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语言文字学家八思巴

八思巴与忽必烈相识与联合之后，一直追随忽必烈左右。[1]元宪宗九年（1259）十一月八思巴随忽必烈家眷抵达中都（后改称大都，即今北京），随后即于次年受封国师，统领天下释教。直到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八思巴及其弟恰那多吉（白兰王）从北京出发第一次返回萨迦，帮助元朝中央政府建立西藏行政体制时，他才与忽必烈有了一次长别。

而在此次返藏过程中，八思巴受诏完成了忽必烈入主中原之后的一件千秋大事：制定了新的蒙古国字——即举世闻名的“八思巴字”（vPhagspa script）。

因此，当与皇上和朝廷阔别已久的国师八思巴在1269年年初终于返回大都，人们把他的返回当成一件轰动的大事并为之举行隆重的、充满宗教气氛的欢迎仪式时，[2]身为国师，掌管天下释教和蕃地事务的八思巴返京后的第一件大事，并非真是宣讲佛法和传授灌顶，而是向忽必烈进献他奉诏创制新型蒙古文字八思巴字。要对这种文字作些简要介绍，我们还得先从古代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说起。

据史料记载，在大蒙古国建立之前，受生产力的制约，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当时的蒙古民族是没有文字的。他们习惯上以草青为一年，新月初升为一月，纪年则以十二生肖为代表，不用干支，如称子年为鼠年，丑年为牛年等。在放牧和征战生活中，每逢传递信息、发布命令和记述事件时，只能派言辞敏捷者将要传之话默记心中，然后传达给对方，或者刻木为契作为信号等。[3]直到1204年成吉思汗灭乃蛮部落塔阳汗时，俘获了为塔阳汗掌印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才知道出纳钱谷、委任人才以印为信验之用途。随着蒙古民族的不断壮大，大蒙古国的迅速发展，军政事务日益繁多，成吉思汗才逐渐感到了文字的重要性。于是，他命塔塔统阿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书国言（即蒙古语）[4]，有人称之为蒙古旧字。事实上这不是一种文字的真正创造，只是借用畏兀儿文字拼写蒙古语罢了。加上当时连年征战，蒙古的贵族青年们无暇学习畏兀儿文字。故而这种方案并未得到广泛推行。不过，这种借用方式却推广到了别的语言。除了运用畏兀儿字外，蒙古统治者还用过其他语言的文字，比如汉字、回回字（即波斯文）、西夏字等来标写蒙古语言。这是由于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贵由、蒙哥时期灭金和西征等战争的需要所致，在西征中与中亚打交道时就用回回字，灭金时与宋、金打交道时就用汉字等。这种情形在南宋使臣徐霆注疏的《黑鞑事略》（彭大雅撰）中是这样说的：“霆尝考之，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如差十马，则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数也。其俗淳而心专，故言语不差，其法说谎者死，故莫敢诈伪，虽无文字，自可立国。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剌楚材主之。”

我们可以较为肯定地说，八思巴创造蒙古新字时受塔塔统阿的影响甚少。对他有直接影响的当是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据说萨班应阔端之召抵凉州后，感到蒙古国统治下的民族众多，语言文字复杂，蒙古没有自己的文字，对传播佛教极为不利。为此，“可汗（即阔端）请班第达（即萨班）创制蒙古字，班第达为创造蒙古字，曾经一夜冥想。翌晨黎明时分，有一女子持揉革搔木跪地。因此征兆，即依搔木形制蒙古字母，分阳、阴、中，强、虚、弱性母音三种”（《水晶数珠》）。后元代僧人搠腮吉斡节儿（Chos－kyi hod－zer）《心脂》所载更为具体，说萨班“因依此兆，仿搔木形制作蒙古文字，分男性、女性、中性三类，编成强、虚、弱性三种……然而时机未至，未获机缘，故未以蒙古语翻译佛典。后萨斯嘉·班第达圆寂，忽必烈彻辰可汗乃遣使召八思巴喇嘛”[5]。可见，萨班的确是为创制蒙古文字作过某些贡献，目的是为了佛经的翻译和传播。至少可以说，“他在凉州与维吾尔僧人有过接触，曾对当时蒙古使用的畏兀字从语言学的角度作过一些改进”[6]。只可惜他创制的蒙古字“时机未至，未获机缘”，没能付诸使用。但是，他的工作无疑对八思巴造蒙古新字有启迪和参考作用。从某个角度来看，八思巴造字是完成了伯父未竟的事业。

