划项目（10YJA850040）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MZ018）的阶段性成果。

[2]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雷家骥：《后赵文化适应及其两制统治》，《国立中正大学学报》（人文分册）1994年第1期；《慕容燕的汉化统治与适应》，《东吴历史学报》1995年第1期；《前后秦的文化、国体、政策及其兴亡的关系》，《国立中正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4]古正美：《东南亚的“天王传统”与后赵时代的“天王传统”》，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学研究》1998年第7期。

[5]周伯戡：《姚兴与佛教天王》，《台大历史学报》（东正政法与文化）2002年第30期。

[6]黎毓雯：《姚兴政权与佛教》，硕士学位论文，（台湾）中国文化大学，2000年。

[7]《资治通鉴》卷九七，穆帝永和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068页。

[8]《晋书》卷八六《张祚传》记载，张祚此年称帝，但根据此后的记载，此说法不太可信。

[9]《资治通鉴》卷一○五，孝武帝太元八年，第3320页。

[10]《资治通鉴》卷一○六，孝武帝太元十年，第3358页。

[11]《资治通鉴》卷一○六，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第3426页。

[12]《资治通鉴》卷一一○，安帝隆安二年，第3481页。

[13]《资治通鉴》卷一一一，安帝隆安四年，第3506页。

[14]《资治通鉴》卷一○六，孝武帝太元十年，第3354页。

[15]《资治通鉴》卷一○八，孝武帝太元十九年，第3418页。

[16]《资治通鉴》卷一○九，孝武帝太元十年，第3461页。

[17]《资治通鉴》卷一一八，安帝义熙十四年，第3723页。

[18]《资治通鉴》卷一○六，孝武帝太元十年，第3339页。

[19]《资治通鉴》卷一○六，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第3369页。

[2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6页。

[21]《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安帝隆安五年，第3515页；参见《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5页。

[22]《资治通鉴》卷九九，穆帝永和十年，第3137页。

[23]《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第2834页。

[24]《资治通鉴》卷九○，元帝太兴元年，第2862页。

[25]《晋书》卷一一六《姚弋仲载记》，第2961页。

[26]《资治通鉴》卷一○六，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第3364页。

[27]《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附苻融》，第2935页。

[28]《资治通鉴》卷九○，元帝太兴元年，第2862页；《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第2679页，记为“汉大王”，《晋书》卷八八《孝友传》，第2290页，记为“汉天王”。

[29]黎毓雯：《姚秦政权与佛教》，第56页。

[30]《晋书》卷九五《佛图澄传》，第2485页。

[31]僧道世《法苑珠林》卷九八《法灭第九十八之余·损法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32]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1页。

[33]《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第2979页。

[34]《春秋·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03页。

[35]《汉书》卷四《文帝本纪》：“所谓天王都，乃天子也”，第106页。

[36]《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第2735页。

[37]《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第2765页。

[38]《周书》卷三五《周猷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616页。

[39]顾炎武著，黄汝成等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

[40]《晋书》卷一一二《苻健载记》，第2869页。

[41]《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第2746页。

[42]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247页。

[43]同上书，第249页。

[44]同上书，第245页。

[45]雷家骥先生对谷川先生的看法也不认可：“苻坚去皇帝之号而降称大秦天王，是心理意识上自贬的成分居多，欲拟周代封建制度以粉饰其宗室分权体制者，尚待进一步商榷。”见其《前后秦的文化、国体、政策与其兴亡的关系》，《国立中正大学学报》第7卷第1期，第228页。

[46]《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第2762页。

[47]《魏书》卷九五《姚兴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79页。

[48]《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第2979页。

[49]《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第3209页。

[50]谷川道雄认为：“秦汉以后，登上帝位一般要走王→皇帝这一道路，而这时的途径则是王→天王→皇帝”，见其《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247页。但是“天王”并不是当时各政权首领通往皇帝尊号的必经阶段。

[51]《周书》卷三五《周猷传》，第616页。

[52]《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第2765页。

[53]关于“天王”父母妻子的尊号同于皇帝父母妻子称号的情况，黎毓雯的看法是：“五胡十六国君主虽然援引皇帝制度的名称来册封其父母妻子，但在自我定位方面，则刻意不采用皇帝的名号，而称天王，这可能是因为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旧制度崩溃，新的制度又尚未建立，五胡十六国君主意识到此一情况，但在一时之间无法建立新制度，只好采用旧有的皇帝制度的名称，然而十六国君主又自觉与皇帝制度不尽相同，因此在自己的称号上特意改称天王以示区别”，见其硕士学位论文《姚兴政权与佛教》第62页。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这只解决了“天王”妻子及父母的称号问题，十六国时还有一些政权首领称“王”，其妻也称“皇后”，父母被尊称为“帝”的。

[54]《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第2730页。

[55]蔡邕：《独断》卷上，第1页。

[56]同上。

[57]《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第2649页。

[58]《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第2935页。

[59]《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2884页。

[6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6页。

[61]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观》，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62]《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第2753页。

[63]《资治通鉴》卷一○三，孝武帝宁康元年，第3266页。

[64]《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第2911页。

[6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6，第3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