我们知道，西夏和辽都曾采用汉字偏旁来造新字（即西夏文和契丹文）忽必烈即位前也曾任用汉人儒士为书记，他为何不效仿此法造字呢？既然塔塔统阿已用畏兀儿字标写蒙古语，并经过萨班的进一步改造和完善，他又为何不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而需另造新字呢？首先，这是当时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忽必烈即位建立元朝之后，一方面主张参用汉法，另一方面又强调祖述变通，在接收外族先进文化和继承祖先有益传统的消化过程中，要建立蒙古统治者领导的元朝帝国各项政治制度，就迫切需要有蒙古文字；而“当时蒙宋对立，加上中亚诸王不承认忽必烈的整个蒙古汗国的大汗地位，为向南宋及西方诸汗显示自己的崇高地位，在文字上就需要一种与以前蒙古汗国使用过的几种字书都不相同的新字”[7]。其次，这是由当时蒙古语言文字使用状况所决定的，由于忽必烈要创制的文字，“不仅为蒙古人，而且也为帝国所属的其他语言服务”，以便帝国政府统治被誉为“五色之国”的多民族统一为一体的泱泱大国，而“畏兀蒙文（即蒙古旧字）对汉字注音之不便”使之不可能成为忽必烈理想中的文字而予舍去，于是“产生了创制一种比畏兀蒙文更准确的新文字的想法”。[8]那么，皇帝为什么把这个至为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国师八思巴呢？这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主观原因，宗教信仰的导向。元朝最为崇奉佛教，而八思巴又是掌天下释教之国师，如此重大而神圣之任务由他完成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二是客观原因，那就是自幼人称“圣者”的大学者八思巴可能是当时最为合适的人选，他博学多才，知识渊博，又在蒙古宫廷生活多年，深谙蒙古语言，熟知必要的印度和西藏的语言学知识，加上他是萨班的侄子和继承者，从小深受萨班的熏陶，对萨班改造蒙古旧字必定有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可以从中获得某些有助于制定蒙古新字的启示和帮助。

八思巴受命造蒙古新字的时间，应是至元元年（1264）八月离中都返萨迦的时候。[9]经过数年的努力，到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自萨迦返京时字成，献之。据说所献字样是用八思巴字所写的一份优礼僧人诏书[10]，可见它当时已可使用，在语言学上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由于八思巴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蒙古国的一大缺陷，维护了大蒙古国的国威，故而也就了却了大皇帝忽必烈的一大心愿！忽必烈即于该年二月下诏颁行天下：“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其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11]

这种能“译写一切文字”的文字（实际上是一套灵活多变的标音符号）称为“蒙古新字”，是相对于“蒙古旧字”而言，由于它是八思巴奉诏所造，故又称“八思巴字”。《元史》对这种文字也有描述：“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也。”[12]虽较简约，但已说得十分明白，它是一套特定的声母、韵母相拼合的标音系统。

八思巴的字母表主要是由藏文字母组成，也有一些梵文字母。由于字母形体多呈方形，故又称“方体字”。字母的数量，若依元朝人盛熙明的《法书考》是41个，《元史》所载与此相同，这41个字母实际上就是藏文的30个字母（每个字母带有元音a），加上i、u、e、o 4个元音和拼写蒙古语所用的7个字母。《法书考》还说，拼写汉文时则去掉汉语里所没有的ra、nya、ga 3个字母。可见无论拼写什么语言，其字母都是以藏文30字母和4个元音为基础而酌情增减。故而我们说它实际上是一套灵活多变的标音符号。若依《书史会要》，它有43个字母。有关专家认为，41个是最初的字母表，即原字母表；43个的字母表里包括了续增字母。实际上，随着实际运用的需要，字母陆续有所增补，据现存资料归纳，总数达57个。八思巴字以音素为表音单位，字母分元音和辅音。元音a为零形式，音节首的辅音和介音i、u后面未写其他元音字母时，即表后面有元音a。《元史》中所谓“相关纽而成字者”，实际上是源于藏文辅音加元音的拼合方法；所谓“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即其似于藏文辅音前缀（前加字、上加字、下加字）及辅音后缀（后加字、再后加字）的读法。可见拼音方法也是以藏文为基础。

八思巴字的字母体式，常见的有正体和篆体两种。行款为左起竖写，既不同于藏文的左起横写，也不同于古汉语的右起竖写。书写单位是音节，与藏文同而异于畏兀式蒙古文（即蒙古旧字）。这种书写单位不适合于蒙古语言的特点，由于书写单位是音节，又不使用标点符号，所以阅读时词的界限和句子的界限，只能依据上下文义判断。又由于拼写汉语时不标声调，所以如果原文没有汉字对照，或缺乏上下文时，就难以确定书写单位所代表的汉字。[13]这可以说是它的不足。

然而，被誉为有元一代“国字”的八思巴字，自产生之日起，忽必烈就曾多次以行政命令推行[14]，并以行政命令力排推行过程中的种种阻力[15]。可以说，元代举国上下，曾掀起过推行八思巴字的经久不衰的浪潮，故而它在元代强制性地在许多范围得到了应用。除诏旨、公文必用八思巴字外，官印、钱币要用它，[16]碑刻、牌符、文书等也要用它。近年青海等地发现的元朝中统宝钞、贵州发现的牌符、西藏档案馆所藏元代文书都使用八思巴字。[17]此外，现今还保存着的陕西周至重阳万寿宫的圣旨碑、居庸关过街塔东壁的石刻，北大图书馆藏元刊《事林广记》等都是以八思巴字译写蒙、梵、汉语的具体例证。在德国柏林人类学博物馆中，还藏有用八思巴字蒙文翻译的《萨迦格言》印本片断；在《八史经籍志》中记载了元代曾用八思巴字蒙文刻印《蒙古字孝经》、《大学衍义择文》、《忠经》、《蒙古字百家姓》、《蒙古字训》等书籍。[18]八思巴字如此重要，它渗透了元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上层社会的每个角落，后来元朝的官吏也必须认识八思巴字！

虽然八思巴字后来随着元代的消亡而渐被废弃[19]，但作为“译写一切文字”，通用于多种语言的统一的书面形式，它给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元代珍贵的历史资料。现存资料表明，它的书写对象包括蒙、汉、藏、梵、维吾尔等多种语言。其中译写维吾尔语、藏语和梵语的资料较少，译写蒙古语和汉语的资料很多。这为我们研究元代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典章制度、民族关系等提供了难得的材料。此外，八思巴字在译写各种语言时，一般遵循两条原则：一是按口语语音拼写，如译写蒙古语和汉语；二是按所译语言的书面形式转写，如译写藏语和梵语。故而这些资料对元代汉语、藏文和蒙语的研究富有重要价值；在蒙古语中出现的某些藏语词的写法有两种形式，一种与藏语书面形式相同，另一种是依据蒙古人的读音，后者可能源于当时藏族人的口语，因此这些材料对元代藏语的口语和书面语的异同方面的探讨也将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在我国历史上，八思巴字是首次统一各民族文字字形的尝试，也是首次用标音符号来书写汉文的尝试，是中国古文字学方面的一大发明创造，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瑰宝！它的创制和推行，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道奇异的光彩，一份独特的奉献。可以说，它的创造者八思巴不但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和宗教教育家，而且